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孟子的 「仁心義路」說與社會管理
試論孟子的
「仁心義路」說與社會管理
[摘 要]： 在研究儒家孟子的「仁心義路」說時，筆者注意到孟子的這些學說並非只停留在理論上，而且也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這尤其反映在「仁心義路」說對於社會管理的作用上。本文首先從孟子的「仁心義路」說所帶來的一個問題談起，接下來通過對「仁心」說與社會管理的分析，研究孟子「仁心」說的社會價值，最後通過分析「仁心義路」說較之單一的「仁心」說在社會管理上起到了哪些更加重要的作用，進而回答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
[關鍵詞]： 孟子 仁心 義路 社會管理
1、仁心義路」帶來的問題
在《告子章句上》中孟子提到了他「仁心義路」的說法，即「仁，人心也；義，人路也。」[1]從這裡不難看出孟子認為「仁」是人的本心，「義」是人要走的道路。
然而孟子的這番話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孔子曾說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2]（《為政第二》），所以作為一個人來說，即使不能做到隨心所欲，也應該可以做到順心而為，為什麼人不能依照自己的本心來生活，而要將「義」奉為人生的道路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孟子為什麼強調「仁」為人的本心。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40頁.
[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4頁.
2、「仁心」與社會管理
在歷史上，關於人心的問題一直沒有定論，有些人認為人心是向善的，而另一些人認為人心是自私的，還有些人認為人心是由外在環境決定的。如果在某一個時候，人人都能選擇依照自己的本心來生活，那麼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每個人的心各不相同，所以人們會變得或友善、或自利、或正直、或刻薄……在這種時候，刻薄之心就可能欺侮友善之心，而自利之心可能從正直之心那裡牟利，這就會導致社會上公平、正義的缺失，最終引起國家的混亂。
面對這種順心而為的行為，孟子曾說過：「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1]（《滕文公張章句下》）正因為不能讓各種人心都可以肆意妄為，不能容忍沒有前提和標準的順心而為的邪說，不能接受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未來，所以孟子有必要正人心，即提出「仁」才是人的本心，以此匡扶良好的社會風氣。
那麼，「仁」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心？ 「仁心」在社會管理上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仁」為人的親親之心。「親親，仁也。」[2]（《盡心章句上》）「仁」意味著一個人親近、關心與自己血脈相連的人。當家庭成員都非常重視自己的親人時，一個家庭就會出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局面。而在孟子所處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緊密相連的時代，家庭內部的宗法制度上升到宗族、國家層面就成為了分封制度，也就是所謂的家國同構——周天子的嫡長子為下一任天子，庶子為諸侯；諸侯的嫡長子為諸侯，庶子為卿大夫……士的嫡長子為士，庶子為平民。在這種層層分封的制度下，即使是社會上最底層的官員（士）也是通過家庭內部的血緣關係來獲得和確認自己的地位，而一些平民又和最底層的官員（士）存在血緣上的聯繫，這就有利於人民和統治者、統治者和更高的統治者在情感上的相通，從而讓被統治者自然而然地順服統治，統治者出於血緣親情而關心被統治者。
正因為「仁心」是親親之心，並且周朝是家國同構，所以「仁心」可以將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聯繫起來，通過家庭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和和諧，又通過社會來進一步團結家庭成員，進而通過這種雙向推進的方式保證社會的穩定，加強社會的管理。
「仁」為人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3]（《公孫丑章句上》）在前文中我們知道，從周天子、諸侯再到士大夫、平民，從血緣上來說確實是一脈相連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外族人民的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血緣聯繫開始不斷地衰弱，尤其在士大夫和平民之間，僅兩百多年的時間就完全可以讓一位平民上溯四代而沒有一位屬於統治階級的士大夫[4]。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依靠所謂的親親之心來讓統治者做到愛民如子，就顯得不太可行。為解決這一問題，孟子延伸了自己的「仁心」說，將「仁」從個人的家庭推向他人的家庭，也就是他在《梁惠王章句上》中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從親親之心到惻隱之心，「仁心」說從人倫關係發展到了人際關係。而將自己的惻隱之心運用到社會管理上，就體現為統治者能夠設身處地地為被統治者著想，哪怕兩者之間沒有血緣的聯繫，但是秉承著民胞物與的仁心，統治者就不敢肆意妄為，不會只知驕奢淫逸而不關心人民的生活。
通過對「仁心」是惻隱之心的相關闡釋，孟子為他進一步提出「仁政」的思想主張奠定了基礎。「孟子『仁政』說率先明確了『仁』之德與政治的關係，而且在國家政策上提供的操作方案也趨於完備，極大地豐富了『仁』論在政治論方面的內涵，提供了許多實現政治功利的措施。」[6]此時，「仁心」不再僅僅通過血緣的方式，而且開始通過民意的方式影響社會的管理。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7]（《公孫丑章句上》）「仁心」的具備與否可以決定人心的向背，一個人的「仁心」可以讓成千上萬的人心凝聚在一起，倘若統治者都能有此「仁心」，那麼管理社會將會變得不再困難。
總的來說，在孟子的「仁心」說中，不論「仁」為人的親親之心或者是惻隱之心，「仁」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仁心」對於社會管理可以起到情感上的引導作用和意識上的凝聚作用。
那麼，如果「仁」作為本心被所有人認可和接受，在這種時候人人都順心而為，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應該沒有問題了呢？我們可以通過對統治者的一些行為的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77頁.
[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60頁.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39頁.
[4] 這裡上溯四代是參考了後世所謂的「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自己、子、孫、曾孫、玄孫.
