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今的流行文化那麼熱衷於好人與壞人間的鬥爭？

凱瑟琳·尼克爾斯（Catherine Nichols）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她曾經在 Jezebel 雜誌、《西雅圖評論》（The Seattle Review）和其他媒體發表過文章。她現居波士頓。

1977 年上映的《星球大戰》（Star Wars）中，黑武士達斯·維德一直以呼吸沉重的形象出現在觀眾眼前。隨著劇情推進，他不再只是沉重的呼吸，而是掐死了一個人。幾幕場景之後，他又將一個星球炸成碎片。他殘殺下屬，喜歡用意識讓人窒息，做盡了一切好人不會做的邪惡之事。但是在當時，壞人設定的本質本來就是做好人不會做的事情。而好人不只是為了個人得失而戰鬥，他們更是為了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而戰鬥。

這種道德衝突設定不只出現在《星球大戰》中，也出現在《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X 戰警》（X-Men）等系列電影以及大部分迪士尼卡通片中。事實上，所有基於民間故事創作的大眾文化故事都有著相同的情節：為了保證未來社會能有正確的道德觀，好人與壞人殊死搏鬥。從納尼亞世界到霍格沃茨魔法學校，所有的電影和漫畫書中都有這樣的設定。然而，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以及古代敘事詩中卻不見它的蹤影。在漫威公司的漫畫中，雷神索爾（Thor）必須證明自己配得上自己的鎚子，而他最終也用正直的品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但是在古代神話故事中，索爾是一個擁有神力的天神，促使他行事的動機絕不是「證明個人價值」這麼簡單。

在古代民間故事裡，沒人有為了價值觀而戰鬥。展現個人的故事也許體現了誠實正直和熱情好客的優秀品質，但民間故事對正義與邪惡沒有統一的定義。有的民間故事主角因為不聽忠告而遭到懲罰，而在類似的其他民間故事中，主人公卻可能僅僅是因為不聽忠告而僥倖逃脫。近些年來，流行文化故事的核心都是堅守相似的價值理念。因此我們經常需要重構故事，為索爾和洛基（Loki）這樣的人物創造價值觀。據悉，這兩個角色最初出現於 16 世紀的冰島詩集《埃達》（Edda）中。作者為他們賦予了個性，但卻沒有給他們設定始終如一的道德定位。

雖然口述的傳統故事的作用是講道說教，但其中不存在現代流行文化中常見的好人和壞人角色。在《傑克與魔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和《睡美人》（Sleeping Beauty）這樣的故事裡，誰是好人？傑克本是我們應該支持和讚美的主角，但他偷走了巨人的東西。從道德角度來看，這是有瑕疵的行為。《睡美人》有沒有強調善良的品質和美德？故事中有人同邪惡鬥爭嗎？即便是在《灰姑娘》（Cinderella）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講述善良與邪惡鬥爭的童話故事中，作者也沒有簡單的將道德劃分為「好」與「壞」。傳統口述版本的《灰姑娘》里，灰姑娘變美的原因僅僅是為了讓故事情節能夠發展下去。《三隻小豬》（Three Little Pigs）中，小豬和老狼都沒有採用對方永遠不會使用的邪惡卑鄙手段。《三隻小豬》故事的核心只是老狼能先吃掉小豬還是小豬能先吃掉老狼，與善良和邪惡的鬥爭沒有任何關係。

而在《伊利亞特》（The Iliad）這樣的敘事詩中，情況就變得更加複雜。敘事詩中沒有針鋒相對的「對立雙方」，也沒有為了道德觀念而努力克服困難的角色設定。另外，敘事詩中的各方與現代故事中的好人與壞人不同，他們代表的不是相互衝突的兩種對立價值觀。阿克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Hector）的人物設定雖然不同，但他們都沒有秉持彼此永遠不能認同的價值觀，也沒有為了保護世界而與故事中的另一方拚死相爭。他們只代表自己，並不象徵其他東西。雖然他們經常討論戰爭，但二人從未將為了正義而戰當成是自己的道德準則。表面上來看，對立的正義與邪惡之爭是近些年才發展出來的東西，與現代民主主義的本質內核相一致。從根本上來看，現代流行文化中的正義與邪惡衝突表達的是政治願景，而非道德取向。

