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的文章：王朝帝國的成住空壞
今天給大家推送的一篇文章，在我個人看來，不僅僅是一篇書評，其實是一整個中國歷史的概括。值得大家收藏與深思，文中大概回望了整個中國3000年的王朝財政問題，其中包含了現代諸多問題的基因。原文因為若干敏感，只是刪節版發表在鳳凰周刊雜誌。現全文推出。
王朝帝國的成住壞空
陶林
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說過一個歷史的「成住壞空」觀念，是借用佛家的說法，把王朝時代的構建、運行、腐朽和滅亡進行一次可感化的比擬。就歷史的效果而言，任何王朝都經歷過了這種「成住壞空「的循環。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古而至今觀察歷史的人們非常熱愛的一段話。這種貌似深刻的表達，卻長久沒有啟發更多的人們去深入去考慮，何以分分合合如此循環往複發生，成住壞空的宿命如何避免。
我們閱讀古人書籍，也常見對興亡更替的窺探，但總是流於儒家式的倫理興嘆，難於用可感、直觀怯客觀的事實理由說服讀者。郭建龍先生的《中央帝國財政密碼》一書，可以歸於太史公司馬遷那種「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作品，但這一次，藉助於現代經濟學視角來反觀古老的王朝時代，從而獲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啟示。
秦漢：王朝的根基
隱藏在歷史塵埃之中的往事，首先要從大漢王朝的第七代皇帝劉徹開始說起。
因為自劉邦以來的前幾代皇帝採取的休養生息制度，劉徹執政之初，坐擁了一個非常厚實的家底子。憑藉這個家底子，他得以與宿敵匈奴開戰。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或許政府有機會憑藉戰爭而發財，但更多的歷史經驗則表明，戰爭是造成政府財政虧空的主要誘因。這點，對於劉徹的政府絕不例外。
隨著對匈奴作戰的持續，漢武帝發現西漢開國六十餘年所積累的收入很快就花光了，噩夢一般的財政赤字隨之到來。為了解決「官家無錢」的財政，漢武帝啟用了一大批商人出身的聚斂之臣，開啟了古今無區別的財政擴張一系列的探索。他的種種探索，被作者郭建龍概括為一個王朝帝國得以維繫統治必須的三大底線：即國有壟斷企業，國有土地制度和官方發行貨幣的金融制度。在作者看來，只要有這三個財政手段，那麼無論是哪個王朝，都可以保持一定時長的統治。如果這三個方面的某一個方面發生問題，那麼王朝的危急必然接踵而至。
對於劉徹，國有壟斷企業表現為鹽鐵專營制，通過國家對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壟斷，來獲取收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國有化只是個集中表現。劉徹通過告緡令、濫用酷吏以及均輸、平準等一系列干預社會生活和經濟的行政手段來實現，核心就是讓民間財富不斷地、且遠超過賦稅水準地向政府手中流淌。最後，漢武帝的改革，還為未來千年中國經濟和財政樹立了另一個樣板：貨幣制度。
作者在書中指出，武帝之前的漢代（甚至直到秦、周），中國的貨幣發行處於一種罕見的自由競爭狀態。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間和諸侯也都可以發行貨幣。而劉徹則開始把鑄幣權收歸國有，形成了我們習以為常的國營壟斷髮行制度。歐洲和美國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壟斷，而中國的貨幣壟斷卻已經維持了兩千年。漢武帝的制度，使得中國到宋代之前一直處於金融抑制狀態。直到北宋時期的紙幣出現，市場經濟繁榮形成的自發衝擊，才稍稍得以讓這套僵硬的制度得以鬆動。
壟斷鑄幣權有什麼好處呢？它能給政府帶來無數隱藏的利益。無論是鹽鐵專營、賣官鬻爵還是橫徵暴斂，都能給民眾一種「拔鵝毛」的痛。如果想短期內「又要拔鵝毛、又要鵝不叫喚」，就必須在貨幣這種隱蔽的工具上做手腳了，就必然牽扯到了貨幣的發行權問題。
漢初，政府鑄錢、諸侯鑄錢、私人鑄錢並行於世。這個時期由於劉邦建政所許諾的「小政府」模式，採取了貨幣自由競爭模式，助長了經濟的大繁榮。之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全國的貨幣也統一起來，規定只有秦國的「半兩錢」可以流通。但是，秦朝對錢幣的統一併非統一鑄造，而是規定了錢幣的重量和規格後，由各個地方分別進行鑄造，鑄造的錢幣只要符合規格，都可以在市場上流通。漢代前幾任皇帝都繼承了秦制，採取了放任民間鑄幣的方法，由官方規定貨幣的重量，卻由民間來完成鑄幣。流通在市面上的錢幣更是五花八門，政府鑄錢、諸侯鑄錢、私人鑄錢並行於世。
