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模仿西方，中國智庫更應重視自己的傳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貝一明】

目前智庫（think tank）在全世界範圍成為政策討論的核心空間，智庫是專家、政府和民間部門代表以及市民討論社會、經濟問題的平台。位於華盛頓的布魯金斯學會以及傳統基金會一直以來以討論政策的傳統而引以自豪。華盛頓既是美國權力中心，又是智庫林立的地方，更是國際情報中心，這裡每天彙集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權力怎麼用，重大決策怎樣做出，智庫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當我們言及中國智慧的時候，有兩個來源不可忽視，一個是來自民間的智慧，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聖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貴，更可貴的是他能調動大眾共同治理國家。

許多中國學者似乎從開始就認為智庫本質上是西方的東西，因此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智庫之前，應當不遺餘力地對CSIS等華府智庫加以模仿。他們認為中國智庫需要不加分辨地從模仿西方智庫開始，隨時間推移，中國智庫日趨成熟、日漸完善，自然也就會擁有中國特色。

但這是建立新一代中國智庫的最佳方法嗎？毫無疑問，倘若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先進的智庫只存在於西方，中國智庫必須以西方智庫為榜樣，那麼就會陷入一種等級觀念：中國落後於西方，將自己看作必須效仿發達國家的人群。

中國智庫有自身的傳統，不應該認為中國智庫是全面落後的而需要完全採用西方智庫的習慣與模式。看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的亂七八糟政策，中國的行政分明是走在前面，在國家治理方面，中國已經大大超越美國。

明確中國的國家本質後，我們即可將西方智庫的方方面面去粗取精。倘若對中國的智庫傳統不甚了解，我們就很難判斷西方智庫各個方面孰優孰劣、是利是弊——儘管我們對「西方智庫」這一提法時有耳聞。如果我們不清楚中國的需要、中國的傳統，就很難評價西方智庫哪些是重要的，那些只是表面上很有名氣。

中國智庫的傳統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沒有建立智庫的傳統。假如只是狹隘地根據美國模式來定義「智庫」，這種想法並沒有錯。然而，要是把智庫看作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政府，同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政府、私營企業和其他部門合作，參與政策制訂與實施方面討論的組織，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智庫的傳統十分悠久。

至少唐朝的集賢殿書院就是可供參考的範例：這樣的組織，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員與學者都能參加，同時翰林學士還參與決策。其實始於唐、盛於宋、明、清的書院傳統也極具研究價值。我們不能將白鹿書院、徂徠書院等為當時的決策者與知識分子提供空間，探討國政、倫理、自我與下代學者培養問題的綜合性機構歸為封建迷信。

當時的書院，是有別於東亞古代教育制度的另一種形式，是唐宋至明清出現的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中國著名的四大書院是：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鄭州的嵩陽書院。明代無錫有「東林書院」，曾培養了楊漣、左光斗這樣一批不畏閹黨權勢、正直剛硬廉潔的進步人士。

這些都是可為我們指引方向而美國智庫所缺失的要素。當今的美國智庫愈發與企業類似，根本不關心道德與思想方面的內容。

通過仔細研究唐朝以來的中國智庫傳統，我們可以梳理出涵蓋整個世界的新思路，從前人實踐中獲得啟迪、讓知識分子能夠參與政策制訂與教育方面的大小事務。這將使全球的決策者獲益良多。

這一工程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媲美。十六世紀，歐洲的知識分子對古羅馬與古希臘包括民主觀念在內的各種思想進行調查研究，並對其傳統精髓加以詮釋，為現代所用。如今不應該把宋朝與明清的思想當做源於封建時代的神秘言說，而應當從中獲得啟示，探求其種種思想體系未來得以發展的可能，使非洲與南美人民也能為之青睞。

美國智庫系統的缺點

我們還需要考量美國智庫系統的缺點。必須認識到，美國智庫對金錢與企業資助的依賴頗深，且決定某智庫價值的並非其準確程度與社會意義，而是預算的多寡，這已經對其進行綜合性客觀調查的能力造成巨大損害。應出資方要求，許多課題已經成為禁區。保守的美國智庫對我們當今最嚴重的危機——氣候變化置若罔聞，卻對導彈防禦議題頗為關注，因為軍火製造商是它們的金主。這種做法足以讓我們相信，傳統基金會與CSIS根本不是什麼智庫，而是在扮演著公關公司的角色。

