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場一瞥︱大作家和小詩人——新發現沈從文佚信一封
1948年的春天，國內國外不啻天淵。年初，停擺十二年的冬奧會再度開幕；稍早一點，再也不用擔心愛鴿被擊落的信鴿愛好者們，還成立了國際聯合會，當然，這都發生於承平日久的歐洲。苦難的中國，戰事遠未結束，3月初，宜川大捷，收復延安指日可待；十天後，洛陽被攻克，中原三軍會合，但九州無事樂耕耘的景象，還是幻想。
大都市的氣氛卻不盡相同，比如天津。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時長三個多小時，自去年10月起連映一百多天，天津城的型男素女，「滿城爭看一江春」；不喜文藝的也有去處，天津證券交易所2月成立，成為全國僅有的兩家交易所之一，十三種股票，囊括洋灰、水泥、火柴、麵粉、造胰、玻璃等華北最重要的實業，弄潮兒大可一展身手。
《一江春水向東流》前集海報
青年毛羽卻不怎麼開心。他是一名小會計，工作之餘，一心愛好文藝，早在1943年春，十八歲的毛羽就和好友組建了「颶風文藝社」，主要成員有宋泛、何之、郭文傑等。那是多麼歡樂的時光啊，大家互相鼓勵，每有所得，雖然發不了「天津四大報」，但《新天津報》這種小報，還是時有刊登的；以詩會友就更有意思了，唐山、秦皇島、青島的同好聚在一起，誦詩飲酒，不亦快哉！
北京的《時言報》也有交情。雖也是份小報，但剛剛創立了副刊《詩刊》，主編海笛（王長清），還專程拜訪了颶風社，召開了座談會。海笛剛念完大二，是北師大的學生，這次利用暑假而來。學生擔任主編，如今惹人猜測其身世，當時倒不稀奇，早在1935年，規模大得多的《益世報》，它的副刊《語林》新添刊中刊《益世小品》，主編就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徐中玉。海笛年紀稍長，但也大不了幾歲，大家談起來無拘無束，議題有些寬泛，如「現代新詩的發展趨勢」「詩與散文之區別」「大眾化新詩及如何建設新詩壇」。
《時言報》1930年創刊，社長常振春
也不全是務虛，把酒言歡中達成一致，《詩刊》可以為颶風社開闢專版。年輕人動作快，一周後，也就是1943年7月4日，《詩刊》第十一期面世，共刊載六篇社中同仁的詩作，有聞傑的《夏歌》，金風的《海燕》，久仰的《打鼓販》，何之的《童年》，歐陽瓊的《街頭夢》，荷鋤的《室息之燈》。宋泛在社中名頭最大，編過《沙苑文藝》《白河帆》等幾種刊物，第十二期是他的個人專輯。海笛在《編後》中興奮的宣告：「颶風社之成立，使我們文藝界一大欣喜；這次的特刊，為我們彼此間第一次形式上的聯絡！」
當時的天津，文學社寥寥無幾，後來的現代文學史研究者們，言及北方淪陷區的文學社團，除了周作人的「藝文社」這種大社外，還總不忘提及颶風文藝社這個青年學子們的興起之作。
抗戰勝利了，宋泛奔赴革命區，改了個雄赳赳的名字叫宋大雷；郭文傑上了大學，何之就讀華北聯合大學，還參加了丁玲、陳企霞領導的涿鹿縣土改。好友們各奔前程，颶風文藝社名存實亡，毛羽和留津的萬格平、高琪、吳伯揚等創辦了「筆友聯合會」，幾年下來，大家有了些閱歷，這一次，開闢了《筆聯》專刊和《海河》詩刊。
「筆友聯合會」發行的《世紀的高潮》
作者孟肇的自序，寫於天津
接著說不怎麼開心的毛羽。起因大概是這樣：毛羽從事創作已有五年，文學社和刊物一應俱全，至少在天津文壇，也算有了自己的地位。但詩作全發在自己的刊物上，未免為人詬病，《益世報》創刊已有三十餘年，本部雖在天津，業已成為全國性報紙，與《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齊名。它有推崇新人的傳統，王芸生、張秀亞的第一篇作品均發表於此，徐中玉、李同愈、杜宇、魏東明也得益於《益世報》的栽培。副刊歷來對詩歌青睞有加，早在李長之主持《文學副刊》的時代，三十五期中就有四期是「詩專刊」，作者有卞之琳，林庚，沈有鼎，張露薇等。目前的主編，正是新文學家沈從文。
