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士與知識分子——當代精神價值重建

摘要：知識分子是創作界的身份、精神源頭。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來源於19世紀的俄國和法國，歐洲各國的知識分子傳統面貌各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由於革命傳統和士的精神源頭，具有自己的走向、譜系。在這塊大地上切切實實、無貳爾心地生活的人，無疑是當代精神價值的建設者。新人文希望深入到歷史文脈中，向上一路，為語言、視覺、思想的創造拓開視野，尋求方法和風格的可能性。

關鍵詞：新人文　中國抽象　新左派　自由主義

作者簡介：李建春，詩人，藝術評論家。1992年本科畢業於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學系。任教於湖北美術學院美術學系。多次策劃重要藝術展覽。出版詩集《出發遇雨》（花城，2012）、《等待合金》（武漢大學，2017）。詩歌曾獲第三屆劉麗安詩歌獎（1997）、首屆宇龍詩歌獎（2006）、第六屆湖北文學獎、長江文藝優秀詩歌獎（2014）等。

由於新人文涉及創造的立場，我們不可避免要對創作者的身份、精神源頭進行審視。知識分子的問題是現代世界的普遍問題。自進入消費社會或作秀社會（於麗婭.克里斯特娃對消費社會的附加辨認）以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一個客觀的階層，還存在否？還能有多少公共空間容納知識分子的聲音？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中國學者許紀霖提議，要擴大和維護知識分子得以生存的公共空間，十年前（2005年，截至《知識分子十論》成書時）他從社會學的角度，把知識分子精神的發揚寄托在公共知識分子身上。我們也看到，也親身經歷了公共知識分子，或多或少也是，在自媒體的推動下；但是今天，連依託於自媒體的公共空間也越來越小，在「作秀社會」中公共知識分子的既定形象，還符不符合新人文思想希望追溯的知識分子精神？這也是一個問題。薩義德主張在高度專業化、有機化的知識社會中，知識分子要勇於成為業餘人士，大膽地、跨領域地對當代政治、文化等重大問題發言，表明態度。薩義德的主張大致沒錯，但是也要有分寸，因為真正跨領域跨專業的發言難免會陷入空疏，乃至文不對題（我從他談及中國的文字中就有這個感受）。同時，為了讓發言具有社會效果，知識分子首先需要在體制內、在專業領域中獲得相當的聲望，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公信力才有發言資格。的確，根據過去十多年的經驗，那些成為大V的公知，基本上都是專業領域的成功人士。但是否一定要有公信力才有創造的資格？薩義德、許紀霖都把存在於公共空間的、超越了體制內有機身份的批判型知識分子視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新人文的主張如果循著這個思路，就會陷入迷途。但我們主動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新人文之新涉及到人文精神的更新，新人文首先是人文的，然後才異於「正確化」的人文主義，新者，日日新，又日新，這幾乎不涉及既有的身份或社會地位，但也不外於，因此不必對公共空間的問題太多介懷。或者說，新人文恰恰是為解決作為客體的、秉承「真正」知識分子精神的特定階層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法存在而提出的主張。

