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力君：師者與他者——魯迅筆下日本形象之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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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力君，文學博士，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影視文化研究，專著《代言與立言：新時期文學啟蒙話語的嬗變》，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魯迅影像」的歷史建構和現代價值研究。

魯迅啟蒙思想的形成與西方現代性內涵中的視覺意識有著深層的聯繫。受近現代「睜眼看世界」的啟蒙思維影響，他選擇海外留學，在「看」的過程中接受西方現代觀念，遭遇日本仙台的幻燈片事件，無意間撞見了現代視覺文化帶來的心理震撼，開始人生的重大轉變，棄醫從文從事文化啟蒙活動。日本形象的構建映射了魯迅豐富的精神世界和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複雜性。成長於中華帝國的魯迅自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大量典籍閱讀形成的知識體系是純然東方的，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中華帝國強大形象的自我文化認同，在此知識譜系中的日本始終是作為大中國的「倭夷」形象而存在。然而，伴隨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和被迫的社會文化轉型，中國知識分子也被迫轉向認同西方價值觀念，接受西方現代的思維方式。在大量汲取西方文化資源的過程中，日本因其比鄰的地緣關係、親近的語言文化、悠久的歷史交往和迅速崛起的現代經驗成為西方文明的中轉站，也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留學最為熱門的國度之一。魯迅在日本獲得新的視覺經驗、遵循的價值訴求建構日本形象的心態是豐富而複雜的。一方面,經歷過家道興衰痛苦體驗的魯迅渴望洗脫民族恥辱，雪恥報仇的越文化傳統也使他易於親近日本的「恥感文化」,認同其「復仇心態」；另一方面，作為現代啟蒙者的魯迅因深感被迫「開眼」的視覺壓迫，雖然傾心於日本成功的經驗，但又強烈感受到崛起後的曰本對中國強大的心理壓抑，陷入了受誘惑和拒絕的矛盾。魯迅依賴視覺感官建構豐富層次的各類日本之「像」，表達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通過新的再現模式建構了自我 (中國形象)[1]和他者的關係，在虛設和事實間不斷體驗反覆參照的曲折的文化實踐過程。

日本漫畫家在1936年創作的魯迅漫畫像

―、景象

魯迅乍到日本首先關注到的是日本自然景象。景象是人類區別和獨立自然界，確立人的主體意識後對進入自身視野中的客觀自然景物的指稱。因此，這一景象既是魯迅得到的最初日本印象，也是魯迅已有的文化心理及審美方式的自然延續。景象作為具有視覺意義的圖像承接於傳統繪畫藝術，風景畫通過畫框和畫面結構形成了深層的價值意義體系。中國山水畫是通過特定的繪畫語言傳達中華文化內涵和審美方式的具體表現，它體現了中國文化既重視視覺感官也不忽略心理內化的特有藝術表達。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魯迅，沿襲了傳統藝術審美心理，沿用傳統認知世界的方式來感受和認知曰本，日本景物成為自己外化情思寄寓感情所在。1902年4月至1909年 7月，青年魯迅東渡日本遊學,共計七年有餘，這一經歷正是魯迅這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人生選擇，也契合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的啟蒙思想獲取路徑。二十多歲的魯迅，正值感受力極其豐富的青春歲月，身在異國他鄉，經常睹物思情，日本風物成為他建構日本形象的基礎。

