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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介紹——大秦景教流行碑

原標題:文物介紹——大秦景教流行碑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著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著名石碑,它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一批又一批中外遊人,人們在它面前流連忘返、攝影留念,人們稱頌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資料,是綴在絲綢之路這條五彩絲帶上的一顆閃閃發光的寶石。此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傳入中國的的最早見證物,也為我們揭示出了唐代長安城中第一所景教寺院的位置與發展情狀,並見證了唐王朝對景教的寬容與支持的態度和對外國文化所取得兼容並蓄的廣闊胸懷。另外碑中的古敘利亞文,為研究當時東羅馬傳教所用文字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證價值,因而也為西方國家視作基督教的神聖之碑。


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埃及羅塞塔碑、巴黎盧浮宮的米沙石碑(摩押碑)和墨西哥國家博物館的阿茲特克授時碑並稱「世界四大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唐建中二年( 781年)景凈(基督教聶斯托利派來中國的傳教士。波斯人。來中國後,稱景教傳教士)撰,呂秀岩書並題額。景教碑是明天啟五年(1625)在西安城西郊發現的。景教碑出土後,當時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又稱金勝寺)。在中國人眼裡,景教碑和許多唐碑一樣,只是寺院里的一件普通古物而已。


清末西安金勝寺遺址中的古碑 ,從右數第二碑為《景教碑》


景教碑再一次引起重視是1907年,何爾謨準備把這塊碑運出中國未遂,最後他複製了一塊出去。這個事件使景教碑又一次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這次中國人自己也關注了,當時的巡撫曹鴻勛下令將其有崇仁寺搬到西安碑林,景教碑終於有了一個好的歸宿,一直到今天。在民國時期,碑林的建築格局有過一次改動,確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景教碑現在的位置是上世紀50年代確定的,一直到現在沒有變動。


「大秦」是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的稱謂,而景教則是早期基督教的一個派別——聶斯托利派傳入中國後的稱謂。公元431年,聶斯托利派被羅馬教廷斥為異端,受到排擠,轉而向東方發展。當他們長途跋涉來到東方古國,受到了唐太宗的禮遇。太宗將其請到皇宮,向其討教教義,並准其在皇室書房翻譯《聖經》。三年後,太宗皇帝准許阿羅本在長安城修建大秦寺(唐代對禮拜堂的稱呼),公開傳教。由此,基督教傳入了中國。經過若干年的發展,一時出現「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直到公元781年,也就是景教傳入中國150年以後,由波斯傳教士伊斯出資,在大秦寺中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詳細記述了景教在中國的流傳經歷。景教在唐代的傳播、發展唯一的文獻就是這塊碑,碑文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義等;第二部分是景教傳入中國的過程和一百多年的發展,是最核心的內容,也是最有價值的內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頌伊斯,他相當於長安地區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員,對景教發展起到相當大作用。



立於金勝寺中的《景教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一座記述景教在唐代流傳情況的石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慕道友」。公元635年,當大秦國主教阿羅本來唐時,太宗皇帝派遣宰相房公玄齡,帶領臣僕們到西郊歡迎,迎賓入宮,並邀至皇帝藏書室,翻譯經典,皇帝在禁宮內親自問道。皇帝深感此道之正義和真實,下令傳授於民。此碑於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於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傳教士景凈撰刻,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龜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寬92.5厘米,下寬102厘米,正面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上有楷書三十二行,行書六十二字,共1780個漢字和數十個敘利亞文。出土時西方各國有不少的傳教士得知此事,爭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譯成拉丁文寄往歐洲本國。當地人怕此碑被他們盜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寺僧保管。


碑額上部,由吉祥雲環繞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國蓮花瓣朵,顯示出景教開的是中土之"花",結的是基督教之"果"。碑上有文字:"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效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這幾句說的是唐太宗貞觀年間,波斯教,唐太宗降旨准許了他們的請求,景教開始在長安等地傳播起來,反映當時唐朝在文化上包容萬象的氣度和自信。此外碑上還有景教經典《尊經》翻成中文的記載。碑文還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經典和中國史書中的典故來闡述景教教義,講述人類的墮落、彌賽亞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碑額上部,由吉祥雲環繞的十字架下部的典型的中國蓮花瓣朵,顯示出景教開的是中土之"花",結的是基督教之"果"。碑文雖系波斯傳教士撰寫,但他的中文功底極其深厚,因此後人讀來並不覺得晦澀難懂,更像一篇精美的歷史散文。