何謂人文？何謂新人文？人文（Humanity）一詞源於古希臘思想，它的根本觀念是從類的角度思考人，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下述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人和神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由於人文把人作為類來思考，因此它的思考是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一種對存在的抽象玄思。古希臘悲劇常把人和諸神的衝突作為戲劇衝突的焦點，諸神的意志是命運，英雄、半神企圖抗拒命運，才導致悲劇的發生。英雄與諸神抗爭，同時也意味著人與諸神具有某種平等關係，而不是一神教中神對人的絕對超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運用古希臘傳統突破中世紀的神權思想，如果說並不總是顛覆的話（在部分作家那裡的確如此，比如薄伽丘）。表現在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的宗教畫中，突出基督、聖母人性的一面，好像古希臘諸神肉體的美，只是帶上了基督教特有的凈化意識和憂鬱氣質，這一部分已被吸納進天主教的靈修傳統中。從這個角度說，宗教改革實際上是對人文主義的一種反動。但在中華傳統中並不具備人文主義的針對，因為華夏諸神，類似於希臘諸神，而且更溫和。為什麼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竟興起了一股人文熱潮？這首先是因為西方文化對漢語思想的植入，已成為事實。更重要的一點，上世紀末的人文精神討論隱含的針對，是基於當代史中對人性尊嚴的漠視，將一個政治問題化裝成為文化問題。漢語現代思想中最糾結、具有誤導性的一面，總是把政治問題轉變成文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基因中本身也包含了猶太彌賽亞的成分和基督教末世論的成分。那麼新人文，一方面秉承八、九十年代以來對人性尊嚴和發展的現實呼喚，這個黑暗始終在，因而仍然可以說是出於現實的焦灼；另一方面，人文思想固有的關於人存在的根基和超越性的傳統，是從未褪色的藝術創作的動力、方向。這本身就是現代性、抽象性。曾指引「新人文畫」認識和尋求當代水墨中的抽象。時隔30年後，我們不再假裝不知道當代漢語人文思想的針對性、策略性。——這個針對性要更新，完全楔入當代。關於策略性。華夏諸神還在，為什麼要呼喚和尋求一個早已消失的古希臘羅馬的神話體系？因此，新，也可以說是復古更化，深入本土，因為中國傳統中人文的資源更豐富，在基因上也不隔，只是基於現代性的事實，不可避免要走向某種「中國抽象」。如何把中國山水抽象？中國山水本身就是抽象，這裡的抽象是指，讓中國山水的精神進入當代日常，成為新的物象、風格、思考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新人文的主張主要是針對創作界的。

知識分子是人文精神的承擔者。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是他們獨立於教會，復活了古希臘的人文傳統，因此稱為人文主義者。士是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但現代知識分子的涵義有所不同。根據許紀霖先生的梳理，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源於俄國19世紀，指本身屬於上流社會，具有西方教育背景，因而與主流社會疏離、具有強烈的批判性特別是道德批判意識的群體。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是1894年法國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當時以左拉、雨果為代表的有正義感和社會良知的文化人士，為猶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辯護，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19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主要都是自由職業者，經常坐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因而形成一個哈貝馬斯所稱的「公共領域」。現代知識分子就是指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具有強烈關懷和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葛蘭西稱之為「傳統的」知識分子，以與階級化、黨派化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區別。

關於「傳統的」、「真正的」知識分子，西方各國的知識分子性格各具面貌。法國的知識分子依然保持著左拉時代的傳統，法國知識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薩特，以及福科、利奧塔和德里達等。英國知識分子大都在牛津和劍橋裡面，由於英國新教改革比較成功，知識分子同政治、宗教的關係不像法國那麼緊張，他們更習慣於在經驗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上，在體制內尋求變革。德國知識分子因受狂飆突進運動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影響，更多地具有國家主義的氣質。他們更強調「內心的自由」，即通過哲學思辨達到內在的超越，這一傳統與德國有著較長的政治專制主義的歷史有關。俄國知識分子由於有東正教的背景，賦有沉重的道德緊張感，俄羅斯苦難的大地及西方化的上流社會的腐敗，使得許多俄國知識分子產生道德上的原罪感，產生綿綿不絕的民粹主義。

這個比較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知識分子傳統。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其實比較接近於德國和俄國。專制主義下的內在超越和自由，但不是通過哲學思辨，而是道家的逍遙和生活禪。苦難的底層和暗中西化的特權階層的腐敗，的確也催生了新左派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但中國思想中並沒有原罪的意識，也沒有必要刻意去尋求、模仿，（這是當代文學的認知誤區，產生多少無謂的爭訟，）大乘佛教的大悲情懷和儒家的浩然之氣，足以當之。中國知識分子與法國知識分子也有相近之處，除了由於革命傳統，因而左派都居重外，源於士大夫的政治參與意識，也一直是很強，因而不可避免地捲入黨派，成為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現實走向，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塑造力度更大。當代精神價值的重建，不可能繞過他們。但新人文的主張是獨立的，即使獨立的社會空間已不復存在，（歷史地看，僅僅存在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和80年代的某些層面，）體制內外一個個生動的個人，永遠有超越的需要、創造的衝動。我們只對這種生動的精神需要本身發言，為創作界尋求出路。精神性總是建立在精神性之上、之中。許紀霖關於公共空間的思考，是一種社會性建構，而新人文則試圖從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中，尋求或辨認出一個向度，為創作界提供底蘊，或批評的參照。

