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四十：天津密會（二）

原標題：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四十：天津密會（二）

蔡鍔（1882－1916）

「天津密會」期間，根據會議精神，蔡鍔還積極秘密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反袁聯絡工作。

8月下旬，蔡鍔分别致電雲南將軍唐繼堯和貴州護軍使劉顯世，請他們以籌安會代表的名義速派可信任之人員進京。[17]9月3 日,蔡鍔又致電貴州的戴戡：「以勢測之，為期不遠。執事能早來京甚佳。」蔡鍔督滇期間，尤其是滇軍援黔前後，戴戡曾是蔡鍔的摯友和重要助手之一。1913年，戴戡出任貴州民政長，後改稱巡按使。1915年8月，袁世凱為了監督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免去戴戡貴州巡按使之職，改任參政院參政，而派其心腹龍建章接替戴戡任貴州巡按使之職。戴戡得電後即與貴州派往北京的籌安會代表王伯群聯袂赴京。王伯群系劉顯世外甥，早年受劉顯世資助赴日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國，任上海《大共和日報》經理，先後出任統一黨、共和黨和進步黨幹事，與梁啟超關係密切。

10月，王伯群、戴戡到京，蔡鍔立即與他們趕到天津梁啟超住處進一步密謀雲、貴反袁起義計劃。除了梁、蔡、戴、王四人之外，前後參加會議的還有湯覺頓、蹇念益和陳國祥等三人。因此，「天津密會」又稱「天津七君子會議」。與會人員經分析派往各地人員反饋的信息並反覆研究討論，最後敲定了反袁起義的具體步驟：「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會議決定戴戡、王伯群負責策動貴州起義；蔡鍔負責策動雲南；梁啟超負責廣西。同時，考慮蔡鍔赴滇途中有危險，由王伯群持蔡鍔親筆信先行赴滇面交唐繼堯，傳達天津會議精神，並與其商議雲南反袁起義準備事宜。

戴戡（1879—1917）

從參加「天津密會」的人員分析，不僅均為進步黨的主要成員，而且戴戡、王伯群、陳國祥、蹇念益均為貴州人，蔡鍔曾先後在廣西、雲南擔任過要職，在兩省均有廣泛而重要的人脈關係，由此足見蔡鍔、梁啟超等人對雲南、貴州、廣西的重視。

蔡鍔、梁啟超等人確定在雲南、貴州、廣西率先發動起義的戰略設想，就當時各方面情況分析，是有比較充分的現實根據的，而且從後來護國戰爭的發動、發展和結果來看，也是非常正確的。

第一，雲南、廣西地處西南邊陲，山高境險，在軍事上有易守難攻的優勢，而且與英、法殖民地越南、緬甸接壤，無後顧之憂。

第二，雲南、廣西、貴州遠離北洋勢力統治中心，南方各省中，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七省的革命力量，由於參加「二次革命」而被袁世凱摧毀後，只有雲南、廣西、貴州元氣未傷，而且當時全國除滇、黔、粵、桂4省之外，其他各省都是北洋軍隊的駐地，因此，是北洋勢力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

第三，雲南當時有正規陸軍兩師一旅，兵力近兩萬人，其武器裝備是從德、日等國購進的，是當時的優良武器，而且滇軍軍官中有一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其中許多是留日士官生或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受過良好訓練。因此有「滇軍之精銳雄武，為當時之第一流軍隊」之讚譽。

第四, 雲南軍民在辛亥革命中經歷過「重九起義」革命戰火的考驗和鍛煉，辛亥革命後又經歷過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具有比較濃厚民主共和思想。

第五，蔡鍔督滇兩年，在雲南的政界、軍界有很高的威望，雲南政府和軍隊的主要負責人曾都是蔡鍔的部下，對蔡鍔既尊敬又尊重。當時的雲南將軍唐繼堯是蔡鍔的老部下，與蔡鍔一道參與過雲南「重九起義」，受到了蔡鍔的格外賞識，無論是率軍北伐入黔，後來當上貴州都督，還是蔡鍔入京後，回滇主政，都是蔡鍔鼎力支持的結果。因此，唐繼堯對蔡鍔一直是心存感激，唯蔡鍔馬首是瞻。「雲南軍隊傾向蔡，雲南人民傾向蔡，唐更傾向蔡」。

