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38：釋凈旻：我的佛緣生涯
口述：凈旻法師
記錄整理：孫和軍
採訪時間：2017年3月3日
採訪地點：普陀山隱秀講院
清涼庵的佛法啟蒙
我法名傳照，字凈旻，俗名楊峻，1968年12月出生於浙江舟山定海。
我的爸爸是外地人，早年就讀大連海運學院（今大連海事大學）船舶機械專業，畢業後來到舟山，在海軍第4806工廠技術科工作，是位高級工程師。媽媽是定海本地人。我祖籍湖北江陵，爺爺奶奶都從事出版工作，早先出版社稱「書局」，解放前他們供職的書局從重慶遷到上海，解放後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一批編輯。
我的童年在上海度過。1969年我隨媽媽入住上海虹口區虯江路松柏里的爺爺奶奶家，後來一度爸爸借調到上海工作了好幾年。雖然我學的第一門語言就是上海話，但上海鄰居還是叫我「小寧波」；回到舟山，因為滿口上海話，定海的鄰居又叫我「小上海」，反正是兩頭不靠。
我的爸爸思想比較前衛，他學過三國語言---上大學時中蘇友好，是蘇聯專家來教的俄語，後來中蘇關係破裂，俄語用不上了，又自學英語和法語。尤其是英語學得好，曾天天挑燈熬夜編過一部《英漢科技詞典》，向北京的商務印書館投稿。商務印書館編輯給他回了一封信，說在你之前，已有一位外國語學院的教授編了類似詞典，無論從投稿先後還是專業素養的角度，我們肯定選擇教授編的那本。但你作為非專業人士能利用業餘時間編出這麼一部詞典，我們深表敬意。所以早在1968年，我爸就說中國人口太多了，人家外國人這麼有錢卻養狗養貓不養人，而中國人這麼窮還拚命生孩子，會越生越窮的！基於這樣的理念，我家率先自覺實行了計劃生育，我成為一個六十年代的獨生子女。
我8歲上的東海小學，大概10歲從定海城區的衛海弄搬家至位於西郊的4806廠「清涼庵宿舍」，就轉學至附近的工農兵小學（今西郊小學）讀書。由於地緣之便，我頻繁地前往宿舍山腳下的清涼庵，開始了影響我一生的佛緣生涯。
我爸爸是個徹底的唯物論者，崇尚科學，排斥宗教，從小教導我好好學習，長大做一位科學家。他給我買的書是地質學家《李四光的故事》，他給我講的是數學家華羅庚的故事。我媽媽是屬於對宗教既沒排斥也談不上信仰的普通群眾，進寺院可以燒個香，出寺院從不談佛。
清涼庵全稱「清涼禪院」，始創於清乾隆年間。當時有兩位女尼文悟、傳如師徒住在那裡，她們基本以庵後毛竹山裡的竹筍和種菜、繡花為生。我剛去的時候，她們還穿著俗裝，蓄著頭髮，但天天做早晚課，常誦毛筆手抄的《妙法蓮華經》。不知為何，我非常喜歡那裡，可以說流連忘返，隔三差五就去清涼庵，並向她們要佛經看，與兩位師父有說不完的話。
我是七八十年代受的教育，學的都是簡體字。奇怪的是，翻開佛經，繁體字我幾乎全認識！我邊看邊學，邊與兩位師父交流佛法，大概到十六七歲時，就常跟一些來清涼庵禮佛的信徒們講述佛法，甚至有時還上門為信佛的老者們講解經義。清涼庵成了我生命中最初的佛法啟蒙地。
鬧出家的獨生子
大約從十七八歲開始，我就強烈地嚮往出家。我爸爸是堅決反對我信佛的，還撕過幾本經書和我畫的佛像。他反對我出家的理由就兩條：第一對國家沒有貢獻，第二對家庭不盡責任。他對我說，你不結婚、不要孩子我都沒意見，哪怕你去做個環衛工人，也是國家需要的。但做和尚我堅決反對，因為和尚是剝削階級，是迷信職業。我當時就反駁說，唐代的玄奘大師、鑒真和尚，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樑和傑出的偉人，如果我能成為這樣的高僧，對國家對社會怎麼會沒貢獻？家庭的責任難道必須通過娶妻生子來完成嗎？我也會盡孝道的呀，你們的養老送終肯定由我負責的呀。
