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冷戰、「帝國」：埃敘聯合60周年紀
原標題：逐鹿、冷戰、「帝國」：埃敘聯合60周年紀
1958年1月，在敘利亞軍方的推動下，埃及總統納賽爾按照自己的條件——解散敘利亞一切政黨等等，接受了埃及和敘利亞的統一。2月1日，納賽爾和敘利亞總統庫阿特利宣布兩國決定聯合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21日，埃敘聯合得到兩國公投結果的法律依據，納賽爾也當選阿聯總統。短短几天的時間內，阿聯就得到了蘇聯、中國和美國等國的承認。
《人民日報》關於阿聯成立的正面報道但阿聯的成立非常倉促，甩給納賽爾的問題也非常嚴峻。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敘利亞當地人愈發不滿埃及人。1961年9月28日，敘利亞人發動政變，宣布脫離阿聯，重新「獨立」。雖然納賽爾敵視政變，指責這是「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勾結的結果，甚至還將矛頭觸及到蘇聯和共產黨。但他不久便承認了分離事實。而重新獲得獨立地位的敘利亞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雖然，埃敘聯合在1961年9月已經終結，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個國號卻被開羅方面保留到1971年。如何定國號畢竟是一國內政，且「阿聯」這個名字也沒有明確冒犯哪個國家的主權，所以在20世紀60年代「阿聯」在國際社會中也就成為埃及的正式國名。而「埃及」反倒成了一個不太正式的名稱。
開羅對「阿聯」這個國號如此眷戀，似乎顯得有些「名不副實」。但在國號上這種「實與而文不與」的精神，恰恰說明了其一些深層次的東西，尤其是阿拉伯人對統一的訴求，或西方所說的「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情結。所謂「泛阿拉伯主義」（該詞來源於西方，對應的阿文單詞較多，筆者傾向於 一詞），沒有通行的界定。筆者認為「泛阿拉伯主義」是某一阿拉伯政治勢力以民族認同為依據，對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地區事務的關懷和介入。這種關懷和介入自然會促進阿拉伯人的團結，但也因對阿拉伯世界既有主權和邊界的超越和凌駕，往往也可能加劇阿拉伯內部紛爭。而阿聯的成立和分裂就恰恰代表了統一訴求和既有主權的對立和衝突。
筆者根據前輩學者的論述，再結合自己的想法，從阿拉伯內部紛爭（逐鹿），以及泛阿拉伯主義與美蘇的關係（冷戰），「統一」與「主權」的對立（「帝國」）這三個方面，談談對於阿聯分合的思考。
逐鹿敘利亞四十年的阿拉伯內部紛爭
自從1920年哈希姆家族的費薩爾·本·海珊（ ）被法國人趕出大馬士革後，敘利亞就成了哈希姆家族孜孜不倦的奮鬥目標。無論是改任伊拉克國王的費薩爾、他的侄子阿卜杜勒·伊萊（ ）、多次出任首相的努里·賽義德（ ），還是費薩爾的三哥，（外）約旦君主阿卜杜拉（ ），都希望把敘利亞納入自己的「統一」或「聯合」的之中。哈希姆列王把自己對敘利亞的訴求與阿拉伯人對統一的願望緊密聯繫起來。所以，哈希姆王朝對敘利亞的訴求也屬於泛阿拉伯主義的一部分。
但一戰後的阿拉伯東部地區並不只有阿拉伯的民族認同和相應的泛阿拉伯主義，還有以敘利亞為認同的泛敘利亞主義。雖然一部分泛敘利亞主義者選擇了與泛阿拉伯主義的妥協，但仍有一部分「存粹的」泛敘利亞者，堅決排斥「大敘利亞地區」（大致是今天的敘利亞、巴勒斯坦、黎巴嫩、約旦等地）以外的人以「阿拉伯認同」來染指該地區。此外，敘利亞還有一些人抵制哈希姆王朝的君主制和親英立場。
當然，逐鹿的高潮開始於40年代。1941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出於籠絡阿拉伯人民族情緒的考慮，宣布英國支持阿拉伯統一。這就大大鼓勵了伊拉克和外約旦。1942-1943年，根據已有的一些想法，努里·賽義德和阿卜杜拉分別提出了「肥沃新月計劃」和「大敘利亞計劃」，其重點實際上都是以大馬士革為首都的敘利亞。如此，哈希姆王朝內部就對敘利亞形成了競爭。1946年，敘利亞獲得「獨立」地位後，阿卜杜拉更是加緊推進自己的「大敘利亞計劃」。而阿卜杜拉的侄子阿卜杜勒·伊萊也不敢落後，在1949年更是積極。
