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的閱讀：「從一隻甲蟲，一點一點變成人」

天下 02-03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紙城

CHAPTER

奪走我的麵包

奪走我的空氣

但是不要奪走你的微笑

不要奪走玫瑰

——聶魯達

一

《宇宙公路上的高速航員》

胡里奧·科塔薩爾、卡羅·鄧洛普／著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年4月

1982年5月，科塔薩爾與他的第二任妻子、攝影師卡羅·鄧洛普開著他們的紅色大眾房車駛上從巴黎通往馬賽的南方高速公路，進行一場臨時起意的探險：整個旅途不下高速，只在65個休息站停留，用照片和文字記錄下沿途的見聞與經歷。出發前，兩人互相看看對方，充滿能量地握了握手，異口同聲地說道：「探險同伴！明天下午四點我們出發駛向我們的終點！」雖然兩人都是迷路專家，科塔薩爾坦言要是最後發現自己去了東方高速公路也是絲毫不稀奇的，「但是只要我們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啟程，誰還能阻擋我們呢？」

他們帶著打字機和照相機，像科考隊一樣如實記錄下每天不同時刻的溫度，每餐飯的內容，每個休息站的陳設，每一次房車停下面朝的方向。卡羅的鏡頭裡，兩人披著雨衣躲避突如其來的降水，樹林之間拉起繩子晾晒衣服，粗暴地把牛仔褲剪短以抵抗炎熱……書中所載最是平常卻又都蒙上一層現實之外的色彩。除了兩人互稱「狼」與「小熊」，他們的紅色大眾也獲得了來自神話的昵稱，成為瓦格納歌劇中的「小龍」。整本書讀下來，真是最令人艷羨的伴侶關係，從生活到智識層面的陪伴與溝通，全然相配的幽默感。卻也恰恰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早早知曉結局的後人，我幾乎不敢翻到全書的尾聲。

這是兩人最後一次共同旅行。甚至這本兩個人共同開始的書，最後也只留下科塔薩爾一個人結束它。探險結束後不久卡羅罹患惡疾，於同年秋天去世。在後記中，科塔薩爾寫道：「我看著她開始她獨自的旅途，去往我已無法陪伴她的地方，11月2日，她離開我，像一絲水線從我手中滑走。我獨自完成這個故事。小熊，我知道，如果是我先於你離開，你也會做同樣的事。你的手與我的手一起寫下最後這些句子，痛苦不能、也永遠不會強過你教會我去活的生命，正如我們在這場探險中展現的那樣。我的旅途必須停在這裡了，而你還在繼續，駕駛著我們的小龍，繼續在我們的高速公路上前行。」

最後一頁，是卡羅第一段婚姻中誕生的兒子斯蒂芬·赫伯特所畫的插畫：蒼茫雲海間通向無盡與永恆的高速公路上方，長著翅膀的小房車，陽光耀眼。

二

《胡里奧·科塔薩爾與克里斯》

克里斯蒂娜·佩雷·羅西／著

Cálamo出版社 2014年

1984年2月一個浸透雨水的早晨，胡里奧·科塔薩爾落葬巴黎蒙巴薩公墓，流亡巴塞羅那的阿根廷詩人克里斯蒂娜·佩雷·羅西沒有出席葬禮。她拒絕接受他也會死的事實，寧願只記得他活著的樣子，年輕，健康，常在旅途中，有時帶著一點憂愁（科塔薩爾曾對她說：「誰沒有在某個秋天的傍晚六點鐘、在巴黎、巴塞羅那、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蒙特維的奧的某條街上，感受到一點憂愁呢？」）。

科塔薩爾與卡羅

第一次見面，克里斯蒂娜腦海里冒出一個名詞：「長腿叔叔」，不由得問科塔薩爾有沒有讀過韋伯斯的那本兒童文學，對方回答道：「當然讀過。不過，你弄錯了，這可不是腿，這是高蹺！」有一年克里斯蒂娜收到一個包裹，裡面裝著一隻手縫的綠色玩偶，隨包裹附上的短箋上科塔薩爾寫道：「一群流亡中的智利朋友建立了一個克羅諾皮奧俱樂部，給我寄了一打這種小玩偶。別被嚇到：多看一會兒你就會發現它很可愛。你想過克羅諾皮奧是綠色的嗎？」——自科塔薩爾在《克羅諾皮奧與法瑪人的故事》中創造了這種好似米羅抽象畫中人物的「漂浮的，潮濕的，圓形的綠色傢伙」，全世界的不羈、隨性、醉心文學藝術的靈魂都找到了自己的名號。

科塔薩爾與卡羅

在科塔薩爾去世三十年後的2014年，克里斯蒂娜·佩雷·羅西出版了《胡里奧·科塔薩爾與克里斯》，第一次將數十年前這兩位阿根廷作家在歐陸相識之後共處的十年中發生的往事一一記錄，回憶、通信、編年與隔越生死的對話拼貼成這段「充滿愛意的友誼」。而我格外喜歡在巴黎初相識之後科塔薩爾寫給克里斯蒂娜的第一封信末尾那句話：「讓我做中世紀掛毯里從貴婦手中飲水的獨角獸，依憑它自己的方式，平靜而愉快。」

三

《戀愛中的奧登》

桃樂絲·法爾南／著

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社 1984年

1973年9月28日晚，威·休·奧登結束在維也納的詩歌朗讀會，謝絕了晚宴邀請，回到阿爾滕伯格霍夫酒店休息。第二天清早九點，他三十四年的伴侶切斯特·卡爾門依照他前晚的囑咐敲他房門試圖喚醒他，無人應答，這位對二十世紀最有歸屬感的英語詩人已在睡夢中故去。10月4日，奧登下葬於奧地利小鎮科斯特騰教堂背後的墓園。那個十月的下午，——切斯特的繼母、奧登多年的朋友桃樂絲·法爾南寫道——「切斯特突然明白他再也不是任何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他在過去三十四年里把奧登的投入與感情當作理所應得，發現自己再也沒有這一切了。儘管有那麼多朋友和情人，他卻在此生第一次孑然一身了。」

