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替代，是一個人最大的優勢
文 |泉涌君 · 主播 | 賞新晴
親愛的各位書友好，今天，我們繼續共讀《中國通史》。第七篇，第三十四至三十九章，170-185頁。
思考題：元代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蒙古入主中國
蒙古入主中國，是中國的統治權首次落入異族之手，中國的政治社會，有了一場大變動。
從成吉思汗再到忽必烈滅宋，歷時七十四年，元兵先滅金國，再平定夏國，後滅了南宋，取得中國。成吉思汗還沒能滅掉金國就駕崩了，六年後蒙古人攻下金國的汴京，金哀宗逃到蔡州，被宋與蒙古合圍而滅。
後來蒙古和宋交惡，蒙古用六年時間才攻下襄陽，金庸的小說《射鵰英雄傳》就是用這段歷史當作歷史背景的。
蒙古鐵騎征服歐亞大陸，所向披靡，唯有南宋領土最難征服，直到元世宗才滅了南宋。在統一中國時，蒙古帝國已經在歐亞之間擁有四大汗國。
所以來到中國主要看中的是江南地區的財富，文治方面少有建樹。當時統治中國各省的大臣，沒有通曉中國文化的，直到忽必烈執政後才有所改變。
而且，元蒙還將人劃分為四等：
蒙古人
色目人
漢人（黃河流域的中原人）
南人（長江以南的中原人，即南宋人）
還規定漢人、南人不能任正官職，漢人不能當宰相。左右丞以及參知政事等官職，總之對漢人和南人有所歧視。地方的行政長官基本都是元人世襲。
元代的軍事制度和與民爭地
蒙古軍隊同樣也是分等級的，最高等級的是蒙古軍，次等的是蒙古人擔任用來鎮守邊疆的探馬赤軍，後面是漢人擔任的漢軍，最次的是南方宋人擔任的新附軍。蒙古軍和探馬赤軍的軍籍嚴密，是不讓漢人知道的。
元朝軍隊多次搜刮民間的馬匹，比如至元三十年，收十一萬八千五百匹馬，元武宗至大三年，收馬四萬多匹。元仁宗延佑四年，收馬二十五萬五千匹。
總之數十年間，元軍總共搜刮民間馬匹七十多萬匹，這跟蒙軍擅長騎兵作戰有很大的關係。
蒙古人擅長打仗，卻不懂得管理財產。因此有關錢財的問題都交給色目人和回人辦理，主要是現在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
但凡元軍所到之處，都會強搶民戶，作為蒙古人的家奴。比如至元十四年，荊湖行省的一個地方官將三千八百戶降民收入自己的家奴，由自己設置官員管理，並且規定每年應交的稅款。
至元十八年，蒙古人平定江南後，將江南的漢人分給王、侯、貴戚、功臣等等，高級別的王能分幾萬甚至十萬戶，相當於這幾萬戶納稅的對象就是這個王侯。
而且，蒙古人不僅擁有漢人奴隸，還與民爭地，由於蒙古人農業不發達，不熟悉農耕，竟然強搶千頃良田，不耕不作，等著長雜草，然後來放牧，供牛羊吃，這真可謂是文明的倒退。
元代的宗教信仰
僧侶在元代的政治活動中佔據重要的位置，元人很重視宗教信仰。在元世祖六年以前，蒙古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直到國師八思巴創造蒙文，元世祖忽必烈賜封他「大寶法王」的稱號。
由此，元人非常尊敬僧侶，在帝師和國師之下，僧侶是可以封為王公的。
除了尊重僧侶，皇家還非常重視做佛事，所佔支持竟然能夠達到國家財政經費的大半，比如元成宗時期，張養浩就上書說「國家經費如果分持三份，花在僧侶及佛事上就要用掉兩份」，可見花費銀兩數量巨大。
國家重視，並且投入巨大。因此當時的寺廟擁有龐大的財務和產業，與王公貴族相比都不遑多讓。
錢穆認為這是一種封建勢力的延伸。比如當時的大護國仁王寺，有水陸田地十萬頃，賜與管轄民眾三萬七千五十九戶，也就是享受這三萬多戶上繳的稅費，由此可見寺廟各個財大氣粗。
元代的科舉制度
漢族的士人（讀書人）和平民一樣被當做奴隸看待，後來元朝中懂得時局的人就向元當局勸告，說漢人中的讀書人能夠幫助朝廷治理天下，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時期的重臣。
耶律楚材就說：「製造器皿必須用良工，協助政務者必須用儒臣。培養一位儒臣非易，必須積數十年之經驗。」
所以，耶律楚材主張開科取士，釋放被俘為奴的漢族知識分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
元仁宗皇慶二年，舉辦科舉考試，規定蒙古人和色目人考的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名為「經問五條」，另一場根據時政出考題，相當於寫論文。
而漢人和南人第一科考的也是上述四書，第二科考的是經義，從《詩經》《尚書》《周易》中選一本，也有考經、史、論時政的策。
這個制度流傳很廣，直到清朝都是以考察四書含義錄取士人，還有行省制度也是這時期開始施行，這兩項制度一直沿用到明、清兩朝，長達六百年之久。
總之，元統治中國有一百多年，他們對秦漢以來的傳統文治政權意識。始終沒有能接受。蒙元的政治意識，始終有封建武裝的味道。
蒙古人雖然曾經叱吒歐亞兩個大洲，但最終在漢人起義反抗中，退出了對中國的統治，這群起義領袖中有個叫朱重八的即將登上歷史舞台。
有書君語：本周我們共讀的書是《中國通史》，錢穆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史學和文化學專著多達80餘種，逾1700萬言，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
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明清，從理學到文學，從經學到政治，無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也讓後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幾乎無出其右。
錢穆是難得的深入人心的講史者，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於北京大學，二於西南聯大，三於香港新亞。所幸，這第三度講授底本，終被一個叫葉龍的學生給記錄了下來。
錢穆版《中國通史》這一塵封多年的通史經典，必定為萬象紛亂的讀史熱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許不是最周贍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懷的中國史。
這本講稿的價值如何認定尚未可知，但其之於「錢學」，以及它背後那份對於中國史的溫情與敬意，無疑頗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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