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柳詒徵與國學圖書館下

三、珍稀古籍的出版機構

陳訓慈說：「劬師主持國學圖書館，增益館藏，整理編目，編印年刊及流通閱覽以惠學人外，其尤為學術界造福不朽者，卻在用館藏佳本親自校輯印書等之出版事業。」[1]

柳詒徵先生畫像

柳詒徵在擔任國學圖書館館長之初就考慮印行古籍善本的問題，他在《改良第一圖書館計劃書》中談道：

有一事亟宜舉辦。館中善本，不啻鴻寶，任人閱覽，即易損失；（宋元舊本藏庋多年，一有損失，無以另求。）什襲珍藏，則等窖幣。兵火之劫，盜易之蔽，蟲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傳抄孤本有關學術者，僅恃手抄，事難功甚少，故欲恢張國故，便利學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發行，則如一人化身千億……

本館有此秘藏，而向來當事者計不及此，誠憾事也。

《柳詒徵文化思想研究》

所以，國學圖書館特地設立了印行部，起初訪購部和印行部主幹由繆鳳林、向達擔任，繆鳳林於1928年任職中央大學，向達於1930年任職於北平圖書館後，由周愨擔任。

國學圖書館印行部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流通善本秘笈為讀者服務，在國學圖書館的章程中，專有《印行部規程》，僅以前兩條為例：

第一條：本館設立印行部，流通秘笈以餉學者。

第二條：本館收藏善本、孤本、精抄本，得視本館經濟狀況及學者需要陸續印行。[2]

《東萊書說》

該館印的第一本書是《東萊書說》，就充分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柳詒徵於《嚴修能精寫東萊書說跋》云：「大學兩館，醵資印書。首舉是本，付之手民，扶翼微學，流衍秘笈，既資稽古，兼埤審美。」[3]

而且該館還一再堅持與重申這一指導思想，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九年刊·概況·印行部概況》云：

本館自民國十七年上開始印行孤本秘笈，志在流通傳播及海內外，以宣揚我國固有之文化，曾於十九年上選取精印書籍參加比利時獨立百年紀念博覽會得有獎狀及金質獎章，足徵海內外之重視也。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最近出版新書廣告》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十年刊·概況》有《歷年印行統計表》，據該表可知國學圖書館從1927年-1936年共印行圖書1423種68384部。

為了擴大影響，每一種書，柳詒徵都親自撰寫提要一則，並且彙編成冊，以便廣為宣傳。欲知國學圖書館印書的具體情況，可見王煥錪編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印行書書錄》。

我們在《江蘇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讀到國學圖書館印行部一則《附啟》，略云：「本館印行書籍已達百餘種之多，輯成提要一冊，函索即寄。」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五年刊》

據《江蘇國學圖書館第九年刊》記載，1935年3月24日「仁德印刷所送印行書目提要一千部來」，可見這種免費贈送的印行書目提要數量還是相當多的。這些印行書提要也刊載於年刊的空白處，今據《江蘇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專著》所載一則為例：

《洪武京城圖志》，精裝一巨冊，實價一元，書為明洪武時，禮部奉敕所撰，凡目十三，圖六，具載樓館、街市、壇廟、官署所在。

蓋明初南都偉大之規模，約具於是，今日建設首都者，首宜研閱者也，此以明弘治中王鴻儒翻雕本影印。[4]

《洪武京城圖志》

從提要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該書的書名、冊數、定價、作者、內容、價值，以及所依據的版本。

國學圖書館印書，主要是為了流傳珍本秘笈，為讀者服務。如柳詒徵在《謝氏後漢書補逸跋》中，稱該書為「丁氏善本書室寫本，久庋山館，學者恆乞移錄傳校。爰為印布，以備輯佚之參證雲。」5[5]

《柳詒徵評傳》

對於一些通俗文學的珍本圖書，也能充分揭示其價值，而給予影印流布。

國學圖書館所印圖書破獲好評，如潘伯鷹說：

他所影印的書，都是圖書館裡所藏的孤本精鈔舊槧。由於這一工作，使得極多的極有價值的書籍，延續了生命，擴大了流布。他所影印的書上，都有「盋山精舍」的圖章。至今這種書籍幾乎又已成為學術界的珍本了。他更用圖書館節餘的金錢，以鉛字排印了許多書。

這些書都是文史方面的好材料。而這種精打細算為文化的延續做不見聲名的工作，尤其是一種堅毅卓立精神的表現，值得大家學習的。[6]

江南圖書館

喬衍琯也說：

國學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在質和量上，比起平館和故宮自有遜色，然而經先生慘淡經營，在選印善本書籍這一方面，可說是開風氣之先。且選擇精善，數量上也有六十多種。而印出來的書，不僅可以廣為流傳，又可和各方交換館中所缺少的書。