那時，我就像「申奧」一樣地全力向父母申請著，要到天台山國清寺出家去。因為浙東佛教界曾經有句老話，也是清涼庵文悟師太告訴我的，叫「普陀山佛靈，天台山僧靈」。我想：佛靈不靈跟我沒多大關係，關鍵是出家的僧要靈！所以一心想去天台山出家，其實當時我連天台山在哪兒都還不清楚。
媽媽就我一個獨生子，當然也堅決反對我出家。在這場家庭對峙中，我甚至以絕食三天來表達「我的人生我做主」的強烈訴求！後來我媽在描述當年情形時說：「眼淚哭出一臉盆」。
大家都反對，基本把我當怪人或異類看。有些人還跟我爸爸講：老楊呀，你家住錯房子了，怎麼能去住「清涼庵宿舍」呢，否則你家小楊怎麼會想到去出家呢！我特別不認同這些話。4806廠的「清涼庵宿舍」有四幢大樓，每幢四層、每層七戶，哪家沒幾個子女呀？為什麼在我之前、在我之後，幾十年就再沒出過一位出家的人呢？「家住寺院附近」與「出家」有什麼必然關係嗎？我認為我就是出家的命，就算住在新疆烏魯木齊，我也會最終出家為僧；而不會出家的人，即便從小住在「海天佛國」普陀山，也是不會出家的。所以我不太相信環境影響，我更認同的是超越時空的因緣關係。要不怎麼來解釋我天生認識繁體字，怎麼來解釋我天生不吃雞鴨鵝呢？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信佛的群體幾乎是清一色的老年婦女，常常連老伯都難得一見，更不要說青年男女了。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學佛聚會，一屋子都是老太太。我媽跟蹤而至，進門就劈頭蓋腦地抱怨這幫老人：你們年紀大了，信佛無所謂，我兒子才這麼小，你們不要帶我兒子信佛！沒想一個老太太回敬道：你有沒有搞錯？不是我們帶你家兒子信佛，而是你家兒子在帶我們學佛！
在我的印象中，我爸是有點孤芳清高的，平時幾乎沒啥朋友走動。有一天，忽然有個同事來敲門，我本能地直覺到是來談我出家的事情。果然，他是聞訊我在家裡鬧出家，特意過來給我父親支招的。我破天荒地去隔門偷聽，那位同事大意是說：小楊也20歲了，你們趕緊給他找個女朋友，一旦產生感情，你用八抬大轎抬他去出家也不肯去了！我心想，這招也夠絕的了。
過了個把月，我決定將計就計，主動找爸爸談話：您是希望我做個光棍呢，還是希望我能成家立業呢？我爸聽了一頭霧水：你問這話是啥意思？我說：咱們定海城關鎮只有信佛的老太太，哪有信佛的大姑娘？如果你把我留在定海，估計我這輩子就找不到對象了。因為我找女朋友的第一標準，就是信不信佛。但如果能讓我到普陀山從事佛教工作，就會有很多機會結識共同信仰的有緣人。爸爸一聽，也覺得這是實情，於是父母略帶勉強地同意我到普陀山工作了。
尋師普陀山
1988年的4月30日，我帶著衣物、臉盆等隨身行李，在定海兩位佛友的陪同下乘船上了普陀山。介紹我上山的人是妙善方丈的秘書樂鴻紳先生。巧合的是，後來我接了他的班，也成為了妙善方丈的秘書，這是後話。
上山伊始，妙老把我安排到悅嶺庵。當時悅嶺庵掛著郭沫若先生題的「普陀山文物館」匾，我的工作就是在文物館裡籌備「普陀山佛教圖書館」。在八十年代末，國內的佛教書籍還非常稀缺，普陀山佛教協會通過申報，獲准接受了香港宏勳法師贈送的幾十箱港台出版的佛教典籍，而我就成了這批珍貴佛典的第一位讀者。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普陀山佛教圖書館並沒有正式開辦，但卻在不到兩年的時光中成就了我的讀經大業！在那佛教典籍還相當匱乏的年代，我卻有幸在普陀山坐擁書城，能夠天天翻閱、時時研讀，現在想來實在是我此生的莫大福報！
1989年農曆九月十九「普陀山全山佛像開光、妙善大和尚升座」後不久，我被調往佛協辦公室從事文書工作。記得交給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修改完成全山佛像開光、方丈升座的總結彙報。