多頭鑄錢，導致了充分的市場競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消弭殆盡，市場沒有混亂，更加優良的貨幣脫穎而出。這些貨幣競爭的勝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做劉濞的諸侯王，他分封的吳國恰好是個產銅大國。劉濞藉助銅山發展鑄幣業，為吳國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另一位是大夫鄧通。這兩家的鑄幣由於質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一種民間經濟新秩序建立了起來，漢初的恢復，與金融業和工業的發達有著很重要的關係。
漢武帝時代，這種自由化的繁榮因為政府下令壟斷了鑄幣權而噶然而止。錢出於政府一家，那麼，利益也慢慢出於官家一孔。因此，作者看來，如果說在鑄幣時期中央王朝帝國有貨幣密碼的話，那麼，以鑄幣權壟斷為代表的專利就是最大的密碼。
隋唐：王朝的起伏消長
自從劉徹重新定義、設計並實踐了「大一統」型王朝帝國之後，中國就一直在新型王朝帝國和古老的分封聯邦制帝國之間搖擺。這正是合久必分的體制性擺動所確定的。在《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書中，郭建龍沿著他所確定的國有壟斷經營、國有土地制度和國有鑄幣權三大財政密碼逐步分析了自漢武帝劉徹之後的所有重大施政策略，無餘地展示了財政起伏對於王朝帝國的影響。
西漢晚期，篡位上台的王莽憑藉著儒生式的空想，力圖一舉解決那種興亡更替的宿命。他充分地把這三種手段都用絕了，政府財政瘋狂擴張：鹽鐵專營取利到了頂點，茶酒糖等都開始專營，最致命的，政府制定了極其複雜貨幣制度、瘋狂地亂鑄造錢幣引發通貨膨脹。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把自己也逼上了絕路。取而代之的東漢，卻基本上無力改革逐步走向分崩離析、豪強遍地的王朝帝國。因為財政的無力，漢靈帝索性大規模賣官求財，引發了司馬直這樣的正值官員自殺歷史性悲劇。整個中華文明在這一階段幾乎也走在一條自殺之路上。
從東漢到三國、魏晉，稍稍有起色的，是曹操開始的屯田之策。兵民結合，殖產興業。這種「戰時大生產」策略一旦到了晉的大一統後，又開始回歸於疲軟。究其原因，中國的歷史太特別了，一種獨特的千年孤獨文明。對於治理一個疆域遼闊的大帝國而言，沒有人比中國人掌握更多的經驗了。中國是個早熟的國家，在2000多年前就發明了中央集權制。在這套王朝帝國發明以前，人類幾乎不可能在數百萬平方公里遼闊的疆域內建立統一的國家。由於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統治者無法讓千里之外的人俯首聽命。任何建立王朝帝國的人，想要在中國立足，就必須要對如此龐大空間里的人們的生存負責。一旦這種責任力稍微有懈怠，天下就面臨分崩離析的問題。
要做到這一點，穩固的官僚體系是帝王們的唯一依靠。而要養活這個龐大而獨立的官僚體系，在統計、協商、溝通、控制等信息技術極為滯後的古代，沒有卓有成效的技術可以依賴，帝王們的確需要殫精竭慮才能維繫著天朝的運轉。從秦漢開始，維繫帝國命運的，無疑在於集中型的財政。只有依靠「集財」，龐大的農業帝國才足以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騷擾，保持民族的完整性，文明的延續性。與此同時，任何王朝的繁榮實際上都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繁榮。
兩晉君臣因為無力改變兩漢以來的財政失控，坐看中原橫遭北方游牧民族的肢解。後繼的南北朝，也因為這種財政的無力，無論是南朝漢人政權還是北朝少數民族政權都費盡心力縫縫補補地改革，可還是無法達成統一。直到一千五百年前，隋文帝楊堅憑藉著北魏朝遺留的「聯產承包」式的土地制度，才獲取了對南朝的軍事勝利，重新一統了天下。同樣的詭異的是，在書中，作者順帶解開了歷史上令人困惑不已「隋之謎」：從一片戰亂之中所建成的隋朝，何以極短的速度完成了「開皇之治」——僅僅因為好大喜功，且浮誇成風。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內，他的兒子煬帝楊廣就因為延續這種浮誇成性的隋代「大躍進」，而錯估了自身的實力，落得一瞬而亡。