建立自己的智庫評測與資助系統對中國至關重要。該系統應當更加客觀，不是簡單地以吸引資金的能力作為排名標準。但此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不該針對中國單獨打造，而應當開放化、國際化，使之具有廣泛的吸引力。

我們要用新成果來取代賓夕法尼亞大學的（Go-to Think Tank）智庫排名系統。其排名結果堪稱權威，且可決定一個智庫的存亡。但面對這種壓力時，美國智庫的反應並不是鼓勵研究員走近群眾、通過科學分析來建立更好的世界。它們的管理人要麼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飛，為獲得捐資而對富豪們阿諛奉承，要麼為在SSCI期刊上發表文章而絞盡腦汁，而他們的論述其實對社會基本構不成影響。那麼這種更客觀、更有用的智庫排名系統是什麼樣子？當然，不排名最好。然而從人性的角度考慮，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我們最好不要有這種幼稚的想法。

中國可以開發出一種不著眼於吸金能力與運營規模的智庫評測系統。這樣的系統更具廣泛吸引力，而且基於其評測結果，中國與外國的智庫都能獲得其理應獲得的關注。「先進研究都是說英語的人做出來的」——也許應該首先摒棄這種思維模式。

智庫評測應當考慮以下幾個要素

一、從評測對象的理智、誠實程度與研究的完整性出發。它們所選擇的研究課題是否與普通大眾息息相關，是否能滿足時代的需要？研究目的是反映事實，還是為維護某群體的利益而宣揚某種觀點？其研究是遵循科學方法還是僅憑印象開展，甚至有誤導作用？

二、調查是否涉及利益衝突？軍火製造商資助下開展的安全與軍事研究，以及石油公司出資開展的能源與氣候研究均屬此類。

三、智庫是否關懷當地人群以及世界人民？其所重視的需求，是來自百姓還是企業CEO們？

四、決定研究重點的過程是否透明，是否會考慮普通大眾的建議？關於某項政策，研究員是盡心調研，還是只聽從上面安排？

最後一點，智庫是否致力於長期規劃，是否考慮今天的決策對子孫後代的影響？

我們或許還會考慮智庫是否會在開展國際行動時使用多種語言，是否會促進全世界調查員們的通力合作。

這樣的智庫評測系統將比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社會公民項目（Civil Society Program）確立的排名指數實用得多。他們的做法只對各個智庫增加預算、擴大規模、接近權貴有好處，忽略了利益衝突與研究完整性等問題。

發揮中國智庫在全球治理中獨特的作用

中國智庫還能為真正的、可以引領我們前進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見解，原因很簡單。

目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觀點，可追溯至康德與黑格爾建立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基礎上的概念。該觀點先後成為海牙和平會議、國際聯盟與美國的邏輯。然而希臘傳統雖然充滿智慧，但只關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與全球治理並無關係。西方對民族國家的痴迷便可溯源至這種早期的思想定位。

中國早於歐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價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維護那些共享價值。繼聯合國的誕生後，在我們探尋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時，「天下」或「春秋」這樣的政治話語不是比西方傳統更實用、至少更值得考慮嗎？

我並不想否認晚期帝制中國曾存在推行單邊主義等問題。我要說的是，在進行早期國際社會建設理論探討與實踐方面，中國擁有漫長而複雜的歷史。

然而我看見中國媒體常常展示類似於晚清宮殿的建築，它們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們的住所，而非宋明時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們是否會在中國傳統的終極價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儘管中國的傳統建築與陳設十分精美，但將中國傳統的物質方面當作其中心內容實在是一種大大的、可悲的誤讀。也許中國人正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某種物質文化來解讀。在人們眼中，傳統文化與廣告牌上的名表、名包與豪宅大致等同。

然而，儘管在帝制末期經歷過短暫的墮落與沉溺，傳統中國絕非如此膚淺。在中國偉大的儒道釋傳統中，人類體驗最寶貴的方面超越視覺、無法觸摸。中華傳統重視對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這種美德首先存在於人們的思想情感與行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於物件之中。這種價值甚至無法在書中找到——儘管收集書籍十分有趣。終極價值蘊含在無影無形之中。