母愛的偉大就在於她最後總是以孩子的快樂為快樂、以孩子的選擇為選擇的。媽媽最終和我站到了一起，但提了一個要求：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孩子，出家就在普陀山，讓我去看看你也能近一些。這樣，我就打消了原本想去天台山出家的念頭。
23歲那年，岀家之心日益急迫，在媽媽的默許下，我草擬了一份家長同意書，蓋上爸媽的私章，正式向佛協提出了出家申請。佛協領導一看筆跡：這不就是你自己寫的嘛？我說：父母本來就不情願，完全是我逼出來的，還能指望他們親筆寫同意書嗎？能蓋上章就已經阿彌陀佛了！佛協領導聽了也覺得的確如此，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想到我家去作個當面確認。情急之下我只有打電話向媽媽「求救」，她就特意趕來跟佛協領導說：我和他爸內心的確不捨得，但實在拗不過孩子，既然他執意要出家，只要他高興，我們也只好同意了。母親都這麼來說了，誰會懷疑父親其實還被蒙在鼓裡呢？於是，佛協正式批准了我的出家志願。
在普陀山，與我最有緣的佛門前輩只有兩位，一位是我20歲皈依三寶時的師父---普濟寺首座悟道法師（當時已被禮請前往新昌大佛寺）；另一位就是普陀山全山方丈妙善大和尚。兩位老人家都非常的喜歡我，所以在選擇拜誰為師、跟誰出家的問題上，我有過糾結，就同媽媽商量。媽媽認為：你20歲皈依的時候，拜的是悟道法師，現在出家如果改拜方丈妙老，會讓人誤以為你在攀高枝，這樣不好；第二，妙老是江蘇人，悟道法師是我們舟山岱山人，講講話也是本地話聽著親切舒服；第三，妙老歲數畢竟比悟道法師大許多（二老都屬雞，妙老年長12歲），你跟悟道法師出家相對也可以多跟幾年師父啊。媽媽講的三條意見都很實在，也很有見地，所以我接受了她的建議。
1990年的農曆臘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的成道紀念日，我的師父悟道長老攜凈友師兄（今岱山慈雲極樂寺監院）特意從新昌大佛寺趕回普陀山，在普濟寺他的寮房佛堂里為我舉行了剃度儀式。
從紫竹林副寺到方丈秘書
出家後，承蒙妙老的慈允，破格讓我插班進入普陀山佛學院的天台宗正科班，師從沈仁岩居士專研天台學。全班一共7位同學，帶有研究生班的性質。跟天台宗的殊勝因緣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我的師父悟道長老是民國年間在寧波觀宗寺弘法社從寶靜大師修學天台宗。妙老本人雖是揚州高旻寺來果老和尚的禪門臨濟宗傳人，但卻特別推崇天台宗，早年在普陀山茅蓬閉關時專門研習台宗名著《摩訶止觀》。兩位老人都與天台宗深有淵源，所以也促成了我最終成為天台宗的熱愛者。
1993年6月，我從普陀山佛學院畢業，分配在紫竹林擔任副寺，協助凈慧師兄（時任副監院，代行監院之職）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教夜校、出牆報，偶爾也幫忙搞搞接待。1995年5月，中央統戰部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舉辦全國性「中青年愛國宗教教職人員讀書班」，規定推薦的學員必須是擔任副監院以上職務。普陀山分到一個名額，妙老提議「讓凈旻去」。但我只是副寺，級別不夠，於是佛協就臨時研究發文任命我為紫竹林副監院。這在普陀山應該是件非常破例的事了。在中央社院讀書四十多天，其間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在北京廣濟寺宴請我們全班42位同學，親切地稱譽我們是「《四十二章經》」。當時浙江省學員一共只有兩位，另外一位是寧波七塔寺的副監院怡藏法師（現任浙江省佛教協會會長、奉化雪竇寺方丈）。
