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條生命，推動美國藥品監管邁出關鍵一步

Frances Oldham Kelsey，確定了磺胺藥物里有毒成分的科學家。

1937年，美國一家公司的化學家Harold Watkins為了方便兒童服藥，用二甘醇代替乙醇做溶劑配製出了一種藥品，名為磺胺酏劑，並投入市場。不久之後，在服藥人群中出現了腎功能衰竭、昏迷最終甚至有107人死亡。「磺胺酏劑事件」是上世紀影響最大的藥害事件之一，它促使美國國會通過《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賦予了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檢查新型藥品食品的權力，對西方藥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撰文 | JULIAN G. WEST

翻譯 | 王超

審校 | 王妍琳

1937年，抗生素磺胺酏劑至少毒死了100位美國人。一位藥物受害者的媽媽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信道，「我為女兒Joan叫來一位醫生，醫生給她使用了磺胺酏劑，但沒想到最後留給我們的只有一座小小的墳墓。」她懇求總統禁止這類藥物。

那時，使用一種新葯就像是玩一場俄羅斯輪盤賭，它們可以將患者從生死線上拯救回來，也可以將病人推向深淵。一年之前，總統自己的小兒子Franklin被百浪多息救了性命，這種藥物和磺胺酏劑類似，但是更安全。運氣眷顧了Franklin卻拋棄了Joan。

一連串磺胺酏劑引發的悲劇讓美國的立法者們開始思考該如何來阻止這種死亡賭博再一次發生。1938年6月25日，羅斯福簽發了《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FDCA），這看似簡單卻影響深遠。

從那時開始，對新型食物藥品進行強制性的安全測試載入了法律。即便如此，藥物安全並沒有得到保障，並且由於FDA的局長和製藥企業有裙帶關係，在其執掌該機構之前就表現出放寬藥物限制的傾向。

染料中的抗生素

磺胺酏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德國的染料工業。Paul Ehrlich醫生髮明了治療梅毒的可靠辦法，在職業生涯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如何使細胞在顯微鏡下顯色更明顯。通過細緻的研究，Ehrlich發現了一種用來給衣服染色的染料分子可以特異性地給細菌著色。這讓他不禁浮想聯翩，會不會存在一種可能，可以讓染料分子只殺傷細菌細胞，而放過人體細胞呢？Ehrlich花了他大半輩子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一種強大的抗生素的出現給了他答案。他最後成功地發現了氨基苯胂酸鈉（此藥品含有砷元素），但是藥品的致盲傾向讓使用這種藥品的醫生們謹小慎微。

儘管如此，拜爾實驗室的化學家們依然相信可以在染料中發現真正的抗生素。拜耳實驗室和它的母公司法本化學公司是染料製造業的專家，在其中任職的化學家Josef Klarer 和Fritz Mietzsch對於改變染料屬性的工作也是駕輕就熟。拜耳團隊製作了數千種不同的染料，並交由醫生Gerhard Domagk用於治療被細菌感染的老鼠，然而經常失敗。

就在1932年，由Domagk測試的一種紅色染料完全治好了老鼠的病。這個染料其實就是百浪多息。這種抗生素治好了羅斯福兒子富蘭克林的病，Domagk還榮獲了1939的諾貝爾醫學獎。

磺胺類藥物可以從染料中提取，這既是它的最大優勢，也是它的劣勢：好的染料不會因為被水洗而褪色，因此這種藥物不溶於水。所以儘管對於兒童的療效很好，但它的使用卻受到了限制。如果有得選，人們還是寧願喝糖漿，吃乾粉真的太痛苦了。

殺人二甘醇

Samuel Evans Massengill是S.E. Massengill公司的負責人，準備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他讓公司的首席化學家Harold Watkins做一種可以溶解磺胺的甜味液體。經過大量試驗，Watkins發現了一種名為二甘醇溶劑可以滿足要求。Watkins還往裡面加了一些覆盆子調料，最終的產品很令人滿意，於是這種藥物便開始量產。

剛開始的時候風平浪靜，直到許多跟Joan情況類似的孩子開始使用磺胺酏劑。不斷有服藥者出現異常，一開始是噁心，嘔吐，腹痛，然後伴隨著腎功能衰竭，虛弱，昏迷甚至有107人死亡。Frances Oldham Kelsey，FDA的常駐科學家，證明了二甘醇是這種葯的毒性成分。這是Watkins一開始設計藥物時所不知道的。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讓Watkins不堪重負，在設計出這種藥物的兩年之後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Massengill被傳喚到法庭，讓他為自己的公司所釋放的災難作出解釋。他固執己見：「我們只從專業方面提出需求，難以對結果做出預測」他辯稱，「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對此事負有任何責任。」

在那個時代的法律下，他是正確的，的確沒有必要證明新葯是安全的。事實上，FDA對新葯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標註清楚。根據這一規定，對Massengill的處罰達到了最大力度，他被罰款2.6萬美金，相當於今天的四十多萬美金（他在他的葯上標註的是磺胺酏劑，而酏劑只能用乙醇作為溶劑，而不能用二甘醇）。

磺胺葯事件引發了公眾對加強藥品管制的強烈關注，人民想要防止悲劇再次發生。來自紐約的參議員Royal S. Copeland回應來自社會的抗議，他在1938年3月5日向參議院提出FFDCA。終於在六月份一個炎熱的星期天，羅斯福在他的辦公桌上籤署了FFDCA，賦予了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檢查新型藥品食品的權力。

FFDCA為大眾杜絕了來自不安全藥物的危害，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顯。一方面，它只給FDA六十天時間來檢查即將銷售的不安全藥物，另一方面，它不允許FDA對藥物質量進行認證。1962年的Kefauver-Harris修正案幫助解決了這些問題。正如Margaret Hamburg(FDA前局長，2009-2015年在任)所說，隨著修正案的通過，當不確定危險性的藥物流入藥店或者出現在病人的床頭櫃時，FDA不再是一個無力旁觀者。

正如1938年的FFDCA法案一樣，Kefauver-Harris修正案的通過也是因為一次醫療事故。這次是鎮靜劑沙利度胺導致的新生兒缺陷。幸運的是，美國這次因為Frances Oldham Kelsey的貢獻而規避了沙利度胺所帶來的災難，Frances Oldham Kelsey正是那位確定了磺胺藥物里有毒成分的科學家。這也證明了，法規只能事後彌補，而難以預知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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