但是，日本畢竟不是中國,魯迅懷著「拜師」的心態來到日本，赴日之前，就認定「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2],以陌生人身份介入日本生活，對之缺乏情感親近和文化認同。再加上此時日本已經迅速完成由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成為東方的強國，它努力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與依舊負荷著傳統枷鎖的中國文化的親緣性在減少,差異則不斷增多。有著濃郁的鄉土情結的魯迅遠離熱土，既需要克服對原有生活習慣和文化理念的依戀，又需要克服適應新環境和認同新價值的猶疑，既暫時擺脫束縛又找不到確切目標和方向，充滿了惆悵與飄零之感。面對異域地理環境和自然景象,間離的姿態令他格格難入現實生活，拒絕對日本風物的欣賞,他備感遠離家鄉親人的愁苦，在《戛劍生雜記》中提到，「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身居日本，心繫故國，雖然「離中國主人翁頗遙，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卻備感孤獨和寂寞，「所聊慰情者，厪我舊友之筆音耳」[3]。他在信件中以客居他鄉的旅人口吻向好友介紹自己在目本的起居生活，言辭間不斷地顯現不見容不介意的客觀和冷然:「此地頗冷，晌午尚溫。其風景尚佳，而下宿則大劣。…… 現擬即遷土，此亦非樂鄉，不過距校較近，少免奔波而已」，「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遙思吾鄉，想亦作秋氣』[4]，敏思善感的魯迅漂泊異鄉，在他的心目中，日本始終只是暫時寄居地，他欣賞眼前景象，卻寄情於遙遠的故鄉，造成情景空間的錯位，日本自然景象中只能增添他的思鄉之情別離之苦了。

這樣一種他者心態，使日本景象在魯迅構建的藝術世界中一直處於匱乏空缺狀態，魯迅的作品少見日本景象，對於他七年的日本生活,作品中也較少表現，而描寫日本自然風光作品只在他《藤野先生》的撰述中，開頭寥寥數語:「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帽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可愛極了。」這是魯迅作品中最集中描述日本景物的文字,它非常準確地傳達了魯迅在日本的心態。他感受到富於日本特色也孕育了日本民族性格的櫻花節美景，通過簡練而概括的文字傳神地表現了賞花盛況，而自己卻成為無法融入的旁觀者，冷眼瞧著繽紛落英中的來來往往的人群，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旁觀者神態自我設障，在熱鬧沉醉的場面中他不能感同身受，卻在其中發現了與之不協調的雜音:「清國留學生」作為櫻花節的踏春者，以特殊的標誌——大辮子顯現自己身份角色，卻在行為上淡忘職責和使命，盡情沉迷於櫻花節的熱鬧，儼然把曰本當中國，顯得滑稽怪誕，醜態畢現。魯迅之所以將「清國留學生」同胞形塑成活躍在櫻花節上不合時宜的小丑形象，因為這些人不符合他對日本形象的設定。在他心目中，日本應該是奮發向上、努力學習和不斷崛起的他國形象，而非「清國留學生」毫不設防地迷戀和沉迷的心嚮往處，他們不應該耽溺於櫻花節的爛漫春色。作為一名中國人，魯迅自覺表現出對日本的櫻花節盛況的拒絕，固守於中國人身份意識。作為「清國留學生」之一的魯迅,帶著診治國家民族痼疾的目的來到日本，被包圍時代危機感、恥辱感，輕鬆的心情、逍遙的姿態全都成為奢侈，急切、焦慮構成他的主導精神狀態，怎麼還會有心情來遊山玩水，體驗他國美景呢？

日本留學時期，魯迅在理智上視日本為師者，強烈的民族尊嚴卻使他無法排遣深重的羞辱感，對自己的祖國反而表現出強烈的文化歸屬和角色認同。日本景物在魯迅筆下，擁有了強烈的歷史承擔和文化批判意識，替代為「他者」和「他鄉」的具體表現。作為一名日本的「清國留學生」,他始終難以捨棄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日本的寂寞和隔閡總是橫亘於心。然而，魯迅能夠深刻理解曰本文化，能夠深切地感受到日本人鍾情風月、易感自然景物的變化、感慨人生的無常和悲涼的命運意識和悲劇心理。他在日本「棄醫從文」的舉動也表明了他認同日本的「恥感文化」和與因「恥感」而產生的對抗甚至「復仇慾念」,表明了魯迅對日本的情感和理智無法統一的深層次矛盾。

魯迅在日本東京身穿和服的照片

二、印象

與自然空間景象相比較，印象則是更進一層視覺社會化的體現，是對某一人群的行為習慣、性格特徵和文化心理的歸納概括後的「像」的集結。魯迅接觸日本人後各種視像形成魯迅對日本人的總體印象。這些印象表現了魯迅對日本社會認識的拓展和深入，已跨越初級的表層的日本形象開始構建更深層次的日本形象。