同年冬天，開完全山年終總結大會後不久，妙老就決定把我從紫竹林調到他的身邊去。一開始我很有壓力，非常不想去，還向妙老當面表達了我希望繼續留在紫竹林的願望，但妙老態度很堅定；於是我又向統戰部和宗教局的領導求助，懇請能幫我去跟妙老說說，但他們都表示既然妙老決定了，還是要服從妙老的意願。就這樣，1996年的正月十六，我正式擔任妙善方丈的秘書，同時兼任普陀山普濟寺副監院，一干就是三年（1996～1998）。那時妙老的重要講話、重要書信、上堂法語，致上級有關部門的報告、呼籲，普陀山各寺庵新制的匾額、楹聯、碑記等等基本上是我執筆的。由於經常陪同妙老出席各種會議、會見重要來賓、視察寺院建設工程等，在老人家身邊學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使我一生受用無窮！
「精品寺院」隱秀庵
1998年，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掛牌成立，妙老親任所長，我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長。所址設在靠近梵音洞的祥慧凈院，我同時兼任祥慧凈院監院。
同年，在台灣同胞的推動下，位於普陀山雨花嶴的明代古剎隱秀庵開工重建。緣由是隱秀庵歷史上曾有兩位祖師在清代咸豐年間前往福建化緣，不料航船被巨風吹至台灣基隆，從此他倆立足台灣，廣行教化，再未回來。隱秀祖師攜去的三尊木雕觀音坐像，後來被分別供奉，並創建了紫明寺等三座寺院，在台灣當地香火鼎盛，信徒眾多。百餘年後，當這些信徒來普陀山尋根，看到祖庭隱秀庵早已淪為民居且破敗不堪時，找到妙老處哭訴，提出希望由他們籌錢出資來恢復祖庭，問妙老需要多少資金？妙老隨口一說，「大概要一千萬吧」。台胞們聽了有點為難：我們出五百萬人民幣行不行？妙老回答：行！就算你們一分不出，我們也有責任把隱秀庵修好的。2000年隱秀庵復建工程經過竣工審計，土建、裝修兩塊合計耗資一千萬元，可謂不可思議！可惜這一年的元月，妙老以93歲的高齡離開了我們。後來我受佛協委託，主編《妙善大師年譜》（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負責規劃督建「妙善老和尚紀念堂」，起草《普陀山妙善慈祖德業碑》和《普陀山妙公訓誡碑》，算是對妙老培育深恩的一點點報答。
最初復建隱秀庵時，妙老是打算用來辦學的，準備把佛學院從福泉庵遷過來，所以大殿盡量建大、廂房也增至三層。但辦學必需有個操場，於是籌劃在庵門外再征土地若干。但是由於對「安置土地工」的條件商洽未果，只得放棄征地，也就意味著不能辦學了。因此妙老提出：文化、教育不分家。既然教育搞不了，我們就搞文化吧。並交待我說：你來參與隱秀庵的規劃設計和建設，建完後文化研究所就搬到這裡來。
就因為有了妙老的這句話，我提前介入到隱秀庵的設計和施工中去，在佛協修建辦張家華主任和舟山設計研究院、普建公司施工隊的支持配合下，我的許多審美理念和細緻要求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落實。
其實在普陀山有個慣例，到現在也依然如此：凡新修新建的寺庵在建設期間是不定寺庵負責人的。所有設計施工事宜都是由佛協修建辦統一管理實施。只有等基建、裝修乃至殿堂佛像、爐鼎、聯額、傢具基本到位後，才由佛協研究決定派誰去出任當家，頗有點現代「拎包入住」的意味。所以監院事先對其寺庵的修建幾乎無法參與任何意見。而我對隱秀庵重建工程的全程參與，實緣於妙老的提前指定，這在普陀山又算是一個難得的例外了。