第六，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相鄰，歷史上聯繫密切。辛亥革命前後，這三省聲氣相通，素無隔閡，而且，蔡鍔與廣西、貴州當時的領導人均有較深的人事關係。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在請滇軍援黔和唐繼堯回滇主政後當上貴州護軍使都得到過蔡鍔的支持，對蔡鍔十分尊重。而廣西將軍陸榮廷則與蔡鍔在廣西練兵時就相識，雖然他在辛亥革命後積極追隨和支持袁世凱，並在「二次革命」期間鎮壓過革命黨人發動的柳州起義，被袁世凱先是授以寧武將軍，後又晉陞為耀武上將軍，督理廣西軍務。但是，隨著陸榮廷實力地位的加強，袁世凱對陸榮廷的戒心也愈來愈大。1915年，袁世凱派其心腹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用以監督陸榮廷，接著又以派充侍衛武官為名，調陸榮廷之子陸裕勛入北京，實際上充當人質。凡此種種，無一不是為了控制和對付陸榮廷的。對此，陸榮廷心知肚明。因此，陸與袁之間多有矛盾，是不受袁世凱掌控的地方實力派。尤其重要的是，陸榮廷的把兄弟廣西第一師師長陳炳焜是蔡鍔任廣西講武堂監督時的學生，且「與松坡通蘭譜」，結為兄弟，蔡鍔通過陳炳焜做陸榮廷的工作，促其響應雲南起義也是有把握的。

反袁的發難地雖然確定了，但作為軍事戰略家的蔡鍔認識到，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情況下，要打倒集全國軍政大權於一身的袁世凱，必須聯絡和團結國內外那些「懷有義憤」，「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的志士，組成最廣泛的反袁聯合戰線，共同奮鬥，才能穩操勝券，最終完成倒袁之大業。基於上述認識，天津密會期間，蔡鍔還注意開展了一系列秘密聯絡工作。

首先，聯絡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籌安會成立後，蔡鍔即致電雲南將軍唐繼堯、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廣西將軍陸榮廷、廣西第一師師長陳炳焜等人說：「京中現有籌安會研究國體問題，其宣言書當已達覽。此事關係國家前途甚巨。際茲強鄰伺隙、黨人思逞之時，台端處事持議，務望穩靜，以靖地方，而裨大局。」與此同時，蔡鍔還及時向他們通報京中動態，指示他們派本省的籌安會代表儘快赴京，並發電錶示贊同帝制，以麻痹袁世凱。嗣後，蔡鍔又秘派何雲翔、黃實等人赴雲南，彭權、何上林赴廣西，趙恆惕、陳復初赴湖南，畢厚去廣東具體做聯絡和策動起義工作，「為異日反對帝製作準備」。

廣西將軍陸榮廷

四川瀘州是蔡鍔反袁軍事計劃中進攻四川的重要關隘，而此時駐守瀘州的是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和旅長雷飆。劉存厚雖為四川簡陽人，但自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分發雲南編練新軍，歷任雲南新軍第十九鎮戰術教官、三十七協七十四標二營管帶，曾與蔡鍔密議革命，並參與雲南重九起義，率兵進攻督署。民國成立後，受士官學校同科同學、時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之邀，劉存厚返蜀任川軍師長。雷飆則是蔡鍔執教湖南武備學堂時的學生，與蔡鍔還是邵陽老鄉，常年隨蔡鍔到廣西、雲南、北京等地工作，1915年春陳宧赴四川任職時，經蔡鍔推薦跟隨陳宧進川，派在劉存厚手下任旅長。因此，他們都是蔡鍔的部下和親信。為了反袁起義後能取得他們的協助，蔡鍔也致電提醒他們「須處處留心人才，為將來國家用。凡各軍隊官長，尤應時刻留心，與之團結一致」。

其次，聯絡國內外革命黨人。「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在全國實行獨裁專制統治，革命黨人受到嚴重的迫害，軍隊潰敗，黨人星散，大批骨幹遭到通緝，在國內沒有立足之地，被迫流亡國外。為了重整黨務，發動三次革命，以推翻袁世凱專制統治，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孫中山於1914年7月在日本召集部分原國民黨員組建中華革命黨，並密令陳其美到上海籌建中華革命軍東南軍，居正到青島組建東北軍，胡漢民到廣州籌建西南軍，于右任到陝西籌建西北軍，同時指示國內各支部和黨人互相配合，進行武裝討袁。但是，由於袁世凱的嚴密控制和破壞，革命派內部分裂、各自為政以及武器供應不上等原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所創建的革命武裝，未能開創巨大的革命局面。而黃興、李烈鈞、李根源、熊克武等一些國民黨元老由於對中華革命黨絕對服從黨魁的規定和秘密結社的組織形式不滿，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8月，李烈鈞、李根源、熊克武等人發起組織歐事研究會，奉黃興為領袖，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內外局勢為名，從事武裝反袁的準備工作。

