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與中國佛教考古

原標題：宿白與中國佛教考古

【編者按】2018年2月1日，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6歲。本文原載《中國歷史評論》第三輯，比較詳盡地介紹了宿白先生的學術經歷及成就，舊文重發，謹以此來紀念這位「教書匠」。

宿白與中國佛教考古

□陳培軍、楊加深

（本文原載於《中國歷史評論》第三輯）

宿白的小學、中學都是在瀋陽上的，大學則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時隔半個多世紀後，他回憶當年的情形說：「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是小學四年級。日本教師在學校向學生傳授日語，我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在上中學期間，我逐漸對歷史、地理產生了興趣。說起來，這與日本人在東北推行的教育有關。在偽滿時期，這兩門課程就講東北，中國的歷史根本不講。他們越不講，我們越想知道。

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學，1940年入學。他對北大求學的經歷有著十分深刻的記憶：當時的歷史課對我來說非常新鮮，而且還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這些知識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一無所知的。這個時期，北大還是有一些名師，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關門以後，一些老師就轉到北大來了。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著它的舊傳統，我的本科在歷史系，但別的院系的課可以選。（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報》）

宿白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照片（1943年）

194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以後，宿白先生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這一時期，有幾個因素影響了他後來的職業選擇：「馮承鈞先生教我們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我很有興趣。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中國的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在研究生階段，我還學過版本目錄，在哲學系聽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這些外系的課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上兩幅圖為白沙宋墓外形和墓中壁畫。白沙宋墓發掘隊的隊長是裴文中、謝元璐先生，參加發掘工作的有宿白、鄭海沅、趙俊峰和劉慧達先生。臨摹壁畫和拍攝彩色照片的有葉淺予、董希文、潘絜茲諸先生，莫宗江、余鳴謙先生為白沙一號墓繪製了墓室結構透視圖，可說是彙集了考古、藝術界的精英，在中國現代考古史上實屬罕見。

最終從事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對宿白先生來說，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抗戰勝利以後，北大要恢復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向達找不著人，他去看馮（承均）先生，說起了這個事，馮先生就又介紹了我。我那時已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一年多，向達和毛准兩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讓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下午到圖書館。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從城裡搬到城外，我這才離開了圖書館，正式來到北大歷史系。」正是在這段時間，即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參與發掘了河南禹縣白沙鎮的三座宋墓。1957年9月，宿白先生撰著的《白沙宋墓》一書由剛剛創立的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出版的考古報告之一。該書出版後，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半個世紀以來多次再版，是公認的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相結合的學術經典。

考古發掘與歷史文獻的注釋、參證並重，是《白沙宋墓》廣受推崇的重要原因。「四五十年前宿先生在《白沙宋墓》注釋中所論證的事物和專題，經過這些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驗證，他當初的推測和結論，幾乎都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深厚的學力，是做不到這麼恰如其分的。（徐蘋方：《重讀<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

也是在這一時期，宿白先生開始了對中國佛教石窟、寺廟考古學的集中研究。而研究的開端，則同樣緣起於他深厚的歷史文獻學根基。

1947年宿白先生在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偶於繆荃孫抄自《永樂大典》「順天府志」條所引《析津志》文中，發現了一則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從不為人知的文獻資料——元人熊自得抄錄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文中記錄了大同雲岡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在歷史上的重修情況。在此基礎上，宿白先生於1951年完成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這是宿先生將古代文獻引入石窟寺研究，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標誌。

李力的《從雲岡出發——記宿白先生》一文，曾細緻描述了宿白先生的這段學術經歷和學術意義：先生在《校注》中指出，（碑文）「記述詳細，徵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雲岡的興修、設置，正好彌補了雲岡歷史的空白頁，而引用現已佚名的北魏銘刻和文獻記錄考訂雲岡石窟的時代，也正給今天研究雲岡各個石窟開鑿先後的問題提供了絕好的參考材料。」《校注》肯定了碑文的重要史料價值。通過對碑文提供的新資料，主要是所述雲岡十寺等內容的研究，結合當時國內外已對雲岡石窟所做的考古調查、清理和挖掘，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以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此文經先生長達五年的修訂，終於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發表，引起國內外特別是日本中國石窟研究者的注意。

