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點評：日本第一戰略家真有那麼「神」嗎？

原標題：近代點評：日本第一戰略家真有那麼「神」嗎？

提起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參謀石原莞爾，輿論普遍認為其為日本第一戰略家，實際上是這樣嗎？

石原認為日本應該滿足於滿洲國的勢力範圍、不應全面侵略中國。應該以強勢地位建立和談同盟，因為他篤信「世界最終戰論」就是東方跟西方終須一戰，而東方當然要由最先進的日本領軍，也因此日本需要和中國結成盟友、但必須拿下滿蒙讓中國屈從於日本附庸，但不可將主戰力陷入中國戰場並將其推往西方聯盟，真實的永恆敵人是西方勢力，也因此戰略觀點差異與東條英機對立。

事實上，石原的名頭言過其實，他本質上是一個自負且矛盾的始作俑者。

因為，石原莞爾的侵滿、友華、敵西、攻俄之戰略計劃，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政治矛盾性，稍微衡量一下石原的政策，就會發現：一方面，石原低估了中國政治的矛盾性；另一方面，石原低估了日本政治的複雜性。

低估中國政治的矛盾性

「（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然後最糟糕的還是中國的學生，就是他們起鬨鬧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他們轉身就走了。」

——石原莞爾年輕時作為間諜遊歷中國，充滿了對中國人極為強烈的蔑視情緒，他認為中國人沒有真正的愛國情緒和犧牲精神，這成為他敢於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政治基礎，然而，事實與其設想截然相反

石原莞爾認為，日本應該佔領滿蒙，然後必須脅迫中國使之成為日本盟友，不可將之推往蘇聯或者西方，但事實上，這是非常難以成功的。

當時的中國已經是民族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國家，日本吞併中國東北之後，卻要求中國與之保持友盟狀態，這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對於中國的統治者來說，當東北被日本吞併後，他戰略上只能選擇立即報復日本，還是隨後報復日本；他外交上的辦法，除了立即與蘇俄結盟的激進反日政策（楊傑主張）就是容忍數年後與西方結盟的現實反日政策（胡適主張）。

九一八之後，杭州舉行抗日救國大會。當天人們冒雨參加，群情激昂

事實上，即便是1936年的李宗仁反蔣政變，在與日本合作的同時，也要打著抗日旗號，這就是當時的政治現實。所以，中日的對抗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有無問題，更不用說結盟了。

（1936年）5月15日，白崇禧來廣州遊說陳濟棠舉兵時，曾表示：「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輿論界必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大軍到達武漢後，……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至於友邦（日本）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絡，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係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

——李潔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紀事本末》，九一八後，當時中國的部分權力精英階層或許可以友日（如白崇禧、李宗仁等），但社會輿論則決不能容忍於此

低估日本政治的矛盾性

九一八之後，石原莞爾將「濟南事變」和「皇姑屯事變」中的日軍青年軍官以下克上之作風發揮到極致，不但成功樹立了日本青年軍官在國內的政治號召力，且極大地打擊了日本保守穩健派官僚的政治威望，這不僅僅是一場對中國的侵略，也是對日本國內的政治革命——一種帶有強烈軍國主義色彩的年輕人對老年人之革命。

九一八事變，被日本民間輿論詮釋為日本中下級軍人不顧財閥政府的鉗制，為日本帝國的偉大奉獻和犧牲，極大地提升了這些激進軍人的威望，並為二二六政變（日本中下級軍官奪權推翻政府）提供了道德基礎

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進一步將日本政治演變了軍人政權，從此文官政府已無力約束前線軍人——如淞滬戰役後日軍不顧禁令，直接進撲南京。

事實上，從1931年到1936年，中日政府交涉的最大障礙就在於，日本高層難以約束日本前線軍隊的挑釁，中國政府沒法控制國內的反日情緒。這就使得不受控制的小規模對抗不斷累積，雙方無法確立有效互信，有沒有辦法施行較為克制的外交政策。

所以，當已經身為日本軍方高級將領的石原莞爾試圖制止"綏遠事變」時，關東軍第2課長武藤章一卻嘲諷石原道「我只不過是模仿石原閣下當時在滿洲事變中的作法而已」。不錯，一個曾經標榜「以下克上」正確，並以此贏得高位的軍人，又有什麼資格制止別人「以下克上」呢？

《昭和維新春之空》節選

三上卓

汨羅之波喧

巫山雲亂飛

混濁之世我獨立

義憤燃燒血潮湧

權門傲慢

憂國誠無

財閥誇富

社稷無思

彼人榮則國家辱

踴於世者皆氓民

治亂興亡渾似夢

世如棋局卻灰頭

昭和維新春之空

正義集結大丈夫

胸中已足百萬兵

飄散萬朵之櫻花

——「二二六」軍事政變的日本叛軍傳唱的《昭和維新》詞節選，從中可以一窺叛軍的心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本質上不僅是一個為了自身富貴，將國家拖進災難的冒險家，也是期盼中日不可能之友好的幻想者。而他對解除自己職務之東條英機的抨擊，並不能掩蓋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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