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從《史記新本校勘》講起
【讀書會】
光明日報記者 劉彬 整理
編者按
不管是初讀《史記》的青少年，還是學養深厚的文史專家，在閱讀和利用《史記》時，都離不開以往已經取得的校勘成果。此次讀書會，我們邀請了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為大家介紹他的一些《史記》校勘工作經歷，及其剛剛出版的《史記新本校勘》一書。藉此機會，為讀者提供一些參考，以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史記》的本來面貌。
主講人：辛德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時 間：2018年1月13日
地 點：涵芬樓書店
對喜歡讀書的人來說，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想讀的書太多，而每年能靜下心閱讀的書籍又實在太少。於是，在有限的時間裡，我們只能盡量選取那些最好的書去讀。而《史記》就是這樣一部好書，是中文書籍中排在首選之列的必讀書籍。
在中國古代汗牛充棟的各種著述中，《史記》的地位相當崇高，價值也十分重要。但由於成書年代較早，在流傳過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訛。所以，宋代開始雕版印刷《史記》的時候，就對這些文字訛誤做過系統的校勘。在此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一批學者，踵繼其事，勘訛訂誤，但也在翻刻重印的過程中，衍生出很多新的訛誤。相比較而言，清代學者對《史記》所做的校勘最為豐富，最為深入，也最為重要。我們今天閱讀的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為代表的當代《史記》版本，就是充分吸收清代及以前歷代學者校勘成果所確定的文本。當然，在中華書局點校本所吸取的已有校勘成果中，也包含許多晚近以來學者新近提出的校勘意見。
河南偃師朱村東漢墓壁畫出行圖（局部） 選自《史記新本校勘》
壹 用眼睛抵達歷史最富魅力之處
與《史記》的重要性相比，與前輩學者特別是清代學者對這部書所作大量而又深入的勘訂相比，我對《太史公書》的了解相當有限。為使各位朋友對這部書的背景多一些了解，我先從自己閱讀《史記》的經歷談起。
中華書局的舊點校本《史記》出版於1959年9月，此時我剛出生。而我開始讀到這部書的時間，是在高中的最後一年。那是1976年到1977年之間的事情，距離它的出版發行已經過去了17年。我的生命，也在東北蒼涼的荒野上度過了17個春秋。
我的家鄉在呼倫貝爾，那是逃難拓荒者落腳的地方。遠方的天際線清晰可見，仰頭時常會看到彩虹，但空氣中嗅到的只有野草的氣息，絕沒有什麼書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能夠讀到《史記》，完全受惠於我的父親，這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父親受教育的程度並不高，中專畢業，學的是財會，與文史無關。不過他很愛讀書，喜歡閱讀文史書籍。1976年，父親轉調工作，來到海拉爾市。秋季開學，我隨之轉學。由於爸爸兼管單位的工會，他就張羅著給工會的圖書室置辦一些書籍，其中就包括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和《漢書》等文史典籍。我不清楚這個圖書室里到底都有些什麼書，不過當時已經出版了的中華書局本「二十四史」的零種，應該都齊全了。爸爸閱讀「二十四史」，是從《史記》開始的。他是一本一本地借了回來，下班以後在家裡看，同時穿插著看的還有《漢書》。於是，我就有了條件翻看爸爸留在家裡的《史記》和《漢書》。
《史記新本校勘》 辛德勇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各位朋友一定想要問我：是不是能夠讀懂？我以為，讀書之懂與不懂，永遠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像《史記》這樣的古代經典而言，尤其如此。那時我對太史公文字的理解，當然遠遠達不到現在的程度，只是像從小就學簡化字的小學生去讀正體字的長篇小說一樣，略知其大意而已。
雖說是囫圇吞棗，不可能清晰準確地理解太史公的文句，但我還是很認真地對《史記》做過一番「功課」。這個「功課」，就是從《史記》和《漢書》中摘錄了很多四個字的短語，作為自己的「成語」儲備詞庫。
做這種事的緣由，是因為當時流行一本《漢語成語小詞典》，裡面收錄的成語，大多是古書中常見的四字短語。而我一讀《史記》《漢書》，竟然發現裡面有很多同類甚至更好的「成語」並沒有被這本小詞典收載，猶如發現一片新大陸一樣，真是幸何如之。當時到底抄了多少這樣的「成語」，我也說不出具體的數字，終歸是把一個塑料皮筆記本記得滿滿當當。
那個筆記本上抄錄的《史記》《漢書》中的「成語」，早已不知去向。這種經歷，對我後來從事古代歷史研究也沒有直接作用，更談不上養成什麼學術方法，只是反映出我是很笨拙的人，看書不能一下子就把握住其宏觀大旨，很容易拘泥於具體的字句，更傾向於先儘力讀懂具體的字句，再慢慢琢磨文字背後的歷史事項。