原來，自20世紀初年起，日本學者就開始了對雲岡石窟的考察和研究。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已有包括伊東忠太、大村西崖、關野貞、常盤大定和小野玄妙等在內的十多位日本學者發表了關於雲岡石窟的研究文章，出版了有關圖錄。30年代以後，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京都大學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在1938-1945年，對雲岡石窟進行了連續八年的全面調查、記錄和實測，還對部分窟前遺址作了小規模的發掘。1951、1956年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的形式，陸續出版了十六卷三十二冊大型《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的考古學調查報告》。這套書卷帙浩大，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的最高水平。「宿白先生《校注》一文發表時，作者（先生當時尚不到35歲）和文章所披露的《金碑》資料都是日本學者不知道的。但是，他們不太相信這份文獻，可能也不屑與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理論。」（李力：《從雲岡出發——記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一直主張自己動手畫線圖，說只有自己畫圖的過程中才能真正發現問題。這是宿白先生手繪雲岡石窟部分線圖。

1950年，宿白先生參加雁北文物考察團時曾到大同雲岡考察，而此後主持全國考古人員訓練班和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實習，則幾乎每年都到雲岡。如，1951年與清華大學建築系趙正之先生勘察了敦煌莫高窟；1957年帶領北大考古專業學生到河北響堂山石窟實習，作考古調查和勘測。

1978年，宿白先生髮表《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考古學報》1978年1期）。宿白先生的這一系列新的研究結論終於使日本學者感到了壓力，並做出回應。1980到1981年，長廣敏雄先後在日本《東方學》第60輯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在《佛教藝術》第134號發表《雲岡石窟之謎》，對先生的研究予以極不客氣的反駁，甚至公開質疑《析津志》所載《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實性。（李力：《從雲岡出發——記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一直主張自己動手畫線圖，說只有自己畫圖的過程中才能真正發現問題。這是宿白先生手繪雲岡石窟部分線圖。

1982年，宿白先生髮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一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2期），論證了《金碑》的可靠性和熊自得所錄文字無竄補的事實。1989年，宿白先生又在日本平凡社和中國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十七卷本《中國石窟》之《雲岡石窟（一）》（日文版）上，發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一文，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1990年，長廣敏雄於《中國石窟》之《雲岡石窟（二）》（日文版）中著《雲岡石窟第九、十雙窟的特徵》，在該文的最末一個「注」中，終於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雖然有些扭捏，卻是部分同意了先生的觀點。這在日本學者，已屬不易。這是先生學術生涯中得益於古文獻並將其成功運用於考古學研究的最精彩的一筆。（李力《從雲崗出發——記宿白先生》）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徐蘋芳先生在《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 1998年第2期)中對此也有一個精闢總結：

宿白先生和長廣教授是代表了上兩個不同時期研究中國石窟寺的學者。學術的發展和進步,與歷史的發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長廣教授所代表的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已經建立。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學術成果。

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1962年）

（1952年）我到歷史系考古專業後，開始上課並帶學生實習。考古不能脫離田野工作，實際上，從1950年開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停止。

從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課程是漢以後的考古學和古代建築。從1964年到1974年，我們什麼事都幹不了，我的書都被封了。後來回想，幸虧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所以還算清白，沒受到太大衝擊。——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報》

1961—1962年宿白先生帶學生在敦煌實習，選擇典型石窟進行考古實測、記錄，並舉辦了成果展。在敦煌期間，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七次學術專題講演，這就是著名的《敦煌七講》。演講以敦煌為例，對中國石窟寺考古學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據徐蘋芳先生介紹，七講題目分別是：1．敦煌兩千年；2．石窟寺考古學簡介；3．石窟寺研究的業務基礎知識；4．有關敦煌石窟的幾個問題（其中包括：索靖題壁間題，從樂傅、法良所聯想到的問題，試論敦煌魏隋窟的性質，唐窟性質的逐漸變化，密宗遺迹及其它）；5．敦煌研究簡介；6．石窟記錄與排年；7．佛像的實測與《造像量度經》。這七講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先生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的開篇之講。