緊隨而來的唐朝，完成了王朝時代的一次頂峰式的輝煌。究其原因，卻是因為採取了更為保守的財政政策，放鬆了政府對各種壟斷的控制。簡單的租庸調製，逐步放棄國有土地控制，開放的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讓大唐盛世得以降臨。可惜，逐步的放鬆，如同慢慢開閘放水，倒實踐了唐太宗李世民「水亦能覆舟」的預言。中央王朝將財政負擔交給那些節度使們，節度使們也就順水推舟成為了盛唐的埋葬者。之後，無論是強化鹽茶專賣的壟斷，還是消減軍費，都挽回不了大唐走向壞空的厄運了。
兩宋：古典制度的極致
秦漢發明的中央集權制，在地方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僚體系。體系中的官員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對人民進行統治，同時又互相監督，相互制衡。我的一位學者朋友把中國這樣的制度，形容為燈籠制度，構成王朝頂端和底端的，上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高度的一致。而承擔的帝國統治任務的中間階層，即官僚階層是穩定的，並且日漸膨脹。所謂的改朝換代，不過是把燈籠從底翻到頂，實質變化甚微——這是中華文明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的奧秘所系。
通過財政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歷史有著很多解不開的致命循環，比方國有土地制度，一旦強化，就造成貧富不均；而一旦改革簡化，又容易造成了地方坐大。再比如國家鑄造貨幣，會給政府帶來無數隱藏的利益。當它缺錢時，只要統一往貨幣里摻點兒假，就神不知鬼不覺從民間收走了大量的財富。在歷代政府中，貨幣摻假始終是一個充滿了誘惑的手段。結果，每個朝代的貨幣都會出現緩慢的貶值，朝代初年的貨幣個頭兒最大，材料最好，隨後，貨幣越來越小，材料越來越差，最後出現所謂的大額貨幣，原本一個銅錢一文，後來出現「當十」、「當五十」的大錢，一個大錢的材料價值只是小錢的兩三倍，但面值卻是小錢的數十倍。
放開貨幣鑄造權和使用權，這種方法雖然是解決「劣幣驅逐良幣」的唯一方法，卻幾乎受到了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這種做法，並不是說這種做法沒有效率，而是因為這意味著政府徹底失去了對於貨幣的話語權，從而喪失了干預市場、汲取財富的能力。也就是擴錢撈錢是集權型政府的本能，也是原罪。
到了兩宋時代，因為帝國疆域的縮小，用歲幣買和平的手段，財政負擔客觀也減輕了；也因為市場經濟的繁榮，間冰期溫暖的到來，民間財富增加，政府的收入也隨之發達了。然而，這些歷史的紅利卻被龐大而低效的官僚集團，以及繁冗的養兵體系給白白消耗掉了，所以，「改革」成為自宋太祖趙匡胤以來持續不斷的王朝主題。兩宋興起於對殘唐五代積弊的改革，也同樣亡於折騰不休的各種財政集權改革。比方說赫赫有名的王安石變法，其實質還是政府財政擴張的一種辦法，任何好措施，一旦經官僚集團之手實行，都變成了掠奪民財、官逼民反的途徑。
不過，持續性的改革至少能保證一種財政的修補。就在這種脆弱的縫縫補補之中，兩宋發達的市場經濟為全世界貢獻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貨幣：紙幣。北宋採取區域分割的財政管理辦法，逼著使用笨重鐵錢進行交易的四川人使用紙印的「交子」。交子的使用，一開始極大地衝擊了政府財政壟斷，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民間自救。緊隨其後的政府介入，毫無例外地讓紙幣成為了民間金融的新災難。北宋朝最後一位「改革家」蔡京，大刀闊斧地濫發紙幣，將政府擢取的手伸進了交子、錢引、鹽鈔、茶引各個領域，製造了全球第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及。官僚們依靠花樣百出的紙片將民間財富送到政府手裡，以至於人們都沒法做出反應，就隨即無數人傾家蕩產。
家之不存，國又何立？北宋和南宋實質上都滅亡於政府這種自掌握鑄幣權以來難以遏制的濫發鈔票衝動，並且這種毛病還迅速傳染給了遼、金以及作為征服者的蒙元政權。
元明清：王朝帝國的餘暉
今天，很多人喜歡無端地爭論元朝究竟是不是一個中國的王朝。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實質意義，因為異族統治並非自元開始。元代統治者對中原地區的經營，除了稍許的民族差別對待，其餘沒有一點擺脫傳統中原漢王朝策略。
