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大道}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御注《道德經》
原標題：{葛洪大道}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御注《道德經》
《道德經》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是道家哲學和道教思想的源泉，其中精深的哲理，不僅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智慧，對當今世界也具有重要的啟迪。《道德經》雖然只有不到五千字，但是因為其蘊含了深邃的思想，成為了注釋版本最多的經典之一。
早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帝王注釋《道德經》的先例。如梁武帝撰《老子講疏》六卷，梁簡文帝撰《老子私記》十卷等，但這些御注《道德經》沒有流傳下來。現存的御注《道德經》有四部，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的御注《道德經》。探究四部御注《道德經》產生的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御注《道德經》的產生與帝王的個人偏好和時代背景有關。
四部御注各自的產生背景
唐朝皇帝是李姓，所以尊名為李耳的老子為祖先。在李氏王朝的推動之下，道教的地位超越了儒教和佛教，位居三教之首。唐玄宗李隆基對道教和老子的推崇更達到高峰，他在登基之初撰有《玄無皇帝贊》一文，稱讚老子為「萬教之祖，號曰玄元。東訓尼父，西化金仙」，是對老子加封次數最多的皇帝。
宋徽宗趙佶對道教的喜愛比唐玄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曾令道士冊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宣揚「君權神授」，相信自己就是天上的長生大帝君。他對道教最大的貢獻是下令於政和年間編成了《政和萬壽道藏》，這是第一部完整雕印刊行的《道藏》。如此熱衷於道教的宋徽宗自然對老莊有所鑽研，其《御注道德經》和《南華真經逍遙遊指歸》的水平是比較高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初建之時崇尚重典，但是效果不佳，讓他對政策產生了反思，大臣桂彥良指出「用德則逸，用法則勞」，獲得了他的認可。之後，明太祖反覆揣摩《道德經》，從中感悟了治國之道，並撰寫了御注《道德經》。可以說，明朝初期生產凋敝、社會動蕩的局面是激發明太祖從《道德經》中尋求治國理念的直接原因。
清世祖順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後第一任皇帝，當時清朝的統治基礎還不是十分牢固，各地反清活動不斷，滿漢民族衝突依然激烈。清朝統治者為了穩定政權，需要儘快恢復生產，強化統治，增加文化認同。在這種背景之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順治帝推崇《道德經》了。
正如清世祖所說：「《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四部御注《道德經》是帝王求道、治國、修身的指南，其中很多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但每個帝王基於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理解，進行了富有特色的詮釋，這些注釋所體現的治國理念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四位君主的共同認識
從共通的方面來看，四部御注《道德經》都認同老子的民本思想，這與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一致。如唐玄宗註解「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一句時說：「侯王貴高，兆民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強調了治國者要以人為本。《道德經》還有一些思想以利民為目的，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宋徽宗就表示贊同，曰：「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其中認為拋棄聖智，與道同體，才能廣利天下。明太祖則曰：「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斂而厚科，若重斂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謂難治。」認為要讓百姓生活充實，否則會引發盜賊之心，一旦這樣國家便難以治理。
以民為本的統治方法必然需要與道合一，實行無為而治。《道德經》中所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就是對這種政治之道的概括。無為而治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按照自然的規律行事，不進行過度干預。唐玄宗注曰：「人謂王也，為生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宋徽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如果君主治國以統治者自居，肆意妄為，則國家將會危亡。
老子說其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簡樸是《道德經》推崇的理念，這種反對奢靡的觀點也影響著帝王的治國理念。雖然宋徽宗後來在蔡京的引導下生活逐漸走向奢侈，但是在張商英任宰相時期，他還是注意節儉的。宋徽宗也注曰：「天地常儉，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道德經》還有個特點是貴生而惡殺，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旗幟鮮明地反對戰爭，這促使帝王謹慎地看待用兵，不到不得已之時不訴諸武力解決。宋徽宗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認可不能優先用武力統治天下。清世祖則注曰：「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夫兵者，不祥之器，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實際治國中的得失
除了上述共通之處，不同的御注《道德經》也各具特色。宋徽宗的文學修養很高，他的《道德經》注釋不僅思想內涵豐富，而且文字流暢，唐玄宗的注釋也頗有見地。相比之下，明太祖文化修養一般，其注更側重有感而發，而清世祖作為少年之時注《道德經》，其感悟似乎還不夠深刻獨到。
此外，四部御注《道德經》結合了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形勢。北宋中期之後，代表革新勢力的王安石和代表守舊勢力的司馬光圍繞變法引發了廣泛的黨羽之爭。宋徽宗時期獨攬大權的蔡京等也以推行新法的旗號賣官鬻爵、增稅加賦。因此，宋徽宗對變法產生反感，注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認為治國不能經常變法，要崇尚清靜，這顯然是與北宋當時混亂的政治狀況有關。
雖然四位帝王注釋了《道德經》，但是很難說他們完全實踐了其中的治國理念。唐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成為了唐朝走向衰落的轉折點。宋徽宗在後期也沉湎於腐化奢侈的生活，直到宋欽宗時期發生了靖康之變，金兵攻佔東京，徽欽父子和大量皇族、大臣被金人俘虜，北宋滅亡。而明太祖和清世祖推行的休養生息政策，則鞏固了其統治基礎。因此，最重要的是做到「知行合一」，對於《道德經》中的治國理念，不僅要注釋，更要真正實踐。同時，還應該看到王朝的興衰受歷史發展的制約，並非完全由帝王個人的治國理念所左右。
【來源：《學習時報》】
TAG:葛洪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