國學圖書館從先生主持館務後，藏書激增，這也是原因之一，而經歷變亂，我們仍能讀到這些珍本秘笈，更是拜先生之賜了。[7]

國學圖書館的前身江南圖書館就有借書給出版社影印的傳統，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與《百衲本二十四史》。

《四部叢刊》

如趙鴻謙在《借影書表》中談道：

館存檔案有三次借印清單，分別在寧影印及借取至滬影印兩種辦法。自八年（1919）六月至九年（1920）一月竣事，計印入《四部叢刊》者四十一種，單行者二種，經借照，尚未印行者十九種。[8]

後來，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與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長王雲五又簽訂了《國學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重訂借印善本規約》十條。

按其中第五條規定：「借照之書發售時每本定價一元以下者，贈國學圖書館以印行部數百分之五，一元以上者，贈部數百分之十（印入叢刊者，每冊定價以全部平均數計算）。此項贈送書籍，國學圖書館得任意調換商務印書館自印其他定價相同之書。」[9]

《先天集》

可見該館支援其他單位影印出版，不是為了創收，而是為了藏書建設。如商務印書館曾向國學圖書館借印《先天集》，1934年9月20日商務印書館致函國學圖書館商討贈送圖書與調換圖書事宜，1934年9月21日國學圖書館致函商務印書館，答覆如下：

敬啟者：接奉大函，藉悉《先天集》本月下旬可以出版，承依照前訂借印規約第五條贈給敝館八十五部，並得任意調換貴館所印定價相同之書，至深感荷，俟該書出版時，即寄下三部。

其餘八十二部，擬調換貴館其他出版書籍，附上書目單一紙。單內各書現在有無。請加標記，並註明價目寄下，俾資選擇，舉行調換。[10]

此後雙方書信往還，國學圖書館終於收到所需書籍，此不贅述。

《武經七書直解》

該館也為其他單位提供影印底本，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七年刊·紀事》提到1933年7月28日，「陸軍編譯處借印《武經七書直解》竣事」。柳詒徵還為該書寫有一跋，今亦錄之如下：

錢塘丁氏藏《六經》、《三略》、《尉繚子》三《直解》，皆明初刊本，又得萬曆重刊本成化七種全帙。紀、阮、邵、莫諸公所見，殆皆未之逮矣。其書久歸盋山，為海內外學人矜重，今年又得一日本元治甲子部刻寬永癸未新刊萬曆五年翁鴻業刻張江陵《刪訂直解》十二卷本，山館所儲，又軼於丁氏。

研究軍事者，得此有清數百年中不經見之書而探索之，洵不啻鴻寶矣。中山楊君味蘭，以儒將長編譯處，與編輯文昌達吉，銳意網羅吾國兵家舊籍。

陸君深於目錄學，恆為山樓諏稽掌錄，胝末是編，力謀景印。爰《四部叢刊》假印善本故事，遴陸軍印刷廠工來盋山攝景，月餘蕆事，將以公之袍澤，爰為述其緣起。[11]

柳詒徵先生書對聯

國學圖書館在出版珍本秘笈方面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與它雄厚的基礎也有密切關係。如張舜徽所說：「此館自繆荃孫起曾搜購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范氏木犀館藏書，繼而裁併淮南書局、江南書局、江楚編譯局所有版片、書籍、通志局檔冊等，都充實到圖書館，使成為江南地區文物古籍最豐富的圖書館。」[12]

柳詒徵在圖書館事業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憑藉國學圖書館的豐富館藏外，主要在於它具有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思想。

柳詒徵先生為國學圖書館年刊題字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圖書館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他在國學圖書館年刊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錄略流布，餉帙彙集，遠以延千哲之緒，下以啟群儒之求，亦所以為天下也。」[13]

他還對顧廷龍說過：「緬維先哲篤生二千祀前，揭櫫大義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天下奚自乎？曰自學，曰自圖書館。」[14]

這句引文出自《禮記·禮運》篇，在柳詒徵看來，管理圖書館就得有儒家傳統的天下為公思想。

為了集思廣益，他還於1928年聘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漢章、中文系教授王伯沆、哲學系教授湯用彤、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小緣為國學圖書館參議，定期到館討論館務。

李小緣先生

其中李小緣為美國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留學生，獲學士學位，1922年至1924年，連續三年暑假，都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中文編目工作。時兼任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與主任，為著名圖書館學家。他從美國引進的圖書館學理論的精髓，也是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

李小緣認為：「圖書館者乃收藏、流通古今中外人類思想經驗之所在。集人類思想經驗而為記載，將記載印刷裝訂而成書，圖書館從而採購之，分類編目以組織之於一室，使之流通致用，是為圖書館。」[15]