益世報館舊址
沈從文於1946年10月接編《文學周刊》。一年後，他在《益世報》發了題為《一種新希望》的時政評論，他把當時投身學生運動的青年人，看作「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想什麼，做什麼，更非悟空可比」，認為「這種充滿青春待並發的活力，原本必須從各方面分散，可變成各種進步的基本熱能」，而現在的空氣，卻會把他們的活力引入歧途。
抱定如此信念，作為副刊主編的沈從文，多刊登青年喜聞樂見的題材，多分散青年的活力，多扶植青年作者，便是本分。談到自己的作者隊伍，沈先生不無得意：「最年青的還只有十六七歲！即對讀者保留一嶄新印象的兩位作家，一個穆旦，年紀也還只二十五六歲，一個鄭敏女士，還不到廿五。作新詩論特有見地的袁可嘉，年紀且更輕。寫穆旦及鄭敏詩評文章極好的李瑛，還在大二讀書。寫書評文筆精美見解透闢的少若，現在大三讀書。更有部分作者，年紀都在二十以內，作品和讀者對面，並且是第一回。」
1949年從北大畢業時的李瑛與妻子合影
有了這樣的鼓勵，毛羽滿懷憧憬地寄信過去，內容無外乎問候與仰慕，並附上自己的得意之作，誰知投出後鴉雀無聲。毛羽尋思，穆旦雖然年輕，確是前輩；鄭敏、袁可嘉，西南聯大高材生，不提也罷；但沈從文口中的李瑛，還小自己一歲，當年用筆名「鄭棼」寫詩時，只是唐山豐灤中學的高中生，他與幾個同學創立的「田園文藝社」，比颶風文藝社可差遠了。於是按捺不住，又寄出一封，語氣不免不如前一封恭敬。
接到這位青年朋友的來信，略一思索，沈從文回信如下：
毛羽先生：
前得尊作，因無從安排，曾轉一熟人發稿刊物。照習慣，由他人發稿之刊物，即弟本人文章，亦得聽編者自由處分，不便催促。此習慣亦未嘗無好處，因從民廿三（年）由弟整理大公報文藝起始（即報社亦從不干預副刊編輯方針，作者則特約稿亦可擱壓退還），北方報紙副刊不斷有新作者露面。編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實極重要。
近得尊信，始知因一詩擱置，先生竟對同一人忽而尊敬，忽而輕蔑，尊敬輕蔑都太容易，與弟學慣用筆三十年經驗，似不甚合，先生用這種態度寫詩，恐不容易持久到十年二十年以上。以弟經驗看來，寫作是二三十年事情，作者與編者不宜因一二文章取捨生私人恩怨。
編者並非萬能，看文章容或不免有些偏見，但是否盡職，也容易判斷，即從他工作全部檢討，從刊物整個檢討。若個人工作極謹嚴認真，刊物維持到一二年又還看得到，我們值得為他拍手，寄稿也即是表示支持編者好意，投稿用不用是小事。若個人工作毫無足取，所編刊物又毫不精彩，根本就不會投稿了。
記得二十五六年前，孫伏園編北晨副刊，弟作投稿人時，曾投稿至百餘次，直至彼離職，始終未用弟文，離職後弟文方由一新編者從廢稿堆中取用（小說月報亦有相同情形，直到鄭振鐸出國，葉紹鈞始用弟與丁玲文章）。至弟教現代文學，談及刊物編輯對文運貢獻時，卻只覺得孫先生對文運貢獻特多。何以投至報稿用否為個人私事，編者有無貢獻宜有公論，真從事文學，必不以私害公也。
北方文運傳統好處為「素樸」與「誠懇」，因素樸與誠懇方能持久，不以小小成就自驕自滿，且能作各種試探學習，克服挫折困難，用一段長時間寫一大堆作品見出新紀錄。先生把文章寄來，充滿對編者信託好意，只因未即發表，即把好意取回，從態度說，似不甚明白北方近三十年文運傳統，方有此一著也（您用那麼一種態度從事寫作，找出路容易，有新紀錄不甚容易）。
昔人說「推己及人謂之恕」，既有前後來教，因為將尊作索還，並將個人經驗、及尊作擱置事實奉告。當時以為尊作定可用，故曾將文字不清楚處（恐排時弄錯誤之字）旁加註明，將尊作塗臟，很抱歉。
此覆頌著安。
沈從文 頓首
三月十七日