魯迅對日本人的印象形成是逐步積累深化的過程。在日本，魯迅堅守自己的身份歸屬,他在對日本人群像認知基礎上體現了鮮明的民族立場, 他有保留地親近日本人，有選擇地接受日本人。魯迅在日本生活了很長時間，但他筆下的日本人卻依舊陌生又疏遠。在他的文學世界中，故鄉紹興一直是他魂牽夢縈的精神歸宿，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痛苦也始終佔據他思考的核心。他的作品較少提到在日本的生活起居,也少見他在日本交往的日本人。他在仙台給朋友的信中，表明自己並不看重日本青年：「近數日間，深入彼學生社會間，略一相度，敢決言其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潑，則彼輩為長。以樂觀的思之，黃帝之靈當不餒歟。」[5]日本青年在魯迅青春記憶中是沉重而充滿恥辱的，他在仙台學醫時受到的歧視讓他深切感受到具有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的日本所謂愛國青年強烈排他情緒，這給魯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而日後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的對中國新文學肇端有著「神喻」般作用的幻燈片事件，更是徹底地劃斷了魯迅與日本同學間的民族文化界限，印證了魯迅被拒絕和被歧視的「他者身份」。

然而，回到中國後，魯迅反而更親近日本人，他要好的日本朋友大多是歸國後開始交往的。20世紀30年代魯迅從北京南下，曾在廈門、廣州等地逗留，最後選擇了上海為其長期的寓所,不少人對他為何選擇嘈雜紛擾的大都市頗感費解，而忽視了魯迅生活的虹口區為日本僑民聚居地的事實，這一區域空間有他熟悉的日本語言及日本朋友帶來的情感認同。其時中國文壇紛爭不斷，處在文化矛盾中心的魯迅備受困擾，身心俱疲，心力交癢，那時的魯迅時常出入內山書店，並與內山完造交往甚密。據魯迅的日本朋友回憶，「要是想要會見魯迅,4點左右到內山書店就可以碰到。由於內山夫人是京都宇治人，經常以從宇治寄來的玉露茶，請魯迅喝」[6]。魯迅通過自己的文筆深刻地表達了對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精神痛苦的極大關注，卻願意讓自己在日本朋友的書店享受生活情趣，得到精神放鬆。在生活的最後十年中，在心靈承受最大強度的壓力的情況下，他在上海通過內山書店結交了不少日本友人。1935年魯迅為鐮田誠一所寫的墓記情感真摯，令人感喟。為一位初顯才幹、品質優良的青年英年早逝的惋惜和悲悼，流露出魯迅細膩、敏感又真誠的珍惜生命的真摯情感。這篇墓記體現了魯迅對日本文化的深層體悟。這份發自內心超越國家民族疆界的情感符合魯迅對愛的高境界的理解和定位。他感慨和心痛生命易逝人生無常，但又讚賞死者抓住瞬間體現生命價值的精神氣質。30年代寄居上海的魯迅遍觀中國人性的「丑」和「惡」，日本人反而成為可以成為改造國民性的現成榜樣，他不吝以溢美之詞來緬懷一位年僅二十八就不幸離世的日本青年,這樣就理解魯迅與內山完造間的友誼了。

雖然魯迅一直與不帶民族偏見的日本友人保持著良好關係，但是他堅守自己的民族立場，充分表達了民族氣節和尊嚴。魯迅得知中日關係緊張後，即便他重病在身，依然對日本持有足夠的警醒。據他兒子海嬰的回憶，「父親去世前，曾提出要趕緊搬離虹口，並囑咐幼弟周建人到租界去租賃新房，只要他相看中意，不必讓父親復看，定租便可」[7]，這種戒心和警惕也源自他對日本的「異心」，對日本的有意識確立的「他者」心態。面對日本政府企圖歸化中國而虎視眈眈中國領土，魯迅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態度，認為中國決不能交給日本管:「那可不行。這在日本看來即使很有利，但對中國卻是絕無好處的。我們的事，要由我們自己來做! 」[8]這番話表明魯迅面對日本具有強烈的民族自我意識，鮮明的角色意識和身份歸屬，對日本的擴張意圖保持著堅決拒絕的清醒頭腦。