天津密會後，蔡鍔即主動與遠在美國的黃興聯絡，派專人給他送去一封長達17頁的密信，通報國內形勢以及袁世凱陰謀稱帝的種種活動，並提出準備潛赴西南發動起義的計劃，徵求黃興的意見。黃興對蔡鍔的計劃非常贊同和支持，認為「討袁的時機已經成熟，憑藉松坡先生辛亥前後在雲南蓄積的革命力量，以及他與進步黨和一部分國民黨人的密切關係，雲南發難是較有把握的」。因而立即致函在日本的張孝准，「囑其速即設法回國，與松坡先生密取聯繫，相助進行」，並致函唐繼堯，說明「蔡只借滇軍討袁，不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發」，以消除唐繼堯可能產生的疑慮。同時，黃興還電促在海外李烈鈞、石陶鈞等歐事研究會成員回國，參加武裝反袁起義。1915年11月，黃興得悉蔡鍔出京後又通知張孝准，蔡鍔將經過日本去雲南，要求張孝准和石陶鈞確保蔡鍔「安全通過倭地，經香港、安南（越南）達到目的地」。在與黃興聯絡的同時，蔡鍔還通過中華革命黨員李華英與在東京的孫中山聯絡。並囑袁家普秘密聯絡在上海的歐事研究會成員彭允彝、谷鍾秀等人，「與上海民黨暗通消息」。

黃　興

再次，聯絡其他重要人物。蔡鍔還注意暗中與其他黨派和省份重要人物聯絡。張謇是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民國成立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解決了不少財政困難。嗣後先後出任統一黨、共和黨、進步黨理事。1913年11月，蔡鍔進京時，張謇出任熊希齡內閣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1915年1月，蔡鍔兼任經界局督辦後，與張謇住所相鄰，為經界事常與張謇商榷。及袁世凱欲推行帝制，張謇即辭職南歸，專心經營實業教育。蔡鍔離京前曾託人送書張謇說：「成敗利鈍，吾所不計，但求諸公主持公論以為助耳。」黑龍江將軍朱慶瀾晉京述職返回黑龍江前夕，蔡鍔邀其至住宅，「暢談半日，叩其對於帝制問題，沉吟者久之，早知其已有會心」。胡景伊是蔡鍔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並一道參加過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後，蔡鍔督滇，胡景伊督川，因此，兩人聯繫比較密切。1915年春，袁世凱派親信陳宧入川，將胡景伊免職，調北京任參政院參政。蔡鍔在京時積極爭取胡反袁，並與之「熟籌川事，密約南旋」。張紹曾與蔡鍔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友，1911年10月曾與吳祿貞、藍天蔚策劃「灤州兵諫」，民國成立後任綏遠將軍，1914年調北京任將軍府將軍。袁世凱陰謀稱帝後，蔡鍔與張紹曾秘密謀劃維護共和、反對帝制，議定「蔡到滇發難，張即聯絡北方軍人共同響應」。山西將軍閻錫山的參謀長李敏（字勉之）為雲南呈貢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回滇任滇三十七協七十四標教練官，嗣後調廣西第一標第一營任管帶，辛亥革命後投效士官學校同學閻錫山，此時李敏奉閻錫山之命常往返於京、並之間。蔡鍔因而得與李敏秘密聯絡，並托其攜帶何紹基所書的四幅綉屏中的一對贈閻錫山，作為紀念。綉屏的上聯是「雅量風清兼日月」，下聯是「高情澗碧與山紅」。閻錫山收到綉屏時「就知道他決定離開北京」，明白了蔡鍔反袁的真實態度。

對於蔡鍔秘密加強與各方的聯絡工作，謝本書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蔡鍔對於反袁各派的聯合起了關鍵性的紐帶作用。沒有蔡鍔所起的紐帶作用，反袁聯合戰線的形成將是更加鬆散的，以致是不大可能的。」

總之，持續三個多月的「天津密會」，「定策於惡網四布之中」，確定了反袁起義的根據地，制定了反袁起義的策略，加之蔡鍔與各方面的聯絡，為護國戰爭的發動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蔡鍔作為「天津密會」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在反袁策略的研究和確定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自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之第八章「夢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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