隱秀庵經過3年建設，於2000年竣工，我在同年中秋節正式入住。2002年的四月初八佛誕節，隆重舉行佛像開光法會。
從1988年上山，我在普陀山已住了整整29年。前12年搬了6次家，平均2年換個地方；後17年就一直住在這裡。我與隱秀的因緣可謂深矣！
回想當年常常坐著祥慧庵的尼桑皮卡車，從後山開到前山，投入地參與隱秀庵建設的點點滴滴，直至落成後被大家譽為「精品寺院」，這種幸福感和成就感是畢生難忘的。
後來，我又全程參與了普陀山寶陀講寺、萬佛寶塔、普陀山佛教博物館和朱家尖300畝「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籌建，參與不肯去觀音院、普濟寺、法雨寺、大乘庵、悅嶺庵、雙泉庵、西方庵、香林庵、芥瓶庵、長生庵、梵音洞、天華百子堂、多寶塔院等眾多寺院古迹的維修改造和佛像雕塑與殿堂布置。2004年，佛協為我量身打造了「普陀山佛教藝術總監」一職，也算是對我多年付出和點滴成就的一種肯定了。目前，我正在參與佔地2800畝的朱家尖「觀音法界」建設，擔任規劃設計組組長，繼續貢獻我在佛教藝術上的一技之長。
宗承天台法弘四方
天台宗是中國漢傳佛教八大宗派的老大哥，由「東土釋迦」智者大師創立於隋朝。其祖庭就在浙江台州的天台山國清寺，也就是我最初嚮往出家的地方。從佛學院畢業的次年，我在紫竹林創編了《台宗三字經》六十頌；從2010年起，又與復旦大學王雷泉教授共同主編「天台宗系列」（上海古籍出版社）。雖然因為媽媽的一個要求改變了出家天台的初衷，但作為天台宗的學子，巍巍天台永遠是我心中的一座聖山，與南海普陀交相輝映！
1995年普陀山南海觀音銅像奠基，佛協邀請了許多海內外諸山長老出席盛會，並組織了一對一的接待服務。當時安排我接待香港的意昭長老。出於對天台宗的由衷熱愛，我非常希望能向天台宗四十六世教觀總持、香港佛教聯會會長覺光長老申請傳承台宗法脈。意昭長老欣然表示可以代為轉達。於是我虔誠地修書一封帶往香港，告訴覺老我是位學習天台宗專業的佛學院畢業僧，我想接續天台法脈，光大天台智者之教。
過了幾星期，剛從泰國出訪歸來的覺老給我回了親筆信，對我的天台情懷深表嘉許，說如果因緣成熟，一定會通知我接法。
5年後的2000年4月30日，我終於在香港粉嶺觀宗寺與道平法兄一道，在智開、融靈、了知等長老的見證下，承嗣了覺光長老天台宗法脈，成為天台宗第四十七代傳人。從此，我對天台宗更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光陰似水，恩師覺公也已圓寂三年了。今年11月18日，他的舍利將奉安於天台山國清寺前的青山石塔之間，慈蔭永駐，道範長存。
近二十年來，我曾應邀到上海復旦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會展中心、福建佛學院女眾部、浙江慈雲佛學院、天台宗佛學院路橋校區、寧波佛教居士林等處講學，為浙江大學總裁班、清華大學總裁班、舟山市社會主義學院、市旅遊局等授課，已出20多張講經弘法光碟。現任浙江省佛教協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舟山市政協委員、舟山市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副會長、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普陀山佛教藝術總監、普陀山隱秀講院監院，天台山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