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性與亞洲理論：酒井直樹、孫歌對談

講座討論環節，酒井直樹（左）與孫歌（右）對談

2018年1月28日下午，題為「普遍與特殊：何為亞洲性」的講座在北京中間美術館舉行，此次講座邀請了兩位研究亞洲問題的學者，一位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研究學科講席教授酒井直樹，另一位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教授。他們圍繞亞洲這一話題，從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視角，聯繫人類學、歷史學和國際政治，探討亞洲的身份與建立亞洲理論的策略，各自發表了主題講演，並與觀眾互動。

講座現場

講座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兩位嘉賓發表主題演講，第二部分為嘉賓的主題討論環節，講座由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主持，杜可珂和張晴擔任現場翻譯。

美國康奈爾大學亞洲研究學科講席教授酒井直樹發表主題演講

酒井直樹：亞洲理論與歐洲人文的思考

酒井教授在講演中談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亞洲？」。他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切入，以西方為參照，勾勒出一個被歐洲或西方世界定義和排斥的亞洲。 「9·11」事件發生後，亞裔學生在美國的社會氛圍下都產生了普遍焦慮。他回顧了20世紀30年代歐洲高度的愛國主義排外情緒和反移民的種族主義，侵略主義興盛的時期。當時有一種民粹主義的提法叫做「只為歐洲人的歐洲」，很多民眾支持的運動要求歐洲文明進行凈化，就是把那些「污染」歐洲文明的文化和少數族裔清除出去。而當下，西方世界的種族主義和「半法西斯」式的政治結構又捲土重來。

在這樣的「歐洲中心論」的社會背景下，回到學術界，酒井教授提出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當『亞洲』與『理論』這兩個詞並置時，我們會感到不適？」。

西方學術圈的共識是，理論只屬於北大西洋地區，即北美和歐洲。 20世紀初，德國哲學家胡塞爾認為，印度和中國的哲學很難被規定為真正的哲學，因為印度和中國的哲學家對生活的態度不夠理論化。他所認為的「歐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歷史的統一體，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模式，這種歐洲人性是與一般人性所不一樣的。在胡塞爾的框架中，歐洲人的概念與理論密不可分，理論是塑造歐洲精神的關鍵性元素。他認為，當歐洲人遠離理論精神時，他們就感覺到危機，因為這種遠離使他們無法與非歐洲族裔相區分而喪失身份，就越來越無法與人類學意義上的亞洲人劃清界限。所以，在當時的很多場合下，包括胡塞爾和法國詩人瓦萊里的一些人就把亞洲與理論的不兼容性作為一個話題提出來了。

胡塞爾有猶太血統，納粹黨上台後，他被驅逐出國家體制之外。作為對抗，他通過一個與法西斯的民粹主義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去重申所謂「歐洲人性的使命」。這種使命強調歐洲人性、歐洲精神和理論之間的緊密關係，即整個歐洲的思想和哲學是朝向理論的方向發展的，這一點是中國和印度人沒有的東西。這類觀點出現在他晚年的著作中。

那麼，為什麼歐洲人執著於把自身和亞洲區分開來？酒井教授認為，問題的根本可能存在於西方的身份認同本身就充滿了焦慮和危機感。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抬頭的重要原因是，當時歐洲很多社會階層都有廣泛焦慮的情緒，因為在文化資本、經濟積累和科技知識領域，歐洲的社會中下層居民還遠遠沒有那麼自信。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鼓動。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這段時間裡，猶太人就成為了非歐洲或亞洲元素入侵歐洲的象徵。

「現在很多做區域研究的學者依然把自己定性或定位為西方人，但他們真的在自己這個領域內感到驕傲，或比非西方領域做得更優秀嗎？答案是否定的」酒井教授說。當下，後工業時代的各個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都有明顯地反移民的種族主義運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里，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回到最初西方和非西方的人類學差異的討論上去？在學術界里再討論西方和亞洲的分野是不是還有意義？他以這個問題作為發言的結尾。

應聽眾的提問，他表達了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的看法。他認為這種說法是非西方國家面對歐洲知識入侵時的典型反應，這個反應拒絕了西方的理論而堅持本土的傳統，只取對自身有用的東西，更加明晰了與歐洲的界限，卻反而維護了東西方之間的殖民秩序。他援引日本學者竹內好的說法，表示這是一種「怨恨的邏輯」，亞洲知識分子雖然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最終還是在維護東西方之間的差異，最後反而起到了加強歐洲或西方在亞洲地區的優越性地位。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孫歌：新普遍性與「形而下」之理

孫歌教授首先總結酒井教授的發言，認為他講到了非常重要的認識論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西方世界和北美的批判知識分子，在他們批評和反思歐美中心論的時候伴隨著一個宿命：他們不得不在一個被約定好的框架之內來發言」。 同時，她表示，從現在開始，人類必須要依靠亞洲的歷史和「亞洲式」的思考才能真正有效抵制「西方中心論」。

