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過好這一生？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不是我們的父母

最新 02-03

近日，一位名校畢業生寫給的父母萬字長信廣為流傳。

王猛（化名）在信中曆數童年和少年時代從父母那裡得到的傷害：

從兩三歲母親將他打扮為女孩的事件，寫到小學至大學期間的多次衝突。

父母的嘲笑、打擊、保護的缺位、溝通的失敗，讓王猛意識到必須擺脫原生家庭。

他從生物學走向心理學，醫治自我，準備「重拾夢想……追求安寧或精彩的生活」。

王猛的信讓很多「父母皆禍害派別」的年輕人找到共鳴，但也有人批評他太矯情，不懂感恩父母。

沒錯，我們的生命，我們人生最初的成長，都源於父母。

可是，面對我們的人生難題，他們其實幫助有限，或像王猛一樣，父母反而是他最大的難題。

如何過好這一生？

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並不是我們的父母。

一位廣讀哲學和文學典籍的學者，試圖幫我們看清人生的實質。

特里·伊格爾頓一生專註與文學打交道，他把文學理論研究這個看似冷僻的行業，帶進了暢銷書市場，一本《文學理論引論》曾售出75萬冊。

他寫過40多本書，讀過的詩歌、小說、哲學作品可謂不計其數。

然而，關於人生意義這個深奧的話題，他卻只用了100多頁的篇幅來寫。

關於幸福、愛，以及如何過好這一生的建議方案，他是這麼說的。

人生還真挺複雜的

在現代性的紀元，重新挑起人生的意義問題還有什麼其他理由呢？

有人可能猜想，現代生活的問題是，意義既太多，又太少。我們身處現代性的時代，即說明我們淡忘了所有最根本的道德和政治問題。

在現代時期，已經有過大量關於人生意義的爭論，但論辯者們誰也不服誰。這說明，任何單一答案都必定顯得可疑，因為有太多誘人的替代性方案可供選擇。

我們由此陷入某種惡性循環。一旦傳統信仰在歷史危機面前瓦解，人生的意義問題就會把自己推向前台。

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

一個在舞台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演員，

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喧嘩和騷動，

卻沒有一點意義。

《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

人生就像一篇華麗的演講，看上去很有意義，實則了無趣味。人生又像一位演技拙劣的演員，看上去要表達些什麼，但能力不夠。能指符號的泛濫（「充滿喧嘩和騷動」）掩蓋了所指的缺失（「卻沒有一點意義」）。人生就像一段低劣的修辭，華麗地用空虛來填補空虛。

《麥克白》的這段台詞至少體現了兩種關於「無意義」的概念。其中一個概念是存在主義的：人的存在是一片虛無，或一場空洞的鬧劇。確實有很多意義存在著，但都是糊弄人的。

另一個概念是所謂語義學的，暗指人生沒有意義，就像一段瘋子的話沒有意義。這是一個白痴講述的故事，不表達任何意思。

道格拉斯·亞當斯在《銀河系漫遊指南》中有一段著名描寫：一台名叫「深思」的計算機被要求演算出全宇宙的終極答案，這台計算機花了七百五十萬年來運算，終於得出答案：42 。接著就需要製造另一台更大型的計算機，以弄清那問題究竟是什麼意思。

如果人生的意義在於人類的共同目標，這個問題似乎就不難解答了。我們每個人追求的都是幸福。誠然，「幸福」是一個難以說服人的詞語，像「假日野營」似的，讓人聯想起穿著花衣服狂歡作樂的場景。但正如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說，幸福充當了人生的一種基礎，因為你不能問我們為什麼要追求幸福。它不像金錢或權力一樣是追求其他東西的手段。它更像是希望得到尊重。

想要幸福，這似乎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這裡關係到某種基礎性的條件。

而問題在於，幸福這個概念太缺乏確定性。幸福似乎既重要，又空洞。什麼能算做幸福呢？

人生的真相併不華麗或神秘

如果你恐嚇老太太而感到幸福，這算幸福嗎？一個決心成為演員的人可能一貧如洗，但還要花費無數個小時試鏡，卻徒勞無功。大部分時間她心情焦躁、低落，有時還要挨餓。她不是那種我們通常稱之為幸福的人。她的人生沒有歡樂。但可以這麼說：她準備通過犧牲自己的幸福來追求幸福。

幸福有時被看做一種心理狀態。但亞里士多德並不這麼想。我們通常用「福祉」（well-being ）來翻譯他對幸福的叫法，而福祉是一種我們所說的靈魂的狀態，對亞里士多德而言，福祉不僅包括存在者的內在狀態，還包括人的行為傾向。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心靈的最佳形象是身體。

柏拉圖（左）與亞里士多德（右），拉斐爾，《雅典學派》

如果你想觀察一個人的「精神」，就去看他的做事方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幸福是通過美德實現的，美德首先是一種社會實踐，而不是一種心靈態度。幸福是實際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是某種私密的內在滿足。

按照這種理論，雖然你無法用二元論的模式來觀察人類，但你可以觀察某人的行為一段時間，然後宣布「他是幸福的！」並且，那個人不必非得滿面笑容或手舞足蹈。

幸福就是你所想、所說和所做的和諧統一。（甘地）

如果人生確實有意義，那個意義肯定不是這種沉思性的。人生的意義與其說是一個命題，不如說是一種實踐。它不是深奧的真理，而是某種生活形式。它本身只能在生活中真正為人所知曉。