二戰之後，大部分民俗學者一直忙著研究民間故事中原型和共性。如果所有國家神話故事的共性多於差異，那麼各國人民同樣也能夠團結一致而非彼此對立。早期民間故事出現了一些激進的現象：當時，人們專門出版民間故事，為的就是證明一個國家的人民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存在不同。

研究民間故事的英國作家、評論家瑪麗娜·華納（Marina Warner）在《從野獸到美女》（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中提到：美國兒童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認為，應該將民間故事看成是對我們心理和發展鬥爭史的類比和反映。華納不認同這種觀點。相反，她認為外部社會環境使得民間故事充滿生機，數百年來一直能讓讀者感受到共鳴。不過，兩位學者都想研究數個世紀以來民間故事和童話中常見的相同或者相似比喻。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根據民間故事進行創作的小說家和電影人似乎只關注故事的共性。喬治·盧卡斯明確表示自己根據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創作出了《星球大戰》。《千面英雄》講述了很多像盧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一樣普通人類的奇幻冒險之旅，不同角色之間有著共同的特性。熟悉了解古英語敘事詩的 J·R·R·托爾金則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識，在另一片永恆的大地上創作出《魔戒》這樣宏偉的篇章。很多漫畫書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手法，參考借鑒了大量古代神話傳說，讓擁有相同情節的新老故事同時煥發生機，也讓不同地區的傳統故事之間互相溝通交流。

我們很少討論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如今，人們複述傳統民間故事時已經改變了這些故事原有的本質。也就是說，現代故事中的對立各方有著不同的道德人格，喜歡為了各自的價值觀而戰。這種轉變體現在好人與壞人的道德對立之中。流行文化故事中的各方不再像《三隻小豬》一樣為了晚餐而對抗，也不像《特洛伊》一樣為了得到美麗的海倫而戰鬥。相反，他們為了改變或者改進社會的價值觀而戰。好人維護著自己的信仰，願意為之而犧牲生命。這種情況在現代故事、電影、書籍甚至政治隱喻中屢見不鮮，讓人有些審美疲勞。有時候，我們真的看不出流行文化作品體現的道德倫理和敘事結構有多新穎或者有多離奇。

在十九世紀，當格林兄弟整理記錄德國當地的民間故事時，他們的目標是用作品定義德國人民（German Volk），讓德國人團結起來構建現代化國家。格林兄弟跟隨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學習哲學，而赫爾德最喜歡強調語言和民間傳統在定義價值觀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赫爾德在《論語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中表示，語言是「反映理解力的天然器官」（natural organ），提出德國愛國主義精神在德國語言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漸漸誕生。赫爾德和格林兄弟都是當時新流行觀點的支持者：約束一個國家公民的應該是共同的價值觀，而不是親屬關係或者土地使用。格林兄弟用《死神教父》（Godfather Death）、《背包、帽子和喇叭》（The Knapsack, the Hat and the Horn）這樣的童話故事純正地闡釋了從德國語言中演化出來的思想觀點。

赫爾德和格林兄弟認為，利用共同本質特性和價值觀能團結德國人民，這是因為不了解德國文化的人缺乏德國人獨有的價值觀。也許，赫爾德的確發現了這種觀點能引發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潛力，因而稱頌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美好，特別是提出德裔猶太人應該享受到與德國基督徒相同的權利和待遇。可是，格林兄弟在《格林童話》中體現的民族主義傾向隨著時間流逝漸漸增強，最終影響到整個歐洲。因此，民俗學者開始撰寫專門定義自己國家特徵的民俗作品。更重要的是，很多現代國家漸漸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巨大威力。他們將本國國民之外的「其他人」看成是道德怪獸，進而對其肆意辱罵欺凌。

在 1987 年出版的《格林童話中的殘酷事實》（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s）一書里，美國學者瑪利亞·塔塔爾（Maria Tatar）稱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喜歡強調信守承諾的重要性。她寫道：「《格林童話》並非缺乏道德秩序。相反，他堅持要在不體現道德價值觀的故事中加入道德教化元素。」格林的做法讓讀者相信，傳統故事誇張化的對抗過程里，處於危急之中的不是誰先吃上晚飯的溫飽問題，而是價值觀的衝突問題。毫無疑問，格林兄弟對貝特海姆、坎貝爾以及其他民俗學和都產生了影響。雖然民間故事並不總是以道德寓言的身份出現在人們視野里，可他們仍舊堅稱民間故事存在與生俱來的道德內核。