他還把圖書館比喻成小宇宙，並指出：「圖書館宇宙最高之目的，乃使人讀書用書。換言之，即使人人能利用古今中外之經驗也。」[16]

李小緣先生手跡

他還說過：「關於服務方面，對讀者應具墨子摩頂放踵之精神。」[17]這句話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

柳詒徵在國學圖書館年刊的《發刊詞》中說自己「未嘗攻圖書館學」。[18]柳詒徵聘請李小緣擔任國學圖書館的參議，顯然是為了向他學習圖書館學知識。因此說李小緣的圖書館學理論對柳詒徵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李小緣說：「館長之第一要素即其學問。朝夕與書籍往來，苟無學問，選書編目皆不能為也。其第二要素即其辦事之方法。應有商人辦事精神善於行政用人管理一切。」[19]

柳詒徵先生信札

應當說柳詒徵在這兩個方面都是第一流的，學問自不必說，就辦事能力而言，柳詒徵上任伊始，就建立了完善的組織機構，並制訂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並且嚴格地照章辦事。

陳訓慈嘗舉一例：王伯沆曾在江南圖書館善本部工作過，又被柳詒徵聘為參議，與柳詒徵是老朋友，但是雙方都嚴格執行「藏書概不外借」的規定：

迨師改主國學圖書館，沆師仍任中大教授，猶時往國學圖書館瀏覽善本，有時一書研讀多日，從不以與館長多年交契，又曾在此館工作，而始終以館章「藏書概不外借」之規定，不提特殊要求，稍變既定規則。每日自家徒步赴館閱讀，師亦不為之變通。論者以君子不徇私損公，並稱重之。[20]

王伯沆先生

柳詒徵嘗舉一例，談到制訂規章制度，並嚴格照章辦事的重要性：

當齊耀林長蘇省時，檄龍蟠里圖書館以重複之本付大中橋之通俗教育館，供東城學者閱覽，而其中職員往往竊公書為私有，王君（伯沆）疾之，乃謂公眾之事絕不可信，故吾主持龍蟠里館堅持章約，即館員不得取公書久置私室，竭多年之力，編輯館目，公佈於世，冀力矯嗜書者溺私忘公之弊，使王君知天下事無不可為，但當力矯積習。使成風氣。

予主是館十許年，王也不復操前論，然當世之圖書館觸公便私者，猶然自若，經國難後益甚。[21]

柳詒徵先生墓

可見，柳詒徵所領導的國學圖書館是南京圖書館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它在藏書建設、讀者服務、科學研究、圖書出版等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都與柳詒徵傑出的領導才能密切相關。國學圖書館的優良傳統仍然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

注 釋：

[1].陳訓慈：《劬堂師從游脞記》，見《劬堂學記》76頁。

[2].柳詒徵：《國學圖書館小史·現行章程》，國學圖書館，1928年，85頁。

[3].柳詒徵：《嚴修能精寫東萊書說跋》，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題跋》，國學圖書館，1929年，25頁。

[4].柳詒徵：《洪武京城圖志》，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題跋》，國學圖書館，1935年，5頁。

[5].柳詒徵：《謝氏後漢書補逸跋》，見《柳詒徵劬堂題跋》，台北華正書局，1996年，193頁。

[6].潘伯鷹：《柳翼謀丹鉛高寄》，見《劬堂學記》146頁。

[7].喬衍琯：《柳翼謀先生文錄編後記》，見《劬堂學記》299頁。

[8].趙鴻謙：《借影書表》，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表格》，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年，36頁。

[9].《國學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重訂借印善本規約》，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三年刊》，國學圖書館，1929年，21–22頁。

[10].國學圖書館：《致商務印書館》，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國學圖書館，1935年，31頁。

[11].柳詒徵：《武經七書直解》跋，見《柳詒徵劬堂題跋》，台北華正書局，1996年，227頁。

[12].張舜徽：《柳詒徵傳》，見《劬堂學記》58頁。

[13].柳詒徵：《發刊詞》，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卷首，國學圖書館，1928年。

[14].顧廷龍：《柳詒徵先生與國學圖書館》250頁。

[15].李小緣：《圖書館學》，第四中山大學，1927年，22頁。

[16].李小緣：《圖書館學》，第四中山大學，1927年，24頁。

[17].李小緣：《圖書館學》，第四中山大學，1927年，107頁。

[18].柳詒徵：《發刊詞》，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卷首，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年。

[19].李小緣：《圖書館學》，第四中山大學，1927年，103頁。

[20].陳訓慈：《劬堂師從游脞記》，見《劬堂學記》76頁。

[21].喬衍琯：《柳詒徵劬堂題跋》，台北華正書局，1996年，38–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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