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羅到萬隆:戰後東亞秩序的緣起

原標題：從開羅到萬隆:戰後東亞秩序的緣起

社會科學文摘 2016,01,101-102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敘述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緣起過程,揭示導致東亞地區國際政治演化的主要特徵和基本原因。本文涉及的時間從1943年的雅爾塔會議到1955年的萬隆會議,跨越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

東亞秩序重建與美蘇冷戰

縱觀這十幾年,東亞經歷了巨大的變革時代。一方面是二戰基本結束了日本靠軍事擴張和侵略戰爭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但並沒有根本結束列強對地區事務的干預和強大的影響力,它們之間的外交縱橫捭闔和對抗、衝突等,是導致東亞在戰後戰爭與衝突不斷的重要推動力,也是東亞國家之間形成尖銳對抗和東亞各國內部出現劇烈政治與社會矛盾的重要推動力。殖民主義統治、帝國主義戰爭的遺產等等,給戰後東亞秩序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個地區在戰後初期還面臨著清除戰前和戰爭期間大國關係遺留物的歷史性任務,不幸的是恰逢此時爆發了美蘇冷戰並向東亞地區大規模蔓延。

以歐洲為中心的冷戰對抗向東亞蔓延的規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獨一無二的。尤其是冷戰向東亞蔓延是以大規模戰爭的方式展開的,劇烈的軍事衝突給東亞國家間留下了長期難以彌合的裂痕。由於冷戰具有不同於以往帝國戰爭或殖民主義戰爭的特點,其中至關重要的是美國和蘇聯都認為它們所倡導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認為那些在它們之間造成相互敵對的思想適用於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個人。可以這樣說,美蘇冷戰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為雙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堅定信念,他們都認為自己代表著真正的現代性,也是人類最終和最偉大的希望。客觀地看,美蘇兩國在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都被歷史所拋棄之後,向世界展示了尚有希望獲得成功的兩種模式和選擇。它們給東亞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一方面是在有些國家給政治集團奪取國家權力的進程造成了不同的影響,以及對每個新國家的建國模式都提供了不同的選擇,造成一些國家的長期分裂和內部對立。另一方面是在東亞地區形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

這個東亞秩序的核心部分是反映了美蘇冷戰對抗的中蘇同盟與美日同盟(以及包括其他一些美國的雙邊與多邊同盟體系)的兩大體系,以及它們之間持續變動的力量對比。但是,只要從冷戰時代40餘年的全過程看,都必須面對和解讀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一方面是處於美蘇對抗中心地帶的歐洲兩大軍事集團之間沒有發生戰爭,美蘇之間也沒有發生戰爭;另一方面,東亞在地緣政治層面從來不是美蘇競爭的中心地區,但在二戰結束後,這裡持續不斷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熱戰,包括中國持續了4年的國共大規模內戰、持續3年的朝鮮戰爭、持續8年多的法越戰爭、荷蘭印度尼西亞戰爭以及持續10年的美越戰爭。可以說東亞地區的戰爭規模在其他地區是罕見的,兩個超級大國幾乎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儘管蘇聯從沒有像美國那樣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中擔當過主角。戰後東亞秩序形成受到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嚴重影響,甚至可以說,衝突與戰爭就是這個秩序的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之一。

大國安排之外:新興國家的作用

問題恰恰在於,在二戰後期,如同為歐洲規劃戰後秩序一樣,美英蘇也同時為東亞的戰後秩序做出了安排,冷戰向東亞蔓延時也在這裡形成了兩個對抗性的軍事同盟體系。但是,大國的外交協調和軍事同盟體系等兩個在歐洲能阻止大規模戰爭的重大因素,卻沒有在東亞產生同樣的效果。這就非常有必要從東亞獨特的地區性中尋找原因,尤其是要分析東亞國家與歐洲國家在這個時期不同的國際與國內政治議程。

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新成果及其對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要重視超級大國之外的「中等強國」和其他一些特殊國家(如古巴)等對世界政治進程施加的有時是巨大的影響。這些研究對重新構建戰後東亞地區秩序的圖景是非常有啟發的,它們提醒人們更加註重並有必要重新審視,東亞地區特性對東亞秩序形成到底產生了多麼重大的影響,而以往在冷戰架構中的分析很可能低估了東亞地區角色在歷史中的真實作用。