不過我從來沒有什麼雄心大志，只想做個學習、探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匠人，其志也小，其願也卑，什麼有意思就學什麼，什麼有吸引力就琢磨什麼，而通過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具體文字記載來認識歷史、解讀歷史，正是我覺得歷史最富有魅力的地方。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修訂本
貳 從微處著眼具體歷史活動的細節
那之後再讀《史記》，主要是上研究生期間的事情了。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碩士論文是寫漢唐期間長安城的交通地理問題，當然要讀《史記》和《漢書》。再後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又持續做了一段時間秦漢之際軍事地理問題研究，《史記》更是最基本的史料。接著到北大教書，又研究秦漢時期的政區和邊界地理問題，探尋西漢和新莽時期的年號，寫《製造漢武帝》和《海昏侯劉賀》等專著，多年來身邊一直沒有離開《史記》和《漢書》。
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我的愛好和想法是，在沒有複核其使用的主要史料之前，通常不會簡單崇信任何一種學術觀點，更不會人云亦云地盲目崇拜任何一位學術前輩及其研究學術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對待前輩著名學者的重要學術觀點，看史料與不看史料，感覺有時會有很大不同。
作為一代大政治家編纂的重要政治著述，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建構」史事，我不僅非常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欣賞並且贊成他的政治取向，但我對現代很多學者出於學術研究的追求而努力「建構」自己所理解或者可以說是他們自己所期望的某種概括的「體系」，卻不以為然。歷史是極其豐富而又相當複雜的，任何簡單的概括，恐怕都只能是片面的，我們看到的具體情況，更多的是嚴重偏離甚至背離歷史實際的。看起來似乎很美，實際上往往很蒼白。
過去陳垣先生常常講：「讀書少的人，好發議論。」在我看來，過分追求抽象的「概括」乃至「建構」，實質上也同空泛的「議論」差不多。讀書越多，越是切入古書中的具體問題，考慮到的因素就會越加複雜，就會越加明白自己不懂的東西比已經弄懂的東西多很多，想從歷史中「建構」出來點兒什麼，難度確實會越來越大，心理上的障礙也會越來越多。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會多少考慮一下：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些盲目？
《史記》（日本藏古寫本秦本紀）
我從讀研究生時起利用《史記》《漢書》等史籍所搞的研究，都是很具體的研究，努力切入實質性的問題。這樣為研究特定的問題而閱讀《史記》，更要從細處著眼，關注具體歷史活動的細節和歷史文獻的具體字句，即遵循業師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的教誨，努力「讀書得間」。這樣講，並不意味放棄對宏觀狀況的認識，而是在總體性和一般性背景下，努力解決每一個疑難的歷史問題。
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老老實實地讀書，會發現它們就擺在那裡，你不能視而不見。而只要老老實實地讀書，盡量拓展視野多讀書，多學習平平常常的歷史知識，恐怕也就不會一味苦心「建構」，想入非非。
我這些利用《史記》《漢書》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往往會不同程度地涉及對《史記》文本的校勘。正因為如此，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篇末附列的《主要參考文獻》中，才會載有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和《舊史輿地文錄》兩書。這當然是我的榮幸，很感謝中華書局關注到這些研究並予以重視。
我想說明的是，我在過去所做的這些研究工作，是我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對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提出一些不同意見並出版這部《史記新本校勘》的重要基礎。同時，由於我在過去的研究工作中一向比較重視文獻學的基礎，重視古籍版本問題，從而在多年的學習、教學和研究過程中，陸續積累並熟悉了一批相關的數據，因而驟然之間接受、介入這樣的校勘工作，基本的史料還算便利，這才能夠順利上手並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
叄 校勘古籍，無人能畢其功於一役
雖然我對《史記》一直比較關注，而且自從進入學術領域以來，也一直在利用《史記》從事相關研究，重視《史記》的文本問題，但從未想過專門校勘《史記》。這主要是因為我對《史記》還有很多地方怎麼讀也讀不懂，也是因為《史記》這部書太重要了，關係到上古以迄漢武帝時期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做不了而強做，就會造成很消極的影響。
那麼，為什麼又有了《史記新本校勘》這部書呢？