魯迅對中國和日本，對待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複雜矛盾心理與近現代中國國情、時代環境及文化觀念有著內在關聯。作為「五四」新文化的鬥士，魯迅曾經強烈地抨擊中國傳統教育制度，而充滿感情地塑造了他的老師藤野先生。他從內心深處一直沿襲著出國留學的初衷，本著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學習日本的文化優長和民族性格以拯救國民,也正是這份學習姿態，使他以師者規範來尋找他所接觸到的日本人，藤野先生成為符合這一身份又滿足魯迅心理期待的最好人選，是他留學日本留下的唯一人物印象記，也成為魯迅筆下最為成功也最具溫情的日本人形象。作為日本醫學教授，藤野先生在與魯迅交往過程中體現了現代社會中理想的師生之誼，完全符合現代意識的師者道德規範,吻合魯迅對理想的日本人的期待。

首先，藤野先生的科學理性精神鑄造了他的人格特徵，在為人處世上處處都體現出「真的人」具備的基本素質，契合魯迅所追求的現代人性標準。「藤野先生樸素的人格與日本學生造成的喪失良知的事件之間，浮現出了魯迅所確信的超越國籍的『真的人』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反面，就是等級觀念和圍著被槍斃的『犯人』喝彩的群眾的關系。」[9]這段話說明魯迅一以貫之的理想人性表達在藤野先生身上得到了體現，作為接受自由民主觀念的現代知識分子，魯迅崇尚「個性張揚」的理想的人性狀態，強調提升個體的存在價值，尤其反對文化、歷史、社會和民族等群體意識。藤野先生與當時仙台醫專的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日本青年人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魯迅面前顯現了真正現代知識分子的普遍人性意識。

其次，藤野先生也確立了現代師者的道德規範。當魯迅作為一名異族留學生出現在他面前時，藤野先生全然不顧他是來自弱國他族的子民，充分尊重魯迅的人格，以平等友善的態度與魯迅進行真誠交流，悉心教導,在學業上使他確立自信。藤野先生對魯迅的愛護，充分體現為一位以「學術」為職責的現代「師者」高尚情操，他是魯迅對日本人形象期盼的範本。藤野先生作為魯迅人生道路的啟蒙者和引路人，他對魯迅的影響是深遠的,對中國來說也是意味深長的。由此,他的相片長久成為寂寞魯迅的可資溫暖的精神伴侶，成為魯迅七年留日生活中最為鮮明的記憶，成為他在所有接觸過的日本人最可欽佩的人。

在魯迅的生活經歷和文化實踐中，他面對日本民族的「師者」心態和「他者」意識是如此的鮮明地對立。他願意接近顯露充分人性色彩的日本人，與許多日本個體建立了較為親密的情感交往，不斷感受到日本人的可貴和可親，他們都給魯迅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印象，不斷表達視其為「師友」的傾向。然而，魯迅一以貫之當年弱國子民的求學日本的啟蒙心態,在面對帶有強烈符號色彩的日本民族時依然保持足夠的距離，自覺和被迫中不斷表現出強烈的「他者」意識。日本文化、魯迅人格和中國近現代啟蒙意識都是如此充滿尖銳矛盾又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三、映象