二戰結束後,東亞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戰爭期間日本統治的所謂「大東亞」秩序被摧毀了。隨之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國家,它們處於不同的發展狀態,面臨不同的挑戰和問題,包括完成徹底結束殖民主義以及之後建設現代國家的歷史性任務,這是該地區所有政治集團做出重大決策的決定性動力。二戰期間,美國與蘇聯曾經為戰後東亞秩序做出過妥協,從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到波茨坦會議,它們達成了一系列有關的協議。戰後初期,美英蘇等曾經試圖協調它們在東亞的政策,不久即爆發的冷戰導致列強從戰時的盟友變為對手,這嚴重地加劇了東亞國家內部本已經很尖銳激烈的政治鬥爭。不過,大國在戰時的縱橫捭闔和戰後不久的冷戰爆發等,只使東亞新興國家應對的歷史性挑戰變得更為複雜而已。可以說,美蘇從同盟到冷戰對手的演變過程與東亞國家為完成其建國的歷史使命而展開的內部與外部鬥爭等兩個不同的歷史過程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東亞國際政治的特殊進程。顯然,僅僅理解美蘇之間的對抗及其在東亞的表現,不足以解釋戰後東亞冷戰的進程及其建構的地區國際秩序。

本文基於新冷戰史成果和歷史檔案的分析證明了,二戰後東亞秩序中主要的推動力之一和最重要的變革力量,是二戰後出現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國家。它們處於不同的發展狀態,面臨不同的挑戰和問題,在推翻外來殖民統治之後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完成「建國」的任務。在東亞,一些政治集團被淘汰,一些政權被推翻,從根本上說是未能合理地完成「建國」。另一方面,冷戰之所以在東亞蔓延迅速且規模巨大,同東亞這種特殊的歷史進程有直接關係,毋寧說這是東亞國家選擇的結果。他們是東亞秩序的直接締造者,也因此決定性地約束著列強在東亞的作為。

倡導「亞洲認同」的萬隆會議與東亞秩序的形成

到1950年代中期,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潮流,由亞洲新興國家(主要是東南亞國家)發起和主導的中立運動迅速興起。這個運動就是醞釀於東亞反殖民主義浪潮之中,它反映了一大批新興國家尋求獨立的認同和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及希望在世界政治中發揮更大的影響。當時的重要發起國家如印尼、緬甸、錫蘭,也包括南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標榜在兩大陣營的鬥爭中保持中立。它們同兩大陣營保持著不同程度的聯繫,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但都自認有著與兩個超級大國和歐洲殖民主義者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訴求,實際上這些國家也處在非常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都面臨著「建國」的共同任務。不僅如此,那些國家的領導人例如緬甸總理吳努、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也包括表現尤為突出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等,他們的關注都超出了自己的國家,包含著改變東亞命運的偉大抱負。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東亞的中立運動對中國對外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並最終通過萬隆會議將中國這個屬於蘇聯陣營的國家融合到蓬勃興起的新興力量運動之中。當然,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對東亞秩序發揮影響,同中國展開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過去那種脫離地區潮流、僅僅將中國對外政策演變作為敘事中心的研究肯定是狹隘的。東亞興起的中立運動及其與中國的關係,構成了理解東亞秩序尤其是安全形勢的另一條重要的線索。

1955年4月18~24日,萬隆會議隆重召開。這是一次沒有任何一個歐美國家參加的地區多邊會議,議題則涵蓋了亞非兩個大洲的各項重大事務。如果綜觀近代以來的東亞歷史,僅此一點就意義重大。萬隆會議之於東亞戰後秩序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會議提倡並初步建構了亞洲「認同」。正如尼赫魯所言,「幾百年來,亞洲問題主要是在亞洲之外決定。這種傾向現在還存在。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以後要忽視亞洲國家對它們自己或它們鄰國的想法,將是不可能的」。其次是會議通過的決議確認,亞洲新興國家將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下,以獨特和中立的姿態處理國際安全、裁軍和反殖民主義等戰略問題。客觀地看,亞非運動中的東亞國家沒有一個認認真真地設想過,要成為冷戰體系中的第三方,尤其是東亞大國中國本身就因為與蘇聯結盟而是冷戰中的一方。這些國家本身既沒有實力,也沒有意願去構建一個冷戰的第三方。但會議的影響是重大和深遠的,包括對每個參與國的國家認同的長期影響、對界定和處理戰略問題的原則達成的共識、以及這些國家間建立起來的各種多邊雙邊的聯繫等等。會議的這些成果都深刻和有力地衝擊了冷戰體系及其在這個地區設置的國際議程和解決方式。因此,應該說以萬隆會議為標誌,戰後東亞秩序基本形成。

萬隆會議後,東亞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儘管小規模的衝突和一些國家的內戰、動亂還在繼續。不過,後來的發展表明,這個階段形成的秩序尚不足以帶來根本的穩定和消弭戰爭,其原因很大部分是在新興國家本身的發展及其對外戰略選擇的不確定性,一些國家內部問題未獲得根本的解決,以及某些地區事務被「冷戰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到1955年萬隆會議為止形成的東亞秩序仍屬於轉型期。顯然,僅僅敘述傳統結構的遺產、冷戰和新興力量的分合這三個基本要素的作用,對於理解東亞秩序的形成和發展是十分必要卻遠遠不夠的,通過大量的個案研究找到其中的機理,是需要進一步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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