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社會學 01：時尚的多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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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活在今天的城市中，時尚無處不在。它切入你的髮膚——從服裝、髮型、臉上的玻尿酸；滲透進你的思維——審美、價值、取向，乃至於推動決策的潛意識。不知不覺，它構成了一座承載每個人的曼陀羅，無論遠近，不分高低——統統逃不了。

百年前，馬克思面對古典資本主義曾說過「商品是社會的普遍形式」。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今天，時尚則不啻為這個消費社會的普遍形式。

今天的時尚社會學，發軔於18世紀西方世界。在近百年內，工業革命推動生產力飛躍，使商品空前豐富——直至剩餘。因此，整個產業鏈需要將消費文化意識形態嵌入商品，通過媒介製造、傳播，最終把大家統統轉化為「消費者」，以消化多餘的商品。

唯消費至上的當代社會，每個人都是消費者，也被別人所消費。

這背後正是由消費文化意識形態所建構的一套時尚社會學。事實上，它雖然隸屬於社會學下的分支，但同時也與多重學科互相交叉——從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語言學、符號論、傳播學等多學科都能互相對證、研究並總結理論。

1、時尚的結構

時尚社會學由一副精密結構組成。它由小到大，呈現逐步複雜化、多因果的形態。

早在古典資本主義社會，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就敏銳的洞悉了資本主義、貨幣與社會的聯動關係。他首個提出著名的時尚傳播結構——「由上至下」——統治階層向平民日常的傳播與統治。但到了工業革命時代，統治階層大幅萎縮，轉而產生了大量中產階級，他的理論就無法更進一步解釋，統治階層的時尚觀念是如何影響中產階級的具體行為，以及平民又如何進一步模仿中產階級。

馬克思（Karl Marx）進一步揭示了結構中的互為矛盾性質。他在分析「商品」這個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社會現象時，用了「雙重性」來揭示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特殊結構，以及這一結構互為作用時帶來的矛盾性。

至少在今天看來，古典時代的時尚文化結構還是易懂的。

但到了工業革命成熟，消費社會興起，情況就複雜得多。時尚不但是商品也是文化，是流行也反流行。它蔓生了密麻麻的商業枝椏，圈下了一大片學科地盤。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商品，充當了市場的主要機制，甚至像一顆勃起的心臟輸送著市場的生命力。

它具有文化、商業及意識形態的三重性質，卻超出任一單一範疇，要從社會結構及性質的綜合體角度觀察，正視它的複雜性。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法國就是研究時尚社會學的橋頭堡。從早期的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埃里亞斯、松巴特、維布倫、索洛金等紛紛投身其中。

1942年，法國著名社會學、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在紐約認識了俄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Roman Jakobson，吸收了來自索緒爾的語言學（現代為符號學）。這一結構語言理論把音素界定為處於一個系統中的要素，著重觀察要素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具有一個最基本的類型，即二元對立的結構關係，如輔音與母音、尖重音與鈍重音、濁音與清音等。列維－斯特勞斯進一步將結構語言學分析法用到了人類學。他認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藝術和宗教），在內在性質上與語言是相同的。

在應用到田野調查的實踐中，他根據二元對立、倒置與置換來研究親屬制度、神話、以及人類社會。他視社會文化現象為一種深層結構，把邏輯、儀式、與習俗等看作一個概念體系，不論是一撮塵土還是一則面具，生食或熟食，蜂蜜與煙灰，這些表面毫無關係的多元事物，都能通過這一概念體系順藤摸瓜尋到底下脈絡。人們正是通過這個體系來組織世界。

時尚社會同樣是一個結構體系。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經就時尚的符號與意義的特殊結構指出：「時裝是由兩個方面所組成的。它一方面是形式、材料和顏色，另一方面是社會情境、狀況、地位、心態和性情。簡單地說，它一方面是服裝，另一方面是世界。所以，時尚就是服裝同它在其中被穿戴和被描述的那個社會相結合的產物。」

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長期關注權利與知識、社會的關係。他認為，一個傳統權利社會的真理系統，可以經由歷史、知識的辯證來被質疑；反過來，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也可以挑戰傳統權利。

在1960年代，他提出過一個重要的美學觀點——「關心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件藝術品——用本雅明或波德萊爾的老詞，就是「趕時髦」（dandysme）。在由知識、模式和權力關係編織的結構中，開闢出個人的自由空間。這樣一來，個人與權利社會的關係就不是直接對立，而能從中解脫。

這一觀點，顯然是說給正從家庭中解脫出來的女性聽的。在當時的社會風潮下——席捲美國「反文化運動」以及法國正如火如荼進行的「五月風暴」。這場由年輕人主導的大範圍反文化運動，包括了民主運動、黑人民權、反戰和平、環境保護，以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意識形態；

同一時間，女權意識的覺醒，觸動了在倫敦經營時裝店的英國設計師Mary Quant。她為店裡的前衛青年創造出了「超短裙」，並且立馬受到了美國消費者的強烈追捧。沒過多久，在逐漸全球化的商業勢力作用下，「超短裙」與法國設計師Pierre Cardin、Cristobal Balenciaga的「未來主義」一同，構成了1960年代時尚的整體面貌。

從中得見——社會影響到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推動了商業，商業改變社會。這三個要素單位融為一體，構成了基本結構。

隆德大學教授Ann Mari Sellerberg更詳細的將時尚文化的結構歸納為六個方面：

1、流行既簡化社會複雜性，又同時增加社會複雜性。這是因為流行功能運作的特殊途徑使它以越來越精細和模糊的差異性與區別性不斷地產生新的社會複雜性。

2、流行就其本身而言包含著非常細緻和嚴謹的規則，但它在實際運作中卻又充滿著變數和不規則，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非常反叛、非常抗拒常規的。

3、流行一方面同物質性的和實際活動的事物無關，但另一方面它又要仰賴具體和實際的環境，需要這些具體因素為它提供養料和動力。

4、當代社會人們對於流行的態度一方面涉及許多因素，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不偏不倚的超然形式。

5、流行既涉及責任感，又需要脫離責任感的無限自由。

6、流行既是可隨從的，又是不可企及的；它既是參與隨和的，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事物。

但同時，時尚本身也是物質消費品，在消費層面也包含了三重價值結構：1、作為消費文化產品的使用價值；2、交易流通價值；3、在交易過程中的象徵性的意義和價值。

而按照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教授索羅金的《文化和社會的動力學》，時尚社會的變遷是一種多重結構論：1、符號；2、意義或價值；3、載體；同時，這一三重結構又處於流行文化、行動者及環境的大三重結構包裹中。大三重結合著小三重，使得整個時尚文化的運作及運轉更加複雜。

本打算抽空寫個時尚社會學的系列，分符號、心理、政治等多篇目。但沒想到一個引子就寫了5000多字……現拆成三段。這是第一段。

這些內容也小眾，應該沒多少人要看，不管了，自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