映象是客體投射在反映主體心理後再通過反省而成總的形象,是主體經由視覺感官、基於自身的認知基礎知識框架對客體作出的總體把握，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點，較少保留形象性而較為接近符號特質的像型。魯迅通過視覺機制總體和全方位把握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並對照中國民族性格的表達,也是他在建立起日本形象的本質意義後得到的更深層面的認知。魯迅長期留日，接觸大量日本人,積累了許多日本民族性的感性認知，他又從旁觀角度理性把握和洞透日本人民族性格。歸國後，魯迅在目睹了中國社會的大量文化現象之後，通過與中國民族性格的比照，反觀日本的社會現實和文化現象，開始形成對日本整體形象的把握，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刻畫日本民族性格。在魯迅看來，日本人較之中國人更顯自然本真，更顯其真性情:「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裡的有些人，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的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10]孩子身上體現了中日兩國文化和教育的不同結果。而魯迅在比照中國人與日本人的臉時發現，中國人「漸漸成了馴順」[11]，日本人則保持著人性中必須的「野性」。由此，與日本人相反，中國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正在於過分的順從和軟弱，在於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奴性心理，寧肯在「瞞」和「騙」中生存，因此,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中國人應該向日本人靠近,「像日本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裡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12]。日本人的認真性格也決定了他們在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成功和崛起，魯迅看到現代醫學和現代科學對日本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起到的關鍵作用，「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13]，但是，現代科學觀念和技術在傳輸到中國時，卻受到了嚴重阻隔，甚至扭曲和異化，「『科學救國』已經叫了近十年，誰都知道這是很對的。並非『跳舞救國』、『拜佛救國』之比。青年出國去學科學者有之，博士學了科學回國者有之。不料中國究竟自有其文明，與日本是兩樣的，科學不但不足以補中屆文化之不足，卻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之高深」[14]。日本人嚴格地尊重各種規定和規範，也吻合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性原則，這與中國文化的不確定形成鮮明對比：「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於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但目下投機印出的書，卻應除外，——關於外國的，那自然更不消說。我們自己有什麼？除了墨子為飛機鼻祖，中國是四千年的古國這些沒出息的夢話而外，所有的是什麼呢?」兩相比較，在現代社會中，日本民族性格的優長明顯,中國人改造國民性重構民族性格時，日本民族性格的範本作用不言自明。

魯迅也深刻地看到，日本人的認真性格與他們的「恥感文化」緊密相關，「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麼遙遠」[15],而這種求真的性格正是中國人所欠缺的,也是在長期沉重的苦難中的中國人所規避的歷史責任。在此，魯迅表達了對日本人「認真性格」的矛盾心態，一方面，他覺得中國人應該加強國民性的改造，提出中國人需要在真實的人性中反思自身，檢討自己,面對外部世界時始終持有清醒和警惕凡受辱必報復」。就此而言，魯迅欣賞他們認真堅忍的性格，將他們視為中國人可以效仿的對象;但另一方面，魯迅又將他們視為異族，對他們覬覦中國領土懷有足夠的戒備和防範，面對佔領東三省的侵略行徑，魯迅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它的後果和趨勢，「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時節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苦楚的第一步」[16]。他還在雜文《友邦驚詫論》中，公開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行為的憤概和強烈抗議。

面對日本民族性格，反思中國國民性格弊病，魯迅大力提倡「學習」，學習日本民族的「真實」和「認真」的性格來改造中國國民性的鄙陋，日本民族的「師者」形象得以確立。但是作為整體中華民族的「師者」不能寄寓道德和情感上的期待，從中日邦交角度，魯迅提出應該警惕日本人對中國野心，不能忘卻他們的「他者」身份。

魯迅與內山完造在內山完造家中的合影

四、象與形

魯迅筆下的日本形象源於魯迅眼中的日本，豐富複雜的形態和層次與魯迅所處的時代語境、身份角色及複雜矛盾的心態密切關聯，又與日本民族本身的矛盾、豐富和不確定直接相關。魯迅筆下構建的不同層次的日本像映射了魯迅啟蒙心態,反映了啟蒙心態驅動下的視覺機製作用。

首先，魯迅以「師者和他者」設定日本形象，本身隱含著以中國為出發點的希望從中尋求啟蒙資源傳遞文明薪火的精神渴求。作為歷史上曾經有過悠久交往歷史的鄰國，地緣文化相近，日本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具有天生的親近感，加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崛起並快速擺脫西方工業國的強權控制的歷史經驗,無疑更增添了強勁的吸引力，因此，由日本中轉傳輸西方思想成為捷徑。其時的日本大量又快速地介紹世界他國的文明成果，對此，魯迅深有感觸，「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17]。「五四」時期，大量的西方思想都是經由日本再傳到中國，其時不少知識分子都自覺地將日本視為「師者」，留學日本尋求民族振興的出路。留學日本歸國的知識分子從日本借鑒了大量的現代文明成果。魯迅接受的蘇俄和歐洲的文藝觀都是通過日本的轉譯獲得的。

