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楊寶德？
最近看了《寒門博士之死》的報道，講的是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因頻頻被其導師要求打理各種私人雜務：澆花、拎包、擋酒、洗車、裝窗帘等，到頭來他發現自己一無所獲：學術無果，出國無望，由此陷入深深地絕望，最後因不堪精神重負，選擇溺河身亡。本來博士應該是國家培養的高端人才，他本該暢遊於浩瀚的學術海洋，結果沒曾想他整日面對的竟是導師各種繁瑣的生活雜務，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不僅是當事人無法忍受，就是我們這些局外人也深感震驚，唏噓不已。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而其導師周筠要求他做的澆花、拎包、擋酒、洗車、裝窗帘等雜務顯然與學術無關。而楊寶德一味地選擇隱忍與順從，我想既是出於他的善良本性，他不忍拒絕，也是因為博導掌握著他畢業的生殺大權，他無法拒絕。但是，博士畢業固然很重要，但是相較於生命，這一紙文憑又顯得太微不足道了，這事件表面上看，反映了扭曲變態的師生關係，但深層次來看，則是演繹了人性中的善與惡。
這種善與惡，不僅會出現在師生之間，其實會出現在任何一個不平等關係里。這種不平等涵蓋很多方面，比如經濟上的不平等、身份上的不平等、權力上的不平等、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的關係就好比兩人坐蹺蹺板，如果一端的惡高高居上，那麼另一端的善必然低低在下，這種情形下，惡必將憑藉其地位優勢生髮出對他人的道德綁架、情感綁架、權力綁架，依託這些綁架，惡就有了冠冕堂皇奴役他人善的理由與機會。
所以當我們涉入一段不平等關係，我們應該警惕這種人性深處的惡與善，我們應該保有這樣的觀念：一是我們是自己時間與精力的唯一主人，只有我們能決定自己時間與精力的分配與投放；二是國有國界，疆有疆域，同樣，每種關係也有界定的權利與義務，在界定範圍內，我們不吝時間與精力的投放，做好自己的應盡事務，而超出界定範圍的要求，則不屬於我們義務範疇，我們有做與不做的自由，如果我們做，那前提一定是出於自願，這種自願包括我們願意承擔最壞的結果——徒勞無功，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如果我們不願承擔這種後果，卻被強制性要求為他人服務，那麼這種強制性就屬於對個人的侵犯，就是惡的體現。這種惡，我們應該學會拒絕，不然我們的善將無以生存，我們自己也將無以立足。比如楊寶德，自己將大多數時間與精力花在為導師打理生活雜務，結果是提高了導師的生活質量，而自己的學術研究卻一無所獲，最後致使自己活的壓抑而且痛苦。
每一種惡的背後都是人性自私的索取，而每一種善的背後都是人性良知的約束，當我們居於高位時，我們需要用良知來約束我們的言行，讓我們彰顯善的一面，反之，當我們居於低位時，我們要有足夠智慧，智慧到能夠分辨惡，我們還要足夠勇敢，勇敢到能夠拒絕惡。只有這樣，善才能有所滋養而煥發生機，惡才能有所忌憚而無以生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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