許多研究者和傳記作者都曾試圖記錄和解讀過奧登與切斯特的關係，桃樂絲的這句描述卻帶給我不同於其他的悲傷。她作為旁觀者親歷了這個從安徒生童話變成格林童話的愛情故事，跟著她編年史般的記錄，奧登的讀者們也有機會遭遇那些耳熟能詳的作品背後的起承轉合。

最初的相遇是如有神啟的瞬間，一位離開岌岌可危的歐洲越洋而來的英國詩人，講座觀眾席里一個年輕的金髮美國大學生，如奧登在《預言家》一詩中所寫，在他兒時讀過的各種大部頭書籍里，愛都是它們從不大聲說出的單詞，直到多年以後意識到，它們都是「你存在的證據」，遇見之後，愛情的面目清晰，這張臉再也不會回到書中，投向對方的目光也再不會全無用途地落空。兩年後，奧登遭遇背叛，第一次體會到如被魔鬼侵襲的暴怒，平靜下來之後卻從中悟得「聖愛」與「人愛」相統一的奧義。

那是他與自己和解的過程，卻也是一種清楚的認知：不想過沒有對方存在的人生。他寫下後來流傳甚廣的《愛得更多的一個》：「如果愛意不能相等，/讓愛得更多的一個是我」。從那時起直到奧登去世，他和切斯特始終保持著伴侶關係，無關對方不時帶回的希臘或者義大利情人。

1974年5月，切斯特寫信給他的父親：「威斯坦斯後我崩潰了。我失去了我的標準。」次年1月，比奧登小十三歲的切斯特·卡爾門病逝於希臘，安葬在雅典的猶太人公墓。

四

《身份的記號》

胡安·戈伊蒂索羅／著

Seix Barral出版社 1976年

2017年6月，西班牙文壇失去了戰後最偉大的聲音之一，塞萬提斯獎得主胡安·戈伊蒂索羅逝世於摩洛哥。第二天，我找出他「胡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身份的記號》，距離上次讀它已經過去四年，讀完最後一幕掩卷的瞬間，我想，這本書依舊是我心中最好的書寫內戰記憶與流亡心理的戰後小說。

內戰後被迫流亡法國的紀錄片導演回到仍在佛朗哥統治時期的巴塞羅那想要拍攝一部作品，隨著項目的進行，他不得不面對已經掩埋在深處的個人與集體記憶，恍然發現只有找回並正視這些記憶，才能真正找到可以自我認同的身份記號。然而，在那個努力遺忘內戰三年中所有的醜陋與暴烈，呈現一派經濟平穩、人心祥和之勢的戰後西班牙，這一切談何容易。他開始走訪兒時記憶中曾目睹過屠殺、焚燒、搶掠的地點，試圖復原和記錄歷史。全書末尾，主人公站在巴塞羅那著名景點蒙特塞拉山的最高處，望著旁邊多種語言的「出口」提示，直到這些代表「出口」的單詞漩渦一般吞沒他。這座城市已經忘記了那段歷史，而他，面對這麼多提示，卻沒有出口，找不到出口。

1966年，這本書像許多流亡作家的作品一樣首先在墨西哥出版，英文版於1969年出版，而它第一次在西班牙本土面世要等到佛朗哥去世後的1976年。

五

《反面的愛》

路易斯蓋·馬丁／著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7年9月

2017年是馬德里「同志驕傲大遊行」40周年，此前擊敗柏林、洛杉磯等候選城市成為這一年「世界驕傲節」的主辦城市可謂實至名歸。春天的時候整座城市就已經掛上印有「愛你所愛，馬德里愛你」的宣傳標語，臨近夏天，市中心更是有許多行人交通燈從往常的一個綠色或紅色小人換成了兩個手拉手的女性或男性小人，而且在驕傲節結束之後也沒有再換回去，保持至今。

40年前，馬德里第一屆驕傲遊行的時候，西班牙剛剛從39年的獨裁陰影中擺脫出來，有一個15歲的男孩，剛剛確定自己喜歡同性，「我審判自己，驚恐不已，發誓永遠不讓人知道」。40年後，已經成長為作家的路易斯蓋·馬丁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反面的愛》。在小說的封底，他寫道：「2006年，我在150位賓客面前和一個男人舉行結婚儀式，在場的有我的發小、同學、同事，以及我所有的家人。29年里，我經歷了和卡夫卡的主人公相反的變形：我終於不再是一隻甲蟲，而是一點一點變成了人。」

《一個男孩自己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

這本小說記錄的就是這個反向「變形」、伴隨著整個社會的進步從厭惡、慌張到認識和接受自己的過程。初讀之下，它總讓我想起自年少時代至今一直喜歡的美國作家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的《一個男孩自己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和英國作家詹內特·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Are Not The Only Fruit）與《既然能正常為何要快樂》（Why Be Happy When YouCould Be Normal）。不同的文化與時代背景之下，相似的掙扎與成長：五十年代躲在閣樓上寫日記、被軍人背景的父親嚇到瑟瑟發抖的美國男孩；六十年代被母親關在家中「驅魔」、被置於教堂祭壇上受眾人嘲弄的英國女孩；七十年代每天去馬德里藝術協會的圖書館裡想偶遇暗戀對象卻不敢上前說話的西班牙少年……那是無數曾經有過孤獨的童年、因為任何原因被孤立過、欺凌過的人都能迅速認出並與之共鳴的成長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