中國革命傳統是新左派知識分子的重要資源。新左派也並不都是像甘揚、劉小楓等那樣的，為肉食者謀。當代中國已有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關注底層民工、城市邊緣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福利、精神需要，他們組織打工者之家和讀書會，在體制許可的框架內，為工傷者、受損害者治病募捐，法律援助，而不是泛談自由，翻牆發泄。（這個觀察，受益於我的朋友、藝術家李巨川，及對詩人秦曉宇、陳家坪工作的了解。）這些左派青年無疑是一股清新的力量，是當代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上升到理論層面，就會引起廣泛的質疑、嘲諷。由此可見道術為天下裂。在這塊大地上切切實實、無貳爾心地生活的人，是新人文的建設者。但我們希望深入到歷史文脈中，向上一路，為語言或視覺的創作打開思路，尋求方法和風格的可能性。

關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有兩個例子值得深思。一個是金岳霖，三四十年代即形成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滿腦袋的英美思想，但那顆心卻是中國的」（許紀霖），擔心中國被瓜分，在建國後自覺地接受思想改造，九死不悔，到了1982年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特意給黨組織寫信，為「瓜分問題的完全解決」，再次感謝黨和毛主席。當然他改造的結果，是學術生命完全斷送。另一個是當代的張志揚先生。他在文革期間坐過十年牢，對存在、荒誕有著深入骨髓的認知，張先生是當代最具獨創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著作和思想不需要我介紹。我與他見過兩次面，第二次見面後，寫下一則札記：

昨晚見張志揚，在姑嫂樹路三五酒店。張先生74歲了，不久前做了手術，清明回武漢掃墓。他精神尚好，但與兩年前不能比了。可嘆。

席間，我提出一個問題，因他兩年前向我們預告要寫文革期間坐牢10年的回憶錄，我十分期待：以為此敘述是對他哲學的最好檢驗。但這次他竟不寫了，已著手寫另一本書：「四批判」。他很尷尬。說已寫了那題材的幾首古體詩，後又說《牆》等書中實際上已寫了。幸好寫了，我附和同意。

他的確已無法用他的國家主義敘述「個人」的苦難。這可是他一生中最鮮活有價值的一段經驗。如此可見他的罩門。他的思想、他那一派人思想的罩門。（甲午三月初一）

張志揚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前輩，在這則札記中，我說他是「國家主義」，其實不準確，參照他後期的著作，大致可稱為「文化民族主義」。對此我不作淺談。他是我的思想資源之一，正如自由主義是我的思想資源之一。關於自由主義，從這兩個例子中可見它的脆弱性。且不談索爾仁尼琴這位廣受尊敬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米沃什、布羅斯基、希尼等都不屬於民族主義，但他們無一例外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和責任意識，布羅斯基到美國後宣稱：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什麼？就是俄羅斯文化。天主教、東正教在歷史上也都支持過王權，為何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唯獨認為儒教才是奴才性格，談自由，必批儒？對本民族主體文化的態度，是衡量自由主義是否成熟的標誌。

儒家把出仕做官看作是士的家業，這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但也不是無原則地求位，「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把仁義放在第一位，拒絕為國家謀利，而謀仁義。又說，「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萬章下》）國家應以禮對待知識分子。這就是真正儒者的風骨。關於修身，然後膺大任，孟子有著名的「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的一段。在憂患中乾乾不息，是天降大任的前提。不可把憂患僅僅視為個人遭際，也應該理解為與民族國家共患難。我是從這段話中去理解張志揚先生對待他在文革期間坐牢的態度。

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區別，是在言說或入仕的訴求上，儒家從不把士看作慾望的個體、權利的個體，「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居仁由義，大眾之事備矣。」（《盡心上》）士必須作為載道的個體，居仁由義，然後才可當「大眾之事」。現代知識分子的言說是個體自由的表達，無關於修身。反過來問：如何讓新人文的言說成為關乎大眾之事的言說？是不是也應該居仁由義，百折不撓，乃至苦其心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孔子主張若不得行其中道，就退而求其次：狂狷。獨立知識分子行的就是狂狷之道：進取，有所不為。而不是鄉愿。作秀的鄉愿是媒體知識分子的道路。狂狷之士在缺少公共空間支持的情況下，獨立從事文學、藝術、思想的創造。

