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位置
序
季風書園實體店在今天走到了盡頭，人不在上海，無法去送別，據說這兩天還不明不白的「停電」了。也許很多年後回顧中國的文化史，亦或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化圈回顧來路的時候，這一天，2018年一月最後一天，季風的離開也許是一個文化地標。它的消失，代表了一群被自由思想滋養的人，失去了靈魂的安放處。
這篇書評是評論托尼·朱特的書《未竟的往昔》。講述的是1940年後法國知識分子的整體精神圖景。這本書恰好是我第二次去季風時買的，以此來祭奠季風，也許正合適。
知識分子是怎麼樣的一個群體？其實很難定義。文人相輕的特點又讓這樣的分類格外艱難。這本書里有一句話闡述了對知識分子的定義：「知識分子指的是一些尋求抽象真理的人，他們厭惡公共生活的混亂極及其真實情況，並著迷於異域的、美學的和純粹的事物。」這句話對我的吸引力在於，前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說了差不多的話：我對抽象的人感興趣，具體的人相處起來總有不舒服。
對抽象和純粹事物的痴迷在法國知識分子的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無論是左翼右翼，還是自由知識分子，他們都分享了這一本質。這本書的大部分就是在闡述這樣一種不同於其他群體的特質產生的原因。無論是從法國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巴黎歷來作為歐洲文化中心的地位，還是法國與其他國家的不同，都導致了法國知識分子在1940-1956年間對共產主義有一種近乎上癮的痴迷。共產主義對所有的年輕知識分子都有著致命的誘惑，卻在法國卻能獲得一如既往的忠誠，以至於他們面對血淋林的現實和荒謬的蘇聯國內政治行為，都選擇了盲目。對權威的臣服，對資本主義的失望，對未來的迷茫，以及對人類的責任感，都導致了這一必然的結果。
這一段時間內是一代知識分子活躍的時代，加繆，薩特，波伏娃，莫利亞克，多梅內克，穆尼埃等等。其實因為對法國知識界的不了解，看完之後我對後面幾位的政治立場和學術流派，還是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區分，但是那些他們的活動能看到一個個活生生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們的選擇，表達，和轉變。清晰的反映了知識分子在一個社會結構上所能處在的位置。
這樣一個定位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他關乎一個民族，或者說人類對知識追求者的態度，以及有助於我們去了解知識和求知以及認知能力對於人類的形而上的意義。
首先是對權威的臣服，尼采說過一個民族提倡什麼，說明這個民族缺少什麼。那麼薩特等人對共產主義的追求其實是被共產主義原則上的堅定和純粹所吸引，也就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缺少堅定和純粹。歸根結底，知識分子作為沒有生產能力的群體，本身也沒有能夠依靠的固定的力量。再加上法國悠久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對法國知識分子來說，本身只是政治的附庸，當然這種附庸究竟是正面還是反面，取決於知識分子僅存的自我認知和對世界的認知。知識分子需要強力，從性別角度來看，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女性的位置，如同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闡述男女之間的關係那樣，知識分子同樣需要政治的強力，才能感受到一種美學上的意義。另外客觀來說，知識分子所提出的那些理論上的東西必須需要一個對象才能實踐。
其次是對資本主義的失望，法國從大革命開始就在歐洲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有著標尺一般的地位，法國自身的開創性和曾經的地位使得法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的對本國的資本主義形態產生最高程度的自信。當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法國受難之後，法國人就開始懷疑起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而這樣的懷疑又因為法國所受苦難的深重而加深。另外，法國知識分子有一種對新事物的執念，新產生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對法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出路。法國的苦難越深重，這條出路在法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就越唯一。而蘇聯在二戰的勝利更似乎宣判了資本主義死刑。這樣極端的失望使得知識分子在不得不尋找信仰的時候，以一種近乎追星的盲目，對待那些荒謬，恐怖。
最後是對人類的責任，這樣的責任我相信是基於每一個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的心裡的都存在的自我定位。哲學，歷史，政治，宗教，這些知識分子話語，都是關乎抽象人的。對法國知識分子來說，站在巴黎這個中心，他們本就有一種天將降大任的使命感。法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各種境況讓他們在放棄法國的同時，更加關心起整個的人類。這樣的責任同樣也是基於美學意義上的，而不是更為實踐，所以他們不願意為法國尋找一個出路。而是不斷東望。甚至最後選擇放棄東歐，開始轉向反殖民化的時代之音。也是基於此。
知識分子的特點，清談，是其獲得關注優勢，也是失去信任的劣勢。這註定知識分子只是附庸，只是裹挾在時代洪流里。在考研看政治時，看到心頭髮涼的是，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接納是十分的勉強的。這也說明了知識分子在哪一個政治體制下，都不可能被真正的重視。
這意味著，知識從來得不到應該有的重視，也許是我太高看知識應有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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