1979年，宿白先生帶學生在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察兩個月，期間為石窟保管所業務人員講授了如何以考古學方法記錄石窟寺，並親自參加繪圖和記錄工作。克孜爾文物保管所所長說：先生除經常到清理現場（指窟前遺址的清理現場）指導外，又於11月2日晚專門給大家講了怎樣記錄的問題……除講授一些記錄方法和注意事項外，還一再強調，要使勁看，看明白了再記錄。在勾線圖時，先生叮囑大家要認真，不能有任何遺漏，哪怕是菱格圖案內的一朵小白花，都要如實地勾畫出來以使畫面準確、完整。宿白先生自己則回憶說：

「文革」末期，北大恢復招生。1979年9月，我帶領北京大學研究石窟的學生到新疆克孜爾石窟實習。其間還有一次歷險的經歷。那裡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門道便單獨成為一個長條形小窟，後來不知是誰為上下窟方便，又將它們之間封閉的門重新打開，串通起來，而長條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門，與99窟前室敞口側壁相隔僅有1米多。這樣，往來於98、99窟，除走梯子外，還可攀岩，直接從長條形小窟進出。

這看起來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腳踩不穩，都有可能跌入溝底。我那天也是從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側壁，轉過身，邁出右腳，蹬到一塊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長條形小窟側壁，將整個身體緊貼住崖壁。因為上了年紀，我沒能快速跨出右腳，借勢進窟，結果用左腳試著找落腳點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後還是平安跨過了。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地文管所曾經有一位年輕同志，就在跨越這個地方的時候一腳踩空，不幸墜崖身亡。

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是宿白先生在創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的傑出理論建樹。該書共收錄宿白先生自1951年至1996年間陸續寫作和發表的23篇論文。徐蘋芳先生認為：「它記錄了中國歷史考古學的一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全部創建歷程，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一項豐碩學術成果，也是近年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著作。」該書出版後獲得多項國內重要獎勵，先後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獎以及美國史密森學院和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中心聯合設立並頒發的「島田著作獎」。徐蘋芳先生說：

中國石窟寺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前為一個階段,50年代以後為另一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以考古學的方法來調查記錄和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迹。中國石窟寺是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佛教遺迹。對遺迹的清理和研究必須按考古學的方法來進行,這是現代考古學誕生後發展起來的唯一科學方法。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石窟寺的研究,不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從美術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迹的,只能記錄(主要是照相和測量)現狀,臨摹壁畫。歷史遺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有變化的,這種變化是歷史發展實況的記錄,考古學便是研究和揭示這些歷史遺迹變化的學科。因此,把中國石窟寺是否納入考古學的範疇,便成了現代中國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學的唯一標準。

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它關係到中國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國考古學上的大事。（徐蘋芳：《中國石窟寺考古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研究>》）

宿白先生手繪佛寺局部速描圖

西藏佛教考古，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領域，其重要代表作就是《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宿白先生自己回憶說: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裡呆了5個月。當時國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西藏還沒有。文物局組織人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體健康，沒什麼高原反應，吃住和行動都能適應。解放軍把寺廟的鑰匙給我們，用專車拉著我們到處跑，願意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當時我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就沒繼續管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會慶祝一個節日，邀請我去參加。我發現，很多寺廟在「文革」被毀掉了。回來後，我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圖都是我那時自己畫的，現在正好可以做復原的參考。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這離我當初去西藏調查已經隔了三十多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還沒人做過。自公元7世紀中葉到上世紀50年代，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等歷史，都在佛寺遺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和價值就絕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也關涉到西藏歷史諸多方面。例如，我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發現了11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認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這些內容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報》）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羅炤認為，該書是西藏考古學研究的奠基之作。他說：