接下來她對「普遍性」概念做了重新思考和澄清。普遍性常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能夠涵蓋很多甚至所有特殊性的一種普適價值。但她認為，這種普遍性是一種理論，並且是西方式的理論。當今中國學院里大批生產以特殊性的經驗驗證西方理論普遍性的論文，這種論文被證實基本上是沒有原創性的。普遍性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在現實中存在的只有特殊性。雖然，從特殊性中抽取共同的要素，或打造成同質性的要素，這裡作為一種概括而存在的普遍性是十分必要的。她強調：「但是，當它被價值化之後，所謂的普遍性價值就不再是概括，它變成了一種霸權性的敘述」。歐洲理論實際上是人類精神產品的特殊狀態，但它卻變成了普遍性的價值，亞洲的理論因為不同於歐洲而被排除在外。所謂「理論來自西方，經驗來自亞洲」的說法，同樣是一種可以被質疑的預設。

如果放棄對這種理論普遍性的不加反思的預設，普遍性還會以其他方式呈現嗎？

她以上世紀50年代末期美國地理學家對普遍與特殊的討論為例，提出了通過差異來尋找普遍性的方法。這個討論在理論上建立了關於「相似性」的理論。美國地理學家哈特向（R·Hartshorne，1899～1992）認為「相似性就是去掉了那些枝節之後，留下的最主要的差異」同時他提出「最優秀的地理學成果不應該是那種宏觀的，把整個宇宙囊括在內的研究，而應該是那些對於特殊性和由這種特殊性當中透視出相似性的個案研究」。

在建立亞洲理論方面，她認為亞洲的理論並不一定要用歐洲的抽象形態來建立，所謂「形而下之理」就是要用具體的問題呈現理論性。而新的普遍性是作為媒介而出現的，由於這個媒介，特殊性得以找到交集，他們內在的一貫性不是抽象的。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贄對一件事——兒子為修行而把母親留在家裡——下的兩個結論：「如果你要修行，你又何必出家」和「出家是對的，家有聖母，這是你的福氣」具有內在的交集。

孫歌教授指出，亞洲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非整合性」。亞洲之內至少可以粗略地被定義為三個文明圈，即伊斯蘭、佛教、儒學或儒教文明圈。三個文明圈一致並存，千年以來並沒有融合，這與歐洲希臘文明建立起的單一敘述是不同的。她還引用尼赫魯在1950年的演講「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在我們沒有獨立的時候，它是一個好東西，它幫助我們獲得獨立；但是在獨立之後，它有可能轉變為對外擴張的能量」來說明，新的種族取代原有的霸主，形成新霸權的普遍性想像的模式是有問題的。所以，新的普遍性想像要把已有的普遍性想像相對化。亞洲不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所以她認為應該用莊子《齊物論》里的「不齊之齊」思想來看待亞洲的問題，即 「所有的和諧不可能統一為一，它一定是百花齊放的，這應該是『亞洲性』的精髓」，她說。

觀眾聆聽演講

對談環節中，酒井教授繼續展開胡塞爾和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胡塞爾晚年強調希臘文明就是歐洲理論和歐洲精神的起源，他也認為歐洲是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就一直存在的。但酒井並不這麼認為，他表示我們現在理解的「歐洲」是在16世紀才開始出現的，因為由於宗教改革出現了民族國家，也建立起了「國際社會」。在大航海時代，歐洲才認識到自己是歐洲，因此歐洲概念與殖民密切相關。亞洲也是如此，只有19世紀亞洲被殖民之後，「亞洲」才作為一個概念存在。而歐洲的歷史也並不是胡塞爾認為的從古希臘開始，而是在18世紀歐洲取得全球主導性位置之後，才建立起了歷史的線索。世界中心也早已在20世紀60年代轉移到美國，正是因為美國建立起一套大學和學術的體制，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資源。他表示：「中國如果要成為下一個中心，關鍵是要形成不同於以往的學科範式和機制吸引人才，所以在這個問題面前，東方和西方的文明差異就顯得不再重要了」。

在他看來，理論批判是跟權力關係密切相關的，權力關係指人與人之間的組織方式。而「亞洲」這個概念就在這個權力結構中生成，與以前相比，亞洲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因為它的語境不再是殖民主義，含義也不再是國家主權的缺失。近三十年來亞洲政治格局和經濟實力產生巨大變化，他認為，按這種速度，未來50年中國東海周邊將成為下一個世界中心，而關於種族的仇視又會升溫，他擔心20世紀初的「黃禍」說法又會出現，消除這種對非西方和亞洲的恐懼也是緊迫的問題。

講座現場

孫歌教授就這個問題，認為這種把一種特殊性不斷被放大、企圖覆蓋全人類的事情在世界上發生過，其結局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最終我們還是要建立一種多樣化的世界。對於亞洲知識分子，歐美的解構思維是需要的，我們需要解構自身，解構我們認識論的貧乏和單一。而解構完之後我們必須還要建構，建構另外一種動態和諧的普遍性。我們看問題需要用另一種視角，即亞洲的開放性和非整合性視角來討論亞洲原理，這是亞洲的資源。否則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會單一化，「亞洲也並不是只有亞洲人才可以討論」她強調說。

講座現場

本次講座是中間美術館近期舉辦的「失調的和諧」展覽的系列活動之一。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在講座結束時表示: 「在美術館日常項目的設置上，我們希望打開更多的可能性和新的路徑，來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更好地認識我們立足的歷史和思想基礎，這些工作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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