如果要開拓中國智庫的新傳統，我們應當從尋回終極價值——這種並非由西方輸入、流失於東方的東西開始。

把北京打造成智庫中心

中國的民間智庫從無到有，有了長足的進步。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大國，與之相適應，中國智庫需要更上層樓，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的智庫中心可以說迫在眉睫。

中國需要的不是演繹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需要想像力，尤其是來自民間的想像力。民間智慧在互聯網上已然有所體現，互聯網所呈現的廣度與彙集的大數據本身就意味著「眾人之事」，這是需要去發掘的。民間智慧不可限量，民間智庫可以發揮出的建設力量不可小覷，全民創造力不可能僅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發出來，只有在人們主動去思考、表達其主張的前提下，他們的創造力才能獲得釋放。他們的思考與聲音，可以說本身就是國情的體現。民間智庫可望將全民創造力的激發出來。因為他們的思考是從自身的狀況與需求出發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專家們的思考可以替代與覆蓋的。這裡，不妨借用一下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觀念中有一個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自由地主張並表達自己的權利，才能由此構成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專家們固然有知識與專業上的優勢，但他們可能不切實際，離題萬里，乃至背離常識與直覺。中國智慧當然指的是中國人的智慧，民間智慧的集中以及通過互聯網彙集的聲音，必將成為中國智庫重要的組成部分。

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與治國理念，那麼北京的智庫群體能否成為國家治理（governance）創新的核心呢？能否在展示中國思想、提出中國主張、發出中國聲音起到引領作用呢？若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邁出重要的幾步。

首先，需要包容年輕人。如果你去參加智庫活動，你很難發現有40歲以下的年輕人。發言人一般是60—70歲。活動中的年輕人均為服務人員，對討論不起任何作用。年輕意味著活力與創造力，忽略年輕人的需求是十分嚴重的錯誤。

此外，智庫需實現國際化，僅僅用英語開展研討會，並不表示實現國際化。研究小組中應包含外國人、包括女性、包括在國外的華人代表。需像國外智庫一樣，聘用外國人擔任高級研究員。

智庫要做到「適度超前」，預判十分關鍵。好的出發點未必能導致好的結果，而是導致多種可能的結果，因此需要對此做出準確預判。影響不同結果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因此要目中有人，要搞清楚人們的合理需求。同時，歷史的經驗也值得注意。

新一代智庫需正面探討氣候變化等核心問題，同時需要發表令人敬畏的正直言論。技術變化對社會的影響也是重要議題。雖然我們還未正確認識這點，但技術正在令社會分化，並弱化了對社會問題的集中能力。智庫的作用是要讓我們關注一般人無法發現的深刻問題。如果只是搞形式主義那一套，像舉行儀式一樣向聽眾闡述陳舊的觀點將導致智庫的失敗。

智庫還應該包括多種語言。除英語外，一般而言涉及哪個國家就應當使用哪個國家的語言，比如在亞洲問題上使用日語、韓語，在俄羅斯問題上使用俄語，在中東問題上使用阿拉伯語等等。這樣世界各國才更可能更加關注中國智庫發出的聲音，提升國家軟實力。

若北京試圖成為世界智庫的中心，革新能力是核心。模仿存在局限性，需要綜合國內外研究和討論的網路。這是為了對於氣候變化或「虛擬空間的未來」等非常綜合性的問題，能夠擔負起調整世界各國的新政策，開展國際項目的重任。

同時也需要增進小型、大型智庫間的合作。大型智庫預算較多，更易接觸到世界級專家。小型智庫靈活性好，更了解人們的需求。若北京開發出在這些智庫間分享財力和知識的戰略，將迎來創新智庫群的誕生。

智庫需要提出能夠吸引國際社會的主張，那樣的話，需要與更多國外智庫交流合作，相應擁有比較豐富的外文文獻。保守的智庫多數集中於國際金融或安全問題等與一般人需求無關的議題，未對青年崗位、環境破壞、貧富懸殊問題進行探討。

（本文作者系韓國亞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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