上交國家？盜亦有道？你了解的怕是「假」盜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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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天下霸唱的《鬼吹燈》在天涯蓮蓬鬼話上開始連載，憑藉新穎的題材與緊張驚險的情節迅速走紅，連續幾個月高居網路小說搜索榜冠軍；其同名小說出版數月後，銷量就突破了 50 萬本，並經歷了四次加印。與同時期發表的另一個盜墓題材的小說《盜墓筆記》一起，開啟了中國文學的「盜墓時代」。

不僅僅是小說，「盜墓」作為一個炙手可熱的新題材，也備受作者與製片人們的青睞。以《鬼吹燈》為例，僅在過去的2017年一年時間裡，就有《精絕古城》《牧野詭事》《黃皮子墳》這三部網劇陸續上線，累計播放量過百億；在2018年，已經確定上映的還有《鬼吹燈之龍嶺迷窟》和《鬼吹燈之雲南蟲谷》這兩部電影。而《盜墓筆記》不僅有影視劇，還被改編成話劇和遊戲。

盜墓，儼然成了一個大IP。

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裡，以盜墓為題材的作品之所以受市場推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在滿足了一般探險、懸疑的條件之外，這一題材往往還自帶濃厚的神秘色彩，作者在此基礎上把神話傳說、民間習俗和古代筆記小說結合起來，為讀者們創造出一個充滿著奇異生物的詭譎世界，使故事情節變得充滿刺激點。

隨著這類作品的大熱，盜墓這一行為也開始走進了大眾的視線。談及盜墓，大部分人都能多多少少地想起幾句「行話」：摸金校尉、搬山道人、粽子、明器 … 可以說正是通過這些作品，我們才對盜墓這一持續了數千年的行為有了一定的認識。

然而，書里的盜墓與真實的盜墓之間是存在著很大偏差的。

在影視作品中，盜墓行為大多披著著探險的外衣，主角們不僅在身份上自帶有洗白功能，而且有情有義，本領非凡，個個都是令人敬仰的英雄。

例如，《盜墓筆記》里的主角吳邪與張起靈，為了解開謎團、改變家族命運而下墓倒斗，拿的都是「神器」，是解開謎題的鑰匙；

《鬼吹燈》里的胡八一和王凱旋把從墓里取得的財物用來救濟戰友和鄉親，Shirley楊則是肩負了拯救族人的重任… …

作者往往在創設人物之初，就為他/她找好了必須進行這一行為的理由，讀者們在代入感之下也就潛移默化地認可了這種行為。

但是，當這種「摸金校尉」的正面形象被代入到現實中的盜墓犯罪分子身上時，其結果就讓人擔憂了。

2015年，遼寧省朝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11·26」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案第一批案件作出一審判決。該案在無論是抓捕人數還是追繳文物數上，都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數量之最，被稱為「建國以來涉文物第一大案」。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此案被告人的譴責之聲反而不及那些曖昧式的點贊之聲，嚴重的犯罪行為被「人才」「摸金校尉」「祖師爺」等詞語包圍，不見應有的反思與譴責。

沉迷在小說對於盜墓者們「摸金校尉」的英雄式角色設定的讀者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在現實中，並沒有家族使命，也沒有「劫富濟貧」，盜墓者的眼中只有「豐財厚葬以啟奸心」，為了得到這些價值不菲的隨葬品，他們通常會採用暴力手段進入墓穴，如炸藥爆破，給墓穴、棺槨等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而墓穴中的隨葬品們則或被盜走轉賣、或丟棄毀壞，對之後的考古工作造成嚴重的干擾和破壞，大量文物也在幾經轉手後流落海外。

縱觀歷史，出於宗族制度下對先祖的尊崇和「死者為大」為代表的傳統觀念，歷代律法對盜墓行為均主張嚴懲：先秦對這種行為「以嚴威重罪禁之」，漢代律法規定，「發墓者誅，竊盜者刑」，到了唐代，《唐律疏議》卷一九明確規定：「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元史》「盜賊」條下則寫明「諸發冢，已開冢者同竊盜，開棺槨者為強盜，毀屍骸者同傷人」，強調傷害屍骸和傷害活人是同樣的罪責。《大清律例》「發冢」中，對 36 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計 22 條，內容亦極詳密。

到了現代，對於盜墓行為的立法多是從保護文物、打擊文物走私行為的意旨出發的，《刑法》第六章第四節第328條設有「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對於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將視情節輕重被判處拘役、管制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過於強烈的代入感不僅會助長盜墓的違法之風，更是對辛苦堅守在文物保護工作中的考古人員們付出的否定。無論是前幾年的《我在故宮修文物》還是當下熱播的《國家寶藏》，我們總能在這些以文物為主題的紀錄片或綜藝里看到考古人員與文物修復者們的身影：從發掘時考古人員們以厘米為基本單位的小心翼翼，到中間經文物修復師們手的無數道整形、翻模、修補、紋飾對接、做舊等程序，一件文物才得以重生，用鮮活的姿態向我們講述著時代的故事。而文物毀損最嚴重的原因，往往不在於氧化、侵蝕等自然因素，而是盜墓者們的肆意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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