將中國知識分子追溯到革命的背景和士的深度，就可以理解其性格的複雜性。新人文主張創作者應作為精神上獨立的知識分子，至少是精神的獨立，如果沒有精神獨立，就談不上自由的創造。無論「大話語」多麼有理，也應該保持距離，否則會像金岳霖一樣，付出學術生命的代價。在我看來，連張志揚那樣的用民族國家的敘述取代個體生命敘述的選擇，也是不可取的。但也不等於對一切說「不」。對於體制內知識分子和當代儒家的某些努力，比如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儒化，何不讚賞隨喜？由於體制、意識形態等原因，當代知識分子能夠得行其道的機會微乎其微。這個情況在明代中期實際上就已經發生。承平日久，科舉的人太多，官位遠遠不夠，江南地區經濟發達，也給了士子另外的選擇，很多人就不參加科考，住在家裡從事詩文藝術創作，種花、種竹、飲茶、玩古、好賓客，沈周一輩子就過著這種「吳趣」的生活。唐寅：「閑來寫筆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賣點字畫，或不賣字畫，視各人經濟情況而定。沈周就不需要，唐寅需要，因此他這樣自高。江南的讀書人是很有風骨的。吳門畫派鄙視官方的院體畫，復興了文人畫，這裡面的動機不僅是風格傳承的不同。或者說，獨立性本身也可以是風格的源泉。風骨－風格，書寫能立即讓一種在世風姿視覺化。

對主流價值中的一切說「不」，這已成為西方左派的一種政治正確。新人文的獨立性，並不等於「不」。我們反而認為我們就是主流。由於站在創造的維度上，當然也只是潛在的主流，或本來應該是主流。薩義德主張：要批評，批評，批評！知識分子只能在現狀中，做個格格不入的人。他作為巴勒斯坦移民的身分，使他有這樣的意識。但我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歷史傳統中，我們理應作為擔當者……只作個批評者，志向太小。在當代藝術中，美國藝術在抽象表現主義之後，有價值的影響有限，像安迪.沃霍爾、辛迪.謝爾曼、傑夫.昆斯等，其實只是助長了當代的浮躁。值得深思的是德國藝術。約瑟夫.波伊斯對德國身份的思考；安塞姆.基弗的廢墟意象、紀念碑和輓歌感覺，他將材料表現深入到基督教的源頭和北歐神話；約格爾.伊門多夫作為左派，從對藝術語言有效性的質疑入手，進入德國歷史的想像。以及法國當代藝術家克里斯蒂安.波爾坦斯基，他用登記照片和日用物品比如衣服等做的裝置，讓人聯想到奧斯維辛的恐怖……這裡還只略舉藝術中的範例。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理路、風格和氣韻，與飽經滄桑的歐洲，以及前社會主義國家，有可比之處，與作為戰勝國和自由主義強權的美國，很難有共鳴。但是中國當代恰恰是受英語文化的影響最深。

新人文力圖要透過現實，探索表現中國當代史的深層肌理。對知識分子譜系及士的精神的思考，是當代價值重建的需要，也是創作的需要。

丁酉臘月初三，藏龍島

參考文獻：

張維：《為什麼提「新人文畫」——就「新人文畫」綱領答雅昌及蘇州日報記者問》，發表於《中華英才》2017年第13期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修訂版），復旦大學，2017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陸建德校，三聯，2016

（法）於麗婭.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來》，黃晞耘譯，廣西師大，2007

劉復生：《「文明中國」論的圖譜》，見柯小剛公眾號「寓諸無竟」及「文藝批評」

張志揚關於「諸神之爭」，《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等著作

《辭海》中「士」的辭條：男子能任事之稱；古指已達結婚年齡的男子，兼指未婚與已婚而言；古為四民之一，」學習道藝者」，「學以居位曰士」；商、西周、春秋時最低級的貴族階層，春秋末年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古時掌刑獄之官；軍士；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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