但逐鹿的雙方主要不是伊拉克和外約旦這兩個哈希姆王國，而是哈希姆王朝與埃及、沙特的鬥爭。自從現代沙特王國的開國國王阿卜杜拉·阿齊茲（伊本·沙特）推翻哈希姆王朝在漢志的統治後，兩國王朝就積下了深仇大恨。當然，費薩爾和阿卜杜拉·阿齊茲也曾一度握手言和，但這遠遠沒能消除了雙方的積怨。對於哈希姆王朝提出的「肥沃新月計劃」和「大敘利亞計劃」，就引起了沙特方面的極大恐慌。甚至在1947年代的時候，沙特方面還希望美國出面把外約旦對敘利亞的「覬覦」拿到安理會上討論，其意圖可能是想把阿卜杜拉定性為侵略者。
伊拉克攝政阿卜杜勒·伊萊
多次出任伊拉克首相的努里·賽義德（左）和阿卜杜勒·伊萊（右）至於埃及，雖然泛阿拉伯主義在埃及的興起比較晚，甚至一戰前後不少埃及人對東邊的阿拉伯地區也不太感興趣，但也並非沒有跡象。最晚到40年代初，埃及的國王和政客們也開始鼓吹泛阿拉伯主義了。當然，埃及人和沙特一樣，在敘利亞問題上站在了哈希姆王朝的對立面。所以，埃及主張維繫阿拉伯國家的既有主權和獨立。1952年，「自由軍官組織」掌握埃及政權後，在敘利亞問題上還是延續了「前朝」的聯沙抗哈路線。而1955年2月的敘利亞「易樞」事件，則被法瓦齊·喬治斯（Fawaz A. Gerges）和薩利姆·雅庫布（Salim Yaqub）等學者看做是敘利亞倒向埃及陣營的開始。但伊拉克哈希姆王朝還是沒放棄對敘利亞的訴求，試圖顛覆敘利亞的親納賽爾政權，不過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實際效果。
按帕特里克·希爾（Patrcik Seale）和雅庫布等人的說法，阿聯的成立是開羅的勝利，也是伊拉克和埃及長期逐鹿敘利亞的結果。但這絕不是最終落幕。在阿聯成立前夕，現在還沒有定論能說明沙特國王圖謀策反敘利亞情報官員薩拉傑暗殺納賽爾的陰謀是不是事實。但納賽爾和沙特的反目成仇，以及美國人自己公開的文件，都說明沙特國王至少是不願意看到納賽爾「吞併」敘利亞的，就像當初不願意看到哈希姆王朝「吞併」敘利亞一樣。對敘利亞「垂涎」近40年的伊拉克，對阿聯成立更是極盡敵視。而在伊拉克取代哈希姆王朝的卡塞姆政權也一度表現出對敘利亞的統一訴求。到了1963年，阿聯、敘利亞和伊拉克三國聯合計劃的失敗，又進一步加劇了納賽爾和敘利亞復興黨政權的矛盾，所謂的「阿拉伯冷戰」也擴散到「激進國家」之間的紛爭。
但1961年之後圍繞敘利亞的阿拉伯內部紛爭是否還像1958年之前那樣呢？
泛阿拉伯主義與冷戰雙方的關係
如果用「親蘇反美」概括納賽爾與冷戰雙方的關係，多少有些片面和武斷。尤其就埃敘合併的興亡而言，納賽爾與蘇聯的關係就不怎麼融洽。但也不能以「非此即彼」或「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樣的思維，簡單地認為納賽爾在合併興亡上就與美國的關係多麼親密。同樣，雙方也存在很大的矛盾。
關於敘利亞軍方和納賽爾因為防止「共產黨接管敘利亞」而選擇合併的說法，不久之後就遭到了納賽爾的駁斥。納賽爾在1958年4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這是美國媒體編造的。但在1971年，也就是納賽爾去世的1年後，他的心腹海卡爾在其英文著作《開羅文件》（The Cairo Documents）也是持類似的說法。納賽爾認不認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12月，阿聯因伊拉克革命政權內部紛爭而與蘇聯出現矛盾時，他就公開指責敘利亞共產黨同「反動派」一樣，都反對阿拉伯統一。
的確，蘇聯陣營對埃敘合併是有些負面看法的。根據威爾遜中心數字檔案（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翻譯的一份匈牙利檔案，匈牙利駐開羅大使在1958年1月31日的報告中就提到：「我聽說敘利亞善意地警告埃及朋友，納賽爾不應該引進一個基於無政黨的民族統一陣線的政治體制，因為敘利亞人民必然將其視為獨裁體制，納賽爾也大大將損害他在敘利亞的名聲……很容易發現敘利亞人民不支持統一計劃，他們贊成的是聯邦和邦聯。」此外，威爾遜中心數字檔案還翻譯了一份保加利亞檔案，其內容是保共第一書記日夫科夫根據之前同赫魯曉夫的談話，在10月的保共中央委員會上，將阿聯模式的統一視為「消滅阿拉伯人民的自由」，而納賽爾本人則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獨裁者」。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阿聯成立的態度，基本可以概括成喜憂參半。喜自然是因為埃敘合併中斷了「共產黨接管敘利亞」的可能性。而且1957年的敘利亞問題已經讓美國感受到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對蘇聯「滲透」的抵觸。