關於景教在唐代中國的傳播,除了景教碑外,還有 20世紀初敦煌石窟發現的敦煌遺書中,也發現了漢文的景教寫本。最近,2006年,洛陽發現了一件唐代的景教經幢。它們和景教碑一起,是基督教在唐代中國傳播的有力物證。



這是以何爾謨複製碑為底本為美國耶魯大學再度翻刻的複製品

清文宗咸豐九年(1859年)武林韓泰華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戰亂碑寺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學者主張將此重要的景教文物運往歐洲保管。1891年歐洲某公使館請求總理衙門設法保護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總理衙門匯出100兩銀子,但到陝西時只剩下5兩,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蓋。20世紀初,丹麥人傅里茨·何爾謨(Fritz Halms)出三千金買下此碑,準備運往倫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陝西巡撫制止,陝西巡撫派陝西學堂教務長王獻君與荷爾姆協商,最後何爾謨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何爾謨獲准複製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複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模版,十分逼真,幾可亂真。1907年陝西巡撫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入藏西安碑林(現西安碑林博物館)安置。何爾謨回倫敦後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模版,複製了一批,分派各國大學和朝鮮金剛山長安寺。景教碑的書寫者呂秀岩的書法:秀麗天然,結體工整而不刻板,章法布局巧妙,似有唐初虞、褚之遺筆。清孫承澤《庚子消夏記》稱:「秀岩書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呂秀岩所在的時期正是盛唐結束而進入了中唐的時期,也正是顏真卿、徐浩為楷書領袖並影響廣泛的時期,但呂秀岩並未受到顏、徐的染化,反而走著初唐「書貴瘦硬方通神」的楷法之路,只是結體已不如初唐的嚴謹,用筆也不如初唐的滋潤,但在那個時期畢竟可以稱得上是方嚴整飭(chì)的楷書高手,雖然名氣並不顯赫。呂秀岩並非著名書法家,也不是名流,「一定和景教有著密切聯繫,大膽猜測的話也許他就是個基督徒。」



「景」字的寫法,關於唐《景教碑》中的「景」字問題,將上面的「日」寫作「口」的情形的確甚少,通常在中古碑版與墓誌等石刻文獻中大都寫作「景」,也有許多將中間部分的那個「口」字也寫作「曰」。但如果要認為《景教碑》中的「景」字的寫法是景教徒的發明甚或是景教文獻的專有,恐怕未必盡然。雖然這種寫法甚少,但也不是在此前絕對沒有,比如南朝梁大同元年梁河東王蕭譽撰《羅浮山銘》上的「修崖蔽景」的「景」字就是「口」字頭,當然這塊碑我感覺有唐以後人附會之嫌。另外,南朝宋永初二年《謝珫(chōng)墓誌》中的「景」字似也是「口」字頭。其他的例證因一時倉促而不便查找,不過還可找一點旁證,就是「得」字的寫法,也有見將「曰」寫作「口」的。這種情形恐怕是書者自己的習慣使然,加之南北朝隋唐之間的字樣,別字、異體及訛字甚多,略無規範標準,甚或有部首移位互換者,在在常見,故《景教碑》的「景」字寫法只能算是碑體字,而不能算是訛字,書者呂秀岩是否景教信徒,不得而知,那麼他寫的「景」字姑且就看作是他的書寫習慣吧。當然這種寫法的確是很少見的。尤其是此碑「景」字無疑是一個中心字眼,且出現了二十次之多,要說這是呂秀岩出於對景教的崇敬而刻意做如此寫法,似乎也能牽強附會得上。無獨有偶,晚於《景教碑》逾四十年的長慶三年(823)李素妻《卑失氏墓誌》(藏省考古院)紀其六字名字皆有「景」字排行,學者認為其暗示了家族當與景教有關係,且「景」字的寫法正好也都作「口」字頭、「日」字腰,這似乎也可以稱為一個景教信徒的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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