元代權相脫脫面臨的天下，像歷朝歷代一樣弊病叢生，不會因為他是蒙古人而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為了改革弊政，他想盡辦法進行經濟刺激，大量投資黃河水利等公共工程。這麼做，的確像是凱恩斯的先驅者，所以作者稱他為「元代凱恩斯」。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任何一門經濟學隱含學說基礎都是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是匱乏的，學習公共管理課程第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開展行政工作或進行某一項改革，錢從哪裡來？對於脫脫而言，前幾代王朝留下了現成的方便法門，那就是濫發紙幣、印鈔票。
毫無疑問，能夠把兩宋送進棺材的財政政策，一樣可以葬送的大元。人總是有局限的，不管人們如何設計制度，都會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引入新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永遠是不存在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代元統一中國後，還想繼續這種愚弄民眾的遊戲，已經變得難以為繼了，無論是濫發銅錢還是濫發紙幣，都難以換回民眾的信任。中國的王朝帝國退回到了銀本位的時代，一直傳承到了清朝——那還是春秋的楚國、齊國等國的財政金融格局。
本來，這種退化返祖的財政格局並維繫不了太久，而恰如作者郭建龍指出的是，明清的好運在於，它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一體化嶄新大變局。日漸發達、難以遏制的海外貿易不但向王朝帝國輸入了大量的白銀，同時還輸入了紅薯、土豆、玉米等全新的「地理大發現物種」。正是這些來自地球各處的物資，而非是某個明君賢相的改革，拯救了明清兩朝依舊弊病叢生的朝政。讓他們得以開疆拓土，滋生人口，先後造就了幾次「飢餓的盛世」和幾次閉門造車的中興，把王朝帝國死而不僵的命運又延續了幾百年，直到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
最為詭異的事情是，到了大清國行將滅亡的1910年，政府年度財政收入已經達到了規模空前的三億兩白銀。這是歷朝歷代想都不敢想的一個天文數字，在這個數字面前，所謂的「文景之治」、「開元全盛」、兩宋繁榮、「康乾盛世」都微不足道。然而，王朝帝國也在這一年後戛然而止了。
空：宿命的終結
王朝更迭，興亡有跡。天下興亡，全在於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古人感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終其一生念念不忘的說法是中國人不會從數目字上管理國家——這其實是很大誤解，通讀《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書，究其根源，在王朝時代里興衰中，沒有人認真站在民眾立場上、為民眾的福祉謀划過。
《鹽鐵論》中的讀書人追究過政府與民爭利的問題，很快被桑弘羊那種「為君分憂」、「為國聚財」的理直氣壯給壓倒了。也正因為這種不經思考的理直氣壯，使得王朝政府在應對危機時刻都會做出最糟糕的決斷，甚至任何好的初心都導致更糟糕的結果，從而積重難返，改朝換代。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到底以君（政權）主，還是為民生為主，恐怕歷代改革者都沒想通過。
事實上，只要是集中化的權力，都天然有擴張的慾望。有一種說法，認為王朝帝國的皇權從來沒有進入過鄉村，鄉村存在著一種自治的情況——《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書證明了，這是非常粗淺的。是不能也，並不代表著不為也。濫鑄劣錢、印刷鈔票的過程就是一個典型。官府造就的金融之禍，根本無分鄉村與郡縣。
值得一提的是，郭建龍先生寫作的可喜之處在於：他一方面飽讀了西方的經典，另一方面能夠跳出理念先行的德國式思維，直面歷史本身，提出自己的思考。這點難能可貴。有人說太沉迷於中國歷史容易閉目塞聽、通過郭先生的解讀，顯然學問之道關鍵還是在個人的眼光與思考深度，並不在於對象是否古遠。
當下，古典命運在中國很奇怪的變異著。就歷史的變數而言，當下的中國運數遠遠好於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那種獨我先進的統治之術已經不在，全球潮流涌動澎湃。治國之法有了多元選擇和更多的可能，任何執政者擇道而行之前，當尤其謹慎自問本心：「我是否志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歡迎分享這篇文章。
TAG:小陶鹽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