憂則在於美國政府長期對泛阿拉伯主義的警惕。作為親西方政權的哈希姆王朝，其對敘利亞等地的泛阿拉伯訴求都一直備受美國政府非議，更別說轉向反西方立場的納賽爾政權。根據埃及學者希萊爾（ ）的看法，美國在40年代對哈希姆王朝的反感就預示了50年代對納賽爾的敵視。美國官員認為埃敘合併推動了納賽爾「對阿拉伯世界的主導」，這對西方也是不利的。至少這不利於西歐和日本的能源安全。所以，美國人對阿聯成立的這種喜憂參半的態度折射出美蘇阿（聯）三方的關係不能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種思維簡單思考，至少許多美國人沒有因為「納記」泛阿拉伯主義能傷敵，就忽略了它也能傷己。例如，1959年納賽爾因伊拉克問題已與蘇聯交惡。但副總統尼克松等人還是擔心納賽爾控制伊拉克，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納賽爾分子以外的「第三勢力」。
此外，美國人也不乏對納賽爾的道德譴責。阿聯成立後，再加上1958年夏季的黎巴嫩危機、伊拉克革命，美國朝野分分指責納賽爾擴張的「野心」，擔心他再把黎巴嫩和伊拉克「並」入阿聯。
《紐約時報》關於阿聯成立的負面評論。1961年9月，敘利亞政變後，肯尼迪政府對納賽爾放棄以武力維繫統一的做法就很是欣慰。至於蘇聯，則「成了第一個承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大國」，而蘇共更是讚許「獨立」為「敘利亞人民和軍隊合作的歷史性勝利。」
所以考慮泛阿拉伯主義屬性的納賽爾政權與美蘇的關係時，不能以那種「非敵即友」的思維，簡單地以為納賽爾與一方的關係取決於他與另一方關係的反向發展。因為，蘇聯和美國都表現出對納賽爾泛阿拉伯主義的厭惡和反感，也都存在切實的利益衝突。主要的區別或許只是蘇聯更願意也更能夠剋制這種矛盾。
而鼓吹「積極中立」的納賽爾也經常表現出對一切大國的「桀驁不馴」，攻擊蘇聯和共產黨的時候，也不忘連帶著捎帶上西方的「帝國主義」（ 直譯應是「殖民主義」，但在當時經常被譯為「imperialism」）。而且納賽爾對大國的排斥已經擴散到他實際控制以外的阿拉伯國家和地區。如此，納賽爾的阿聯和美蘇在阿拉伯東部地區頗有三足鼎立之勢。
當然，僅憑「軟實力」支撐而缺乏「硬實力」基礎的地區強國也是難以維繫的。
統一訴求與主權現實是否對立？
泛阿拉伯主義所蘊含的統一，是否代表著打碎阿拉伯世界既有的「主權」和「邊界」，將列國合併為「一個國家」（a single state）？這是幾十年來瓦利迪·哈利迪（WalidKhalidi）、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尼瓦（Steven Millard Niva）、達維沙（AdeedDawisha）等學者們爭論的一個話題。而在納賽爾時代，這個問題更具政治立場。
聲討大國強權的納賽爾，在大國的輿論中也往往被塑造成我問地區野心家。蘇聯的具體情況我不了解，而在西方的輿論中，納賽爾宣揚的統一被廣泛貼上了「帝國」、「希特勒」這樣的負面標籤，尤其是納賽爾「兼并」了一個主權國家後。
1959年11月《紐約時報》採訪納賽爾時，問及他遵奉的阿拉伯統一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必須整合成一個國家？納賽爾表示統一的意義在於反侵略，並不意味著要所有的國家都變成一個國家，具體的統一和劃界事宜應該交給人民決定。
1959年《紐約時報》關於這次採訪的報道這位美國記者的問題，反映出很多人把「阿拉伯統一」放在了阿拉伯國家既有主權的對立面。持這種對立看法的人如果站在「維繫主權」的立場上，再加上對納賽爾的反感，就往往把開羅宣揚的統一訴求描述成了「帝國野心」。
伊朗國王（沙阿）巴列維就給納賽爾帶上了「阿拉伯帝國主義」這個，帽子。而當代猶太學者卡爾斯（Efraim Karsh）就把納賽爾稱為「阿拉伯凱撒」（Arab Caesar）。如果把這位猶太學者的看法放在60年前的西方輿論中，那並不算太稀奇。1958年2月，《紐約時報》就有文章認為納賽爾追求「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泛阿拉伯帝國」，並沿用了將其《革命哲學》比附希特勒《我的奮鬥》的渲染。當然也有人在《紐約時報》上反駁這種說法，認為納賽爾沒有太大的「帝國野心」。但「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阿拉伯帝國」這個說法並沒有中斷，甚至一度被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採納。而與納賽爾也打過多年交道的民主黨總統約翰遜，在其回憶錄中也指責納賽爾的「帝國夢」。