也許，這就是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說下面這段話時心中所想的：「我們感覺，即使所有可能存在的科學問題都解答完了，諸多人生問題還是完全沒有觸及。當然，那時世界上就沒有問題了，這就是答案。從這個問題的消失中，能看出人生問題的答案。」

人生的意義不是對某個問題的解答，而是關乎以某種方式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倫理性的。它並不脫離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過——也就是說，它使人生具有一種品質、深度、豐富性和強度。

在這個意義上，從某種角度看人生的意義便是人生本身。執著於人生的意義的人們通常會對這種說法感到失望，因為它通常不夠神秘和華麗。它看起來太老套、太通俗。只不過比「42」給人的啟迪稍微多些。

它把人生的意義問題從行家或專家的小圈子手中奪回來，放回日常生存的平常事務當中。

宇宙的關鍵原來不是什麼令人震驚的啟示，而是許多正直的人都能做到的事，根本不用多想。

永恆並不在一粒沙當中，而是在於一杯水之中。宇宙以撫慰疾患為中心。這麼做的時候，你就在分享那鑄就滿天繁星的愛。按照這種方式度日，不僅是在擁有生活，而且是擁有豐富的生活。

這種行為叫做「agapē」，即愛，它與情慾甚至是柔情無關。愛的律令完全是非個人的：這種愛的原型是對陌生人的愛，而不是去愛那些你欲求或欣賞的人。它是一種生活實踐或生活方式，而不是心理狀態。它無關溫暖的熱情或私密的溫存。

那麼，人生的意義是愛嗎？

愛是一件令人勞累和沮喪的事

愛像幸福一樣，是某種基礎，可以充當自身的目的。愛和幸福大約都屬於我們的本性。

不過，這兩種價值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存在衝突。有些人一輩子照料嚴重殘疾的孩子，為了他們的愛而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儘管這種犧牲也是以（孩子的）幸福的名義。

為正義而鬥爭，是愛的一種表現形式，但這會給你帶來死亡的危險。

愛是一件令人勞累和沮喪的事，充滿掙扎與挫折，而不是笑嘻嘻的、傻頭傻腦的滿足感。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說，愛與幸福最終可以歸結為對同一種生活方式的不同描述。其中一個原因是，幸福實際上不是某種笑嘻嘻的、傻頭傻腦的滿足感，而是（至少對亞里士多德來說）福祉的條件，福祉來自於個人力量和能力的自由發展。可以說，從關聯的角度來看，愛也是福祉的條件——在此狀態下，一個人的發展來源於其他人的發展。

我們稱為「愛」的東西，即我們調和個體實現與社會性動物之本性的方式。因為，愛表示為別人創造發展的空間，同時，別人也為你這麼做。每個人自我的實現，成為他人的實現的基礎。

一旦以這種方式意識到我們的本性，我們便處於最好的狀態。

幸福、利他、愛、成就、喪失或克制自我、快樂、屬於物種的更大的善，每個選項都有點道理。我們每個人都像設計師一樣，從這些善中挑選自己中意的，然後捏合成獨屬於自己的獨特人生。

舉一個好的人生的意象，比如爵士樂隊。爵士樂隊的即興演奏明顯與交響樂隊不同，因為很大程度上每位演奏者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來自由表現。但是，她在這麼做的時候，對其他樂手自我表達式的演奏，懷有一種接納性的敏感。他們所形成的複合的和諧狀態，並非源於演奏一段共同的樂譜，而是源於在他人自由表達的基礎上，每位樂手都用音樂自由地表達。每位樂手的演奏越有表現力，其他樂手就會從中得到靈感，被激勵而達到更精彩的效果。

演奏的高超技巧帶來快樂，並且——因為人的力量得到了自由滿足或實現——存在著自我發展意義上的幸福。由於這種自我發展是互惠互利的，我們甚至可以寬泛地、比擬地說，這是一種愛。當然，把這一場景比做人生的意義大概是最妥當的——一方面，它使得人生富有意義；另一方面（更有爭議一些），我們如此這般行事，便可實現最佳的本性。

1918年的新奧爾良爵士樂隊

照這麼說，爵士樂是人生的意義？不完全是。將爵士樂比做人生的意義，那就意味著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建構類似的共同體，而那是屬於政治的問題。自然，那是烏托邦式的奮鬥目標，但並不更糟糕。這類奮鬥目標的關鍵是要指出一個方向，不管我們將來會如何不幸地註定達不到目標。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毫無目的的生活，就像爵士樂演奏那樣毫無目的。它不是要服務於某個功利目的或形而上的嚴肅宗旨，它本身就是一種愉悅。它不需要處於自身存在之外的合法性理由。在這個意義上，人生的意義有趣地接近於無意義。

那麼，我們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了嗎？現代性的一個特徵是，幾乎沒有任何重大問題能夠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正如我在前文所說，現代性是這樣一個時代，身處其中的我們漸漸意識到即使在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上我們也無法取得共識。

無疑，我們關於人生意義的持續爭論將產生豐富的成果。但是，在這樣一個危險無處不在的世界中，我們追尋共同意義的失敗過程既鼓舞鬥志，又令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