[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09頁.
[6] 張燕嬰：《孟子「仁」論的兩面性和終極歸旨》，見《儒學與二十一世紀文化建設——首善文化的價值闡釋與世界傳播》[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37頁.
3、「仁心義路」與社會管理
在社會管理上，如果統治者僅僅具有「仁心」並且順心而為，那麼幾乎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會發生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任人唯親——既然血緣越近，親上加親，而且「仁心」要求重視自己的親人，那麼在選拔人才、官吏的時候，顯而易見，「仁心」意味著統治者會更傾向於自己的親人。第二個是徇私枉法——如果統治者遇到了犯罪行為，因為「仁」是親親之心，那麼對親戚就顧及私情判輕一點吧；又因為「仁」是惻隱之心，那麼對陌生人就秉承著同情和憐憫而重罪輕判吧。然而，統治者對於親人的偏護是對公平和正義地踐踏，而對於犯罪者重罪輕判則會助長犯罪的行為。
通過「仁心」來管理社會，就會出現上面這些弊端，這是因為「仁心」說錯了嗎？不是的。「仁」的觀念沒有錯，「仁心」說也沒有錯，問題出在「仁心」可以，而「仁路」則不可以。因為「仁心」存在於人的觀念世界中，不能直接外化在現實世界，所以秉持「仁心」和實踐「仁心」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孟子在《離婁章句上》中寫道：「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1]從「居仁由義」之說不難明白，只知道「仁」的話，人只能安於一處而不能四處行動，只能具有某時某地的「仁」而不能在各種情況下都保持「仁」。由此可知，「義路」既是對「仁心」的補充，也是對「仁心」更好的實踐。
「如果說，『仁』作為人之『性』，實乃『情性』；那麼可說，『義』實乃人之『理性』。」[2]由此可知，「仁」是一種先天而有的性情，「仁心」說體現在社會上是血緣和人情；而「義」是一種後天匡正的性情，「義路」說體現在社會上則是理智和法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人情不可避免，而法理也不容缺失，因此在管理社會的時候，孟子的「義路」說就彌補了「仁心」說的不足。
通過「義」來判斷「仁」應如何踐行，這就改善了「仁心」說可能存在的弊端。在社會管理的時候，統治者一方面要具備「仁心」，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走「義路」。在面對違法犯罪者是自己的親人時，應該銘記「家門之內恩掩義，家門之外義斷恩」；而在面對其他的違法犯罪者時，不僅要考慮到他們的改過自新的可能，也要予以適當的懲罰警示他人。這樣的管理方式才能稱得上是人情和法理的統一，才比較符合儒家文化的要求。
此外，孟子還說過：「人能充無欲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類也。」[3]（《盡心章句下》）在社會上推行「仁心」固然有諸多益處，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即便具備了「仁心」，但是在可以利己而不損人的情況下，也未必不會從他人那裡謀利（即穿逾之行）。可是要想建立良好的社會，就不能讓人們都變成自私的人，不能讓社會上出現許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能讓人們見到以公謀私、以權謀利的行為而無動於衷。而想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要藉助「義」的幫助，因為「羞惡之心，義之端也」[4]（《公孫丑章句上》）。只有當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具有羞惡之心，都因自己的不善而感到羞恥，因他人的不善而感到厭惡，將「義」貫徹在日常生活中，發揚善行，懲治惡行，社會才能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總的來說，我們有理由相信孟子的「仁心」說體現出了社會管理的應然性，而「仁心義路」說體現出了社會管理的實然性，唯有「仁心」和「義路」的統一才能夠真正實現對於整個社會的良好管理。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86-287頁.
[2] 田探：《孟子「義路」說與儒家實踐理性的確立》[J]，《孔子研究》，2017年第3期，第75頁.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80頁.
[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39頁.
4、餘論
通過對孟子「仁心義路」說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回答文章開篇所提出的問題，即為什麼人不能依照自己的本心來生活，而要將「義」奉為人生的道路呢？這是因為人的本心多有不同，而「仁」才是應該被認可的本心；然而只奉行「仁心」同樣會帶來很多問題，只有「義路」才能彌補「仁心」的弊端。所以，「仁心」與「義路」並舉，人與社會才能和諧相處，共同進步。
孟子通過自己「仁心義路」的學說，將人情和法理統一起來，適應了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既有助於對民眾和統治者的教化，也有利於緩解社會的階級矛盾，推動社會穩定地發展。
雖然時至今日，我們早已經不是奴隸社會或者封建社會，所謂的統治者也不再存在。然而在社會的管理上，我們的政府官員仍然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官民之間的隔閡依然比較大。通過借鑒孟子的思想，將儒家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不僅有利於政府管理的改進和中國的社會治理，而且有利於發掘儒家學說的現代意義，「把儒學做得更有說服力」[1]。因此，孟子的「仁心義路」說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1] 陳少明：《做有說服力的儒學》[J]，《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頁.
參考文獻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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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探：《孟子「義路」說與儒家實踐理性的確立》[J]，《孔子研究》，2017年第3期.
[5]. 陳少明：《做有說服力的儒學》[J]，《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6]. 徐克謙：《孟子「義內」說發微》，[J]，《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
[7]. 雷靜：《道德情境中的仁義聯屬理路》[J]，《學術研究》，2014年第7期.
[8]. 張燕嬰：《孟子「仁」論的兩面性和終極歸旨》，見《儒學與二十一世紀文化建設——首善文化的價值闡釋與世界傳播》[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
博雅學院，天義
書於2018.01.18
公眾號天義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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