其次，魯迅對日本這一客體的認知，經歷了景象、印象和映象三個層次。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所構成的景象相對應目力直擊的表象；日本人的印象為魯迅開始投注情感積累經驗形成的知性層次，而對日本民族性格的把握則表明魯迅對日本人的認識已經上升到理性層面，這樣逐漸明晰逐步深入的過程吻合啟蒙理念下的漸次深入的視覺規律，符合視覺感官為基礎的客觀反映論獲得真實的過程。同時也表明視覺要達成的最高層次為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理性認識，即對日本民族這一客體進行類的抽象和概括，最終通過理念的方式把握其精神實質。所以，魯迅能夠精鍊準確地概括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徵。

但是，魯迅對日本形象構建的啟蒙心態所表現出的理性精神始終受制於民族尊嚴的強大壓力。近現代被迫「看」的屈辱和不甘總會在不經意間冒出，在他構建日本形象時呈現出不可彌合的情感裂縫。中國知識分子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在接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時，總是表現出強勁的本國角色意識，日本只是他完成自身文化職責的暫時棲息地。魯迅與當時留日的學生普遍感受到弱國子民的飄零感,郁達夫筆下的「零餘人」形象就是敏感於這種「在又不屬於」狀態的典型表現，沒有身份歸屬，不同文化的碰撞都使他們具有強烈的不安定、焦慮和茫然之感。面對無法真正融入的曰本社會和日本文化，他們也只能在拒絕和被拒絕間確立自己在日本的角色定位。在日本這樣一個有著等級傳統的國家，中國知識分子不斷地感受到民族自卑感，也不斷地體味著現場角色和身份歸屬間的分裂痛苦，強烈地感受到受排擠和歧視的苦悶，內心期待和現實狀況間的落差。不少留日知識分子共同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為國家民族的落後而痛苦，魯迅、郁達夫等在日本都不斷地表達自己作為中國人的痛苦，他們身在日本反而強化了自己的中國身份,表達了對日本國的自覺隔離。日本的師者和他者形象矛盾地統一在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這種理念使他們在面對日本文化和日本政府時表現出無法彌合的裂痕，無論是作為中國留日的知識群體還是個體的內心世界，就如魯迅在面對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時表現的兩面性，以及共同留學日本的魯迅和周作人的不同人生選擇一樣充滿了矛盾、歧義，留下了不少令人費解的現象。

隨著中國接受現代文明的日漸增多、中國的自我意識的逐漸加強，也隨著日本對中國企圖日漸明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曰漸緊張，這些知識分子對日本國的情感矛盾也日漸凸顯，日本形象呈現的縫隙也日漸加大。在留日歸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僅他們個體內心充滿了痛苦和抉擇的困難，而且，他們作為群體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化，抗日戰爭中，不少留日歸國的知識分子成為抗日鬥士，而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則成為投靠日本的漢奸便是這一分化最為劇烈的體現。

「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的自我想像與自我認同，總是在與特定他者形成的鏡像關係中完成的。」魯迅筆下的日本圖景，隱含在他對現代國的想像和設定中，成為中國自身反思的「鏡子」。近現代中國社會在西方列強的武力侵略中被迫「睜眼」,逐漸放棄傳統的中華帝國意義原則中的日本形象，根據現實的需求對日本進行新的視覺聚焦，通過各種「像」的呈現,構築了中國人需要學習和效仿的日本形象。但是，傳統文化的慣有的靜默審思方式形成的「大中國」形象中的日本定位又使得他無法捨棄民族尊嚴，在構建日本形象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足夠清醒的「他者」意識，形成了豐富而複雜的「師者和他者式」的日本形象。魯迅筆下的日本形象既充分感受了日本民族矛盾、分裂和極端的性格特徵，又契合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落後和被動狀態下，目光投向西方和外族的學習姿態，但又不斷地體現出不甘於被迫轉變的痛苦表達，也說明中國近現代接受西方啟蒙思想的矛盾和不徹底，中國自身文化傳統不斷牽扯著深受傳統影響的啟蒙者的步伐。而魯迅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睜眼看世界，他對日本的態度表達了被迫割斷古老傳統納入他者的強勢文化中，弱者急於變強的無奈又不斷奮爭的不屈心理,誠如他強調的在絕望中抗爭一樣，帶著屈辱又有強烈自尊的悲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