在這種新民族主義意識的帶動下，其他作者開始改寫傳統故事，並在其中加入新的道德衝突。《羅賓漢和諾丁漢郡治安官》（Robin Hood and the Sheriff of Nottingham）就是最好的例子。在 1795 年約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重塑這個傳奇故事之前，羅賓漢一直是喜歡在森林裡與隨從們開懷暢飲的亡命之徒形象。為了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激勵英國民粹主義者發動起義，里特森讓他開始劫富濟貧。里特森的改寫版本深受大眾喜愛，因此很多現代版本的羅賓遜故事——比如迪士尼 1973 年推出的動畫片以及 1991 年上映的《俠盜羅賓漢》（Prince of Thieves）——都集中刻畫這個罪犯的道德情懷，減少了對他飲酒作樂情節的體現。同時，諾丁漢郡治安官從單純的羅賓漢對手變成了濫用權力欺凌弱小的象徵。無論故事的規模——羅賓漢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國家內，灰姑娘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家庭之中——人們還是喜歡在故事中加入價值觀的衝突。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也是很好的例證。12 世紀時，像克雷蒂安·德·特羅亞（Chrétien de Troyes）這樣的詩人經常將亞瑟王寫成法國人，是因為那時候他沒被塑造成英國的靈魂人物。更重要的是，亞瑟王在當時的詩歌中面對的通常是怪獸，而不是象徵著道德弱點的壞人。但是到了 19 世紀晚期，丁尼生（Tennyson）在撰寫《國王敘事詩》（Idylls of the King）時將亞瑟王刻畫成了獨特英國男子氣概的典範，還讓他與象徵著道德弱點的人類角色進行戰鬥。20 世紀以後，「卡梅洛」（Camelot，傳說中亞瑟王宮殿所在地——譯註）更有了新的含義：因為太過理想化而不可能存在於地球的王國。

民族價值的概念進入文學故事領域之後，藉助好人與壞人鬥爭情節體現的道德衝突便漸漸成型。現代故事的一個特徵就是人物角色經常在衝突對立的陣營之間來回遊走：如果人物的價值觀決定了他的身份特徵，那他此後便會因為道德觀念的變化而出現動搖，甚至不惜轉投對立陣營。但是人們並非一直認可這樣設定。在 PBS系列紀錄片《神話的力量》（Power of Myth）中，記者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就《星球大戰》中一共借鑒了多少古代故事這個問題與坎貝爾進行探討。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在古人看來，達斯·維德因為憤怒和憎恨而改變想法，最終在與盧克和起義軍（Rebels）的戰爭中棄暗投明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相比之下，《伊利亞特》中的阿克琉斯並沒有因為生阿伽門農（Agamemnon）的氣而叛變。古希臘人和特洛伊人身上既沒有體現人類的優秀品質，也沒有反映人類的道德缺陷。因為雙方的戰爭不是對人們內心愛與恨衝突的暗喻，人物角色也不會因為情緒變化就做出不合邏輯的叛變之舉。《星球大戰》里對立的雙方則各自代表人類不同的道德品質。正因為如此，達斯·維德才會根據內心愛與恨的情緒變化而先後選擇不同的陣營。

很多看起來像是民間傳說的現代故事中充滿了壞人棄暗投明之後洗心革面的情節。《指環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以及電視劇《吸血鬼獵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都是其中的代表。壞人經常在宣洩情感的時刻出現內心變化，因為此時人物角色正在喪失構成自己原有身份特徵的核心要素。現代故事的另一個特徵是好人與壞人出現道德衝突時，壞人總是沒有忠誠感和榮譽感的人物，經常懲罰自己人：諾丁漢郡治安官讓民眾忍飢挨餓，達斯·維德殘殺下屬。壞人不在乎他人的生命，總是因為盟友的小過失而對其橫加指責。古代故事中很少存在反派，即便有也都是怪獸形象。所以到了現代早期，流行文化中的反派也不會殺害自己人。

