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與中國》一種合乎時代的、探究世界發展的路徑

[ 德 ] 臘碧士 羅穎男 譯

所有人都以某種方式存屬於這個世界，古代哲人對此早已知曉： 希羅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前 ４９０／４８０—前 ４２４）在《歷史》中描述古希臘、司馬遷（前 １４５—前 ９０）在《史記》中描述古代中國時，多少已經帶有世界史的意向。 在現代歷史編纂學中，首先在西方產生了普世史，比如德國的黑格爾（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和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後來還有英國的湯因比（Ａｒｎｏｌｄ 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８８９—１９７５），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和梁啟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則作為東方的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誕生了世界史，其基本思想在於，在開始進行歷史描述時必須存在不同的人類自然物質基礎：麥克尼爾（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Ｎｅｉｌｌ，１９１７—２０１６）和戴蒙（Ｊａｒｅ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３７—）對此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範例。 然而，２０ 世紀 ６０ 年代的中國還處於普世史書寫的背風面。 這一情況隨著中國幾十年來經濟和文化實力的增強而發生轉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全球史的歷史學路徑。 正如奧斯特哈默（Ｊüｒｇｅｎ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１９５２—）在其舉世矚目的著作《世界的演變：１９ 世紀史》（Ｄｉｅ Ｖｅｒｗａｎｄ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１９．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２００９）中所強調的，全球史是一種全世界體系內部的互動史。 全球史研究的是現代的相互糾纏的歷史（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為了勝任這一任務，全球史研究關注的不是整個世界，而是特定的區域、時代或對象。 同時，全球史也希望能取代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之前佔主導地位的「西方視角下的世界史」的敘述模式，即歷史活動者和歷史進程相互聯繫在一起，活動者和區域之間的互動佔據決定性的位置。

一個合乎時代的全球史的基本特徵內部包含一些特殊的設計和路徑。 最重要的在於，正如 １８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所發現的，全球世界的基礎早在公元前 ８００ 至公元前４００ 年便已開始形成。 雅斯貝爾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８８３—１９６９）在其著作《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４９）中將他的這一觀察改造成當今著名的「軸心時代」（Ａｃｈｓｅｎｚｅｉｔ）概念（李雪濤中文譯本《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 艾森斯塔特（Ｓａｍｕｅｌ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１９２３—２０１０）則從軸心時代的原理返回到馬克斯·韋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發展出「多元現代性」的歷史—社會學路徑：在通向現代性的過程中，每種文化都有自身的發展道路、自身的發展速度，並以自身的文化條件和目標為基礎。 布羅代爾（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１９０２—１９８５）———法國年鑒學派的重要學者之一，最終為普世史和全球史研究路徑的全面性思考確定了不同的時間層面。

·軸心時代的原理，

·「多元現代性」的概念，以及

·不同時間層面的聯合，

由

·關於一種文化軸向基礎的

·地理—生物學基礎

·和長期的歷史—文化影響

·新近的各種歷史背景

構成：在這一概念性和時代性的基礎上，全球史的分析可以擴展至其歷史的深層範圍。

在全球史的理論、方法基礎和研究路徑方面，中國扮演著一個無與倫比的角色。 中國是唯一一個從古代至現代未曾中斷的並保存至今的高度文明的國家。 正因如此，才產生了由許多哲人———從萊布尼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到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和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強調並欽佩作為「異托邦」（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ｐｉｅ）的「他者」（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的中國文化：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發展過程中保持獨立且不依賴於西方文明的高度文明的國家。 這建立在中國獨一無二的地理—生物學前提之上，建立在其軸心時代的特徵之上，建立在其歷史上長期存在、至今依然發揮影響的社會要求之上。 通過東西方的比較，中國和歐洲為我們呈現出一個研究領域，在對其歷史差異的分析中隱藏著在不經意的過程中學會更好地理解全球世界的可能性：這是全球史研究的真正使命———關乎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共同命運。

北京外國語大學及其全球史研究院具備踐行這一使命的獨特條件。 北外在世界語言的知識和教學方面具備國內頂尖、國際知名的高水平，不僅為學習語言，而且為通過翻譯重要文本進而分析和理解各種文明，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 在實際操作中，還涉及組建一個包含中國／ 東亞和歐洲／ 西方學生、教授和學者的工作團隊，能夠將在極短時間內闡明的歷史編纂學種類、具體課題的不同概念和方法論路徑推向一個清晰的工作進程。 比如，其中的一個具體課題是知識和技術的跨歐亞的遷移，這樣的研究只有通過中期或長期規模的亞歐研究小組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這便是北外及其全球史研究院通過與東方及西方夥伴的合作所能開闢的途徑。

［臘碧士（Ａｌｆｏｎｓ Ｌａｂｉｓｃｈ），醫學博士、哲學博士、社會學碩士、法學碩士，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醫學史榮休教授，德國國家科學研究院 Ｌｅｏｐｏｌｄｉｎａ 研究中心（德國，哈勒）主任］

［羅穎男，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內容摘自《全球史與中國》第一輯名家寄語，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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