中國近代意義的西藏考古工作，最早是由歐洲人開始的。自1929年至1948年，義大利學者朱塞佩·杜齊( Giuseppe Tucci)曾經8次進入西藏調查，出版了多種著作。但是，他們的做法局限於對地上文物的隨機調查與搜集，雖網羅周遍，但門類龐雜，缺乏系統、深入的專業性研究。近40年來，中國學者在西藏考古領域做了許多工作，獲得多項重要成果，全面超越了歐洲學者在西藏考古領域裡所做的工作，為西藏考古學的發展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在題材和內容上多是局部性的、甚或是孤立的，尚未形成綜合的系統，普查資料也多屬對遺迹遺物的客觀記錄，研究深度遠遠不夠。憑藉這些成績，我們還不能說西藏考古學已經堅實地確立起來了。

宿白先生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使得有文字記載之後的西藏歷史考古學，終於有了一部奠基之作。該書由按地域劃分的三部分內容組成:第一部分是西藏域內寺院，第二部分是甘、青、內蒙古藏傳佛教寺院遺迹，第三部分是內地蒙元時期的藏傳佛教寺院遺迹。

其中第一部分的調查和研究涵蓋了西藏拉薩、山南、日喀則和阿里地區的幾乎所有主要寺院，是全書論證的核心和主體，也是作者在全書中用力最勤的部分。我們之所以說《藏寺考古》是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就是因為自公元7世紀中葉迄本世紀50年代的1000多年時間裡，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且教權甚至高於政權。因此，作為西藏佛教遺迹遺物的集中代表和載體—寺院，便成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主要對象。西藏地區千餘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等歷史，幾乎無一不在佛寺遺迹中得以反映，許多西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均與佛教寺院發生關聯。因此，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和價值也就決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而關涉到西藏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美術、音樂、服飾等諸多方面。

宿白先生在西藏歷史考古學領域中的篳路藍縷之功，值得欽佩和謳歌，他獻身於中國考古事業的忠誠與奮勉，更讓人崇敬。（羅炤：《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讀宿白先生<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1998年第7期）

半個多世紀以來，辛勤耕耘於執中國考古學教學與科研之牛耳的北大講壇上的宿白先生，在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和石窟寺考古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享譽海內外。宿白先生著述頗豐，最能體現其學術造詣的考古研究成果如：《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以及《中國歷史考古論集》，《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等。此外，宿白先生還有《敦煌七講》、《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中國佛教考古》、《古代建築》、《漢文佛籍目錄》、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多部專題講義沒有出版。其中有的講義曾在學生中輾轉手抄或複印流傳。以上著作之所以久不出版的原因，還是源自宿白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李力說：

我們曾與先生討論結集和出版之事，先生說，我還要一篇一篇校訂，修改，要有時間，哪能原封不動地拿出去。宿白先生對出書一直態度謹慎。他多次說「文章哪有不改的，活著就要不斷修改，死了才出書，這就是蓋棺論定的本意」，先生的習慣是文章寫完了放進抽屜里，隔些時候拿出來再看，再改，再放回去。就是送到編輯部，到了印刷廠，只要有問題，有新發現新體會，仍要照改不誤。我做編輯對此深有感觸。先生的稿子常常改到三校樣、核紅樣，還是有得改。先生的第一部研究專著——《中國石窟寺研究》，遲至1996年才正式出版。其實，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著作的出版，特別是有些名氣的學者出書已不是太困難的事。先生的好幾位學生就都早於先生出版了學術專著，有的還出了不止一本。先生之所以在從事研究教學近半個世紀後才出版第一部個人專著，除了文革等因素外，主要是對專著的出版極為審慎。

半個多世紀以來，宿白先生培養了國內外眾多的從事佛教考古研究的優秀學生，他的研究生們，也無不以能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而自豪，正如李力所言：「當今國內研究佛教石窟寺的著名學者，幾乎都出自宿白先生門下。」

宿白先生帶領學生在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察（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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