但這樣的說法在美國政府內部就備受質疑。美國中情局的官員在1959年批評將納賽爾比附希特勒的看法，認為納賽爾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無吞併之心，最多就想像一個「工頭」一樣為阿拉伯世界的外交、發展、軍事做大致規劃。
而納賽爾對《紐約時報》記者的態度也是在否認這種「帝國」指控。他在1958年8月就曾對美國外交官否認自己有「主導大帝國」的野心。早在40年代，埃及王國就把哈希姆王朝對敘利亞的企圖是做對敘利亞主權的威脅。所以，《阿盟憲章》開篇就強調「尊重彼此國家的獨立和主權」（ ）。1954年，埃及共和國的報紙還指責伊拉克對約旦和敘利亞的「聯合」訴求是「以犧牲兄弟來擴大自己地盤」（ ）。但隨後納賽爾自己也遭到了類似的指責。阿聯成立後，納賽爾也沒有表示要消滅阿拉伯世界的既有的主權和邊界，更沒有讓各個阿拉伯國家元首自去尊號，唯他獨尊。相反，他也不乏對約旦國王海珊、沙特國王這樣的政敵敵手做出親善、尊敬的舉止。而且1963年阿聯與伊拉克、敘利亞的聯合計劃失敗後，他再沒有致力於幾個阿拉伯國家聯合在一起的統一事業了。納賽爾對阿拉伯統一的嚮往似乎只在「文一統而實不一統」的程度。
但如果不考慮日後的南北葉門統一，將兩個或多個主權國家合併為一的例子，阿聯是唯一成功的。無論他怎麼說，埃敘合為一國著實代表了對既有主權或獨立的挑戰和修正。此外，納賽爾的一些話還是讓人無法確定他的態度。例如1958年3月，納賽爾在大馬士革的講話中大談阿拉伯統一的反侵略意義時指出，1948年7支阿拉伯軍隊敗於1支以色列軍隊的原因就是在阿拉伯人有7支部隊。如果阿拉伯人也是一支軍隊，就能拯救巴勒斯坦了。當然，納賽爾嚮往的一支軍隊並非一定是一個國家，他確實嘗試過幾個阿拉伯國家的軍事聯合指揮。
此外，1963年阿聯出品了一部電影—《勝利者：薩拉丁》中。在這部「將歷史和當下並置」（juxtaposition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的影片中，隱喻納賽爾的薩拉丁說了一句「我的夢想就是阿拉伯的土地能統一在一面旗幟下」。那統一在「一面旗幟」的阿拉伯世界至少也是一個邦聯了。
電影《勝利者：薩拉丁》。筆者不知道這部電影對於了解12世紀的中世紀史是否有所裨益，但對於了解20世紀阿拉伯世界的當代史，可謂是必看之作。除了這三個問題，本文還有個疑問，那就是納賽爾所代表的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教的繼承關係。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著實表現出一定的世俗主義色彩。例如在他把12世紀薩拉丁與十字軍的戰爭描述成阿拉伯民族主義反抗歐洲侵略之時，其世俗性就表現在對阿拉伯基督徒的讚揚。因為這些阿拉伯基督徒沒有被十字軍的宗教旗號所欺騙，而是和他們的穆斯林兄弟並肩戰鬥。電影《勝利者：薩拉丁》就著重刻畫了這種民族高於宗教的認同情感。此外，再加上納賽爾和穆斯林兄弟會的緊張關係，以及泛阿拉伯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認同之爭，就很容易讓人把納賽爾嚮往的阿拉伯統一放在宗教情結的對立面。
但納賽爾畢竟是一位穆斯林。他的世俗主義色彩，並不能等同於他是反宗教的。而且也不乏納賽爾營造自己信仰虔誠的案例。丹尼·皮爾曾指出一戰後大敘利亞地區遜尼派穆斯林對泛阿拉伯主義的青睞也不煩泛伊斯蘭情結。那冷戰時代的納賽爾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是，那「納記」泛阿拉伯主義又有哪些宗教淵源呢，對之前的泛伊斯蘭主義又有哪些具體的繼承呢？當然，筆者對此問題還知之甚少，期望以後能有所進展。
1958年3月阿聯和葉門宣布組建「阿拉伯聯合邦」（ ），但保留葉門王國的主權。圖片中的葉門王太子巴德爾在4年後就成了納賽爾的死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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