沈從文致毛羽信札第一頁
（原信無分段，目前分段出於本文作者的理解）
信不算短，內容也平實，對這樣一個素未謀面的年輕人，沈從文從不同角度談問題，諄諄教誨的面目，躍然紙上。首先以編輯的身份，說說如何取捨作品。一直以來，沈先生對文學的期望，就是堅持文學的獨立、自由與審美。這個期望雖被戰爭切斷，但隨著戰爭的結束，又再一次湧現，他非常希望如三十年代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那樣，藉助自己掌握的刊物，培養一種文學趣味。了解到這一層，對信中「編者的自由能得各方面支持，實極重要」，就更好理解了。
沈從文致毛羽信札信封
然後以「學慣用筆三十年」的作者身份，談及如何與編輯相處。讓年輕人信服，最有吸引力的是講自己的故事，特地提到孫伏園和鄭振鐸，只是這兩段經歷都有誤記。孫三十幾歲就蓄起一部大鬍鬚，人稱「伏老」，沈從文開始投稿時，正是他主持《晨報副刊》。「曾投稿至百餘次，直至彼離職，始終未用弟文」的故事早就廣為流傳，在這兒當事人坐實了，正如他另文描述的，「在北京等於一粒灰塵，這一粒灰塵，在街頭或任何地方停留都無引人注意的光輝」。
晨報副刊
也不是從沒刊登過。沈從文在「文革」初期寫過題為《我到北京怎麼生活怎麼學習》的交代材料，講起自己第一次發表的小文，正是在《晨報副刊》第三百零六期上，一千多字，共得七毛多錢。只是沈氏的投稿異常執著，孫伏園有些不耐煩了，才有了信中提到的處境。孫辭職後，新任主編劉勉己和瞿世英，想辦出一種新風格，加上郁達夫的推薦，沈從文得以「休芸芸」筆名發文。而後福禍相依，文章吸引了北大教授林宰平，他介紹沈氏入香山慈幼院工作，然好景不長，《晨報副刊》上刊登的《第二個狒狒》《棉鞋》，涉及影射慈幼院人事，沈從文以辭職告終。
孫伏園散文集《伏園遊記》
再說鄭振鐸。同為《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沈從文提到「至於《小說月報》，1928年由葉紹鈞先生負責，我才有機會發表作品」，年份錯了，敘述倒與此信吻合。事實究竟如何？1927年5月，鄭氏赴馬賽，葉聖陶從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調入《小說月報》，與徐調孚共同擔當主編，兩人從第十八卷第六號開始交接。而在1927年4月10日發行的第十八卷第四號，就已刊登了沈從文的《十四夜間》。
當然，沈從文在《小說月報》立足，確是葉聖陶的賞識。甫一接手，葉聖陶就提到「近來收到好些可觀的創作，因此下期就決定是『創作號』，沒有論文，沒有譯品，這在本報似乎是前無其例。但雜誌的編輯有什麼成法呢？只要編者不覺得十分歉然，讀者不覺得十分爽然，偶爾改變一點又何妨」。而後的第七號，果然出現了胡也頻的《牧場上》，丁玲的處女作《夢珂》也接踵而至，當然，還有沈從文的《我的鄰》。
葉聖陶著《城中》
已不可探究毛羽這件作品的風貌，只知道是新詩，投至沈處，沈先生竟「無從安排」，水平大略可知。倒也不是版面吃緊，抗戰後的《益世報》，處境雖不樂觀，已由繁榮時的十八版縮至六版，但《文學周刊》仍佔據一滿版。厚道的沈先生「將文字不清楚處旁加註明」後「轉一熟人發稿」，這定是一位相交頗深的朋友，以致「以為尊作定可用」，哪想仍未錄用。沈先生做事有頭有尾，將毛羽大作索還，並將個人經驗奉告。大作家的回信如此詳盡，安排又如此妥當，毛羽很受用，於是有了接下來的通信（詳見本刊2017年1月22日發文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5634）。