另一方面，現代故事中的好人形象總是寬容的接納所有人，即便同伴越界時也對其忠心耿耿：塔克修士（Friar Tuck，羅賓漢的牧師兼管家——譯註）喝醉後，羅賓漢選擇對他的錯誤行徑視而不見；盧克·天行者在臭名昭著的漢·索羅（Han Solo）投奔起義軍後對其熱情款待。好人與無賴流氓、古怪之人和洗心革面之人合作。除此之外，他們的對手中經常有人被壞人欺壓迫害，最終選擇棄暗投明。很多正邪對抗的故事中，情緒氛圍總是在壞人的邪惡舉動得到原諒時達到高潮。的確，正義的一方雖然總是「烏合之眾」，但卻從來不會丟下同伴不管。

不過，現代文化中讓我們引以為傲的精神與現代之前古老故事堅持的邏輯格格不入。古代故事裡，主人公永遠不會在戰鬥中投奔對立陣營。而且，阿克琉斯也會因為軍隊中充斥著來自叛離特洛伊的烏合之眾而永遠無法取得勝利。在古代故事裡，偉大英雄不是前來接受道德教化的湊數新兵，而是精通戰爭藝術的大師。

暗含道德教化的正邪對抗故事中，劇情總是以不合人意的方式結束，人們也沒有時間對其中體現的道德衝突進行思考和分析。這類故事不會像《伊利亞特》、《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樣，展現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從多個維度刻畫不同人物。相反，它們根據人物象徵的價值觀對其進行嚴格分類，將觀眾打算仔細思考想像角色道德行為的衝動壓縮成簡單的支持或者反對。人物角色要麼屬於正義陣營，要麼屬於邪惡陣營——做法堪稱簡單粗暴。

好人和壞人的身上並不體現任何道德複雜性，但他們卻有助於社會穩定的實現，鼓勵人們加入軍隊、投身與其他國家的戰爭之中。現代故事裡，人物的價值觀看上去很像是道德品行，而與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的聯繫也給他們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但即便如此，他們並不能代表任何道德觀點。相反，他們代表的是政治觀點。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代故事的人物不能幫我們養成遇事深思熟慮、仔細思考自己舉動意義的好習慣。與《格林童話》一樣，現代故事只是用來讓國家更加團結一致的政治工具罷了。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正邪對抗的電影、漫畫和遊戲能收穫大批狂熱且易變的粉絲群體並不是什麼巧合。甚至連「粉絲群體」（fandom）這個詞本身都暗含了國家甚至王國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在超級英雄為了正義和拯救世界而與邪惡開戰的故事中，所體現的道德衝突並沒有讚美真正的權力。好人教會我們一點：邪惡一方的壞人和我們不一樣。實際上，壞人實在太過邪惡，給社會帶來的風險也非常巨大。為了獲得勝利，我們必須原諒同伴的每一個越界之舉。

與《長夜：世界集中營發展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作者安德莉亞·皮策（Andrea Pitzer）交流時，我們聊到了對立陣營中的人擁有不同道德品質這一觀點的日漸崛起。她說：「三個發明的相互碰撞導致了集中營的出現——鐵絲網、自動武器以及認為某個群體的人們應該被關押起來的理念。」閱讀、觀看、講述好人與壞人對抗的故事時，我們本質上是在說服自己接受一個理念：如果對手心存忠誠和對生命的敬畏，他們便不會與我們為敵，甚至根本不會出現在敵對陣營之中。簡而言之，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讓自己接受道德品質通常體現於某類人群身上，而非個體公民身上的觀念。在格林兄弟和赫爾德看來，這種觀念的邏輯能演化出民族主義的結論，暗示「將某類人群關押起來」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2017 年末，我在電影《神奇女俠》（Wonder Woman）中看到她激情澎湃的演講，稱亞馬遜族人應該主動原諒「人類」在二戰中發動的一切不可避免的罪惡行徑。此時，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觀點：好人與壞人對抗的故事總是積極地給人們灌輸價值觀，認為衝突中正義的一方為了「大局」著想可以採取任何有利的手段，哪怕是越界也在所不惜。

翻譯：糖醋冰紅茶

題圖版權：Wikipedia、豆瓣電影

我們做了一個壁紙應用，給你的手機加點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好奇怪下載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