首先，這不是對《史記》的系統校勘，甚至連繫統點讀都遠遠達不到，只是針對全書中的一小部分文字提出自己的點讀和校勘意見。簡單說，是能校一點兒就校一點兒；不能校的，即使覺得需要勘正，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就躲開不談。能力使然，不得不如此。
其次，即使我對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的某些文句另有看法，若是沒有特殊的緣由，我也不會專門去做校勘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的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先後共有三個版本：2013年8月出版的「徵求意見本」、同年9月正式出版發行的精裝本和2014年8月修訂出版的平裝本。我在《史記新本校勘》中考辨的問題，所針對的分別是上述幾個不同的版本。而最初動手從事這樣的工作，源於我在「徵求意見本」付印前參與審閱了一部分清定待印稿件。
中華書局此次重新修訂點校「二十四史」，工作十分審慎。為確保修訂工作的質量，在即將付印前，他們邀請一批學者分頭幫助審讀一部分篇章。承蒙中華書局信任，我承擔了一部分審讀的工作。由於學識淺陋，參與勘定如此重要的歷史典籍，我不能不感到誠惶誠恐，但新點校本付梓在即，只能盡心儘力，提供所知所見，給點校者參考，以求盡量減少一些點校的失誤。結果，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寫成了一篇5萬多字的審讀報告，交給中華書局。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篇《付印前初稿審讀》。
不知是否因為時間過於緊張了，2013年8月印行的「徵求意見本」並沒有採納我這篇審讀報告所提供的意見。不過，中華書局方面仍然囑咐我為這個「徵求意見本」提供審校意見。初次審讀時，我僅讀到很少一部分卷次的待印稿件。讀這個「徵求意見本」，才看到新點校本的全部內容。但由於該書正式發行在即，時間極為緊迫，只能就其可能，奮力為之。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又向中華書局提交了一篇9萬多字的審校報告。這就是本書的第二篇《徵求意見本校閱》。
緊接著2013年9月首度正式發行的精裝本《史記》，總的來說，採納了我這兩篇審讀報告中的絕大部分意見。
然而，由於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比較複雜，而且大多數文字正誤的審度都涉及實質性內容的是非，是此是彼，影響到人們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相應地，我傾盡所能，盡量作出充分、詳盡的考辨分析，同時也表述了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看法。對那些深入閱讀《史記》的讀者來說，不僅僅需要知道新點校本所展現的文字，同時還需要全面了解我的論證過程，才能作出從違取捨的判斷，同時還能了解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認識。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保留、刊發並出版這些文稿。
校勘古籍，是一項令人遺憾的工作，永遠沒有人能夠畢其功於一役。李維楨嘗云：「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必須慎重；同時，也需要眾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這兩次承命審讀書稿，使我注意到，中華書局新點校本確實還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問題。這不是指無關宏旨、可此可彼的字句和讀法，而如同我在這兩次審讀中所指出的各種問題一樣，都涉及很重要的史事。不同的文字和句讀，提供給讀者的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記》，人們會看到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史實。
於是，在獲讀正式印行的2013年精裝本和2014年對此本極個別語詞稍加修訂再印成的平裝紙皮本後，我又對這兩個印本稍加翻檢，從而注意到一些新的問題，先後撰寫了兩篇校勘的文稿。這就是本書的第三篇《初印精裝本勘正》和第四篇《再印紙皮本補斠》。
後來，我在《文史》上讀到新點校本主持人連續發表的一組說明性文章，了解到新點校本中一些重要勘改的處理緣由，便又針對其中部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這就是本書的第五篇《點校意見異議》。
如前所述，我對《史記》一書並沒有系統、深入的研究，只是在利用《史記》從事史學研究過程中逐漸對一些文句略有體會和理解，並把這些體會和理解寫了出來，形成了《史記新本校勘》，其中內容不一定妥當，僅供參考。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31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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