作為大報副刊的主編，對一位素昧平生的投稿者，這封信的篇幅是否過於隆重？以文字而言，說教的味道也厚重了些。原來，這一時期沈從文的部分創作，就是《文學周刊》上發表的《新廢郵存底》。這是給青年作者的回信，如致柯原，柯原就是沈氏口中「最年青的作者」，當時才十七歲，他充分肯定了柯原的詩作，不過也坦陳「關於現代詩，我提不出什麼特別意見，因為我並不怎麼懂現代詩」；給張白的信，稱讚他的詩歌充滿土氣息和泥滋味，且鄉村抒情中注入悲痛，拙質中見出一點嫵媚；鼓勵作者沿著這條路子走下去，並可以延展到作散文小說，寫出地方特色來。
晚年柯原（後用筆名蘆葦）
給毛羽的這兩封信卻不知為何未能刊發。很顯然，回信時沈從文採用了公開信的寫法，信的接受者，已不是個別文學愛好者，而是針對所有文學青年。他反覆強調年輕的作家們應該用手中的筆，看清楚歷史與未來，挽救國家的墮落，有勇氣承擔民族的挫敗，修正社會前進的方向。青年人要確定一種新的人生觀，對人、對事，永遠用嶄新的態度去實證，踏踏實實、持之以恆，把學習從第一步到終點，當成一個沉默艱苦的長途跋涉。沈從文闡述的文學觀，雖然缺乏系統性，但藉助媒體，在當時有著自己的受眾。
是不是影響到了文學青年毛羽？首先，毛羽趕緊回了信，所幸底稿尚存，雖不全，基本意思都在，除了恭維，還有一番解釋：
說起此事，原由於一篇詩稿，據先生說，是因為擱置未刊致起反感的。其實這一點卻不盡然，先生恐怕是誤解了，羽雖不學，決不願如此妨害編者的自由。稿子寄給先生，倘被披露固可一觀究竟——內容文字和技巧的刪正等——這對一個作者是可以對原稿多多比較，間接獲益於先生的。但，看到報紙的篇幅和友人作品發表的時期，知道先生的手下存稿甚多，在初次給您寄稿的我，曾寫信說求教於先生，這就是因為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先生看來恐怕不成熟很是幼稚的，內中自不免要有欠妥之處，甚盼先生能夠賜寄教言。不料，先生完全視以投稿性質，將其轉交另一位編者先生付刊，因之擱置，就在這段過程，性格太急的我便作出了那樣荒乎其謬的事……
毛羽致沈從文信第一頁
前一封信沒有留存，也不知道毛羽做的是哪樣「荒乎其謬的事」，不過青年朋友有時確是太過敏感，沈從文寫完這封信的一周後，有位「灼人先生」，因為載出來的詩有些小小字句的調動，且沈先生把這批郵件命名為「廢郵」，使他不快，思索了兩天，失眠了一夜，還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語氣想來相當嚴厲，好脾氣的沈先生都有些隱忍不住：「你說我盲目，這形容很對。我既然是盲目的人，又不懂新詩，怎麼能說指教？目前你除了自己的詩，什麼好意見都不需要。你也不必因為錯罵了我而難過……你的信和詩原稿一併奉還。」
和毛羽倒沒鬧僵，不過，從毛羽回信中的一番辯解來看，沈先生的頗費苦心，並未教會毛羽說實話。
至於毛羽的未來，也未如沈先生所期望。現實中的天津，離不開柴米油鹽。法幣早已不受信任，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時代；前頭提到的天津證券交易所，於1948年8月19日關閉；8月23日，金圓券首次在天津露面，各兌換點前排起了長隊，按法幣三百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兌換。《益世報》報道了當時的盛況：「幾角幾分的零星用品，幾元幾角的鞋帽衣料，十塊錢一磅的毛線，兩毛錢一包的中級煙紙，很容易引起人們對舊日子的懷念，彷彿重逢了總角之交的故人，對商品自然就有了親近之感。」 原價二十萬法幣一客的冰激凌，改成七分錢一客，實際上漲了價，吃的人卻很踴躍。金圓券很快崩盤，《文學周刊》也於11月8日停刊。城內的「余則成」們在活動，天津戰役於1949年1月15日結束，天津解放。文學青年毛羽，此後南下貴州，終身從事財務工作。
沈從文
作者為「廢紙幫」成員，本文承李東元老師核實資料，墨箋樓供圖，特此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