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樂甲辰進士平陽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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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永樂甲辰進士平陽陳奎

--為官處事剛正不阿，為國為民不計私利

文：光明人家 2018-01-31

科舉制度，始於隋代，隋煬帝大業三年(606)設進士科，以詩賦取士，此為科舉之始。科舉制科目唐代最盛，進士科之外，還有秀才、明經、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後以進士和明經二科為主，唯進士科乃沿至始終。明清兩朝，科舉制更趨完備，以《四書》、《五經》的文名為題，規定文章格式為「八股文」。直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推行學校教育制。歷時1300年科舉之制被廢除。

平陽科名盛於南宋。而明代是科舉制度相當完善的時期，有明一代276年（公元1368-1644），是繼南宋之後，老平陽在封建時代科甲成就方面又出現了人才輩出的小高潮（高於北宋時期）。據歷代的《平陽縣誌》及現有各種文獻中記載，明代平陽共有進士31人（文武科進士俱計入內（文科進士30人，武科進士1人、包括在外籍貫平陽人和寓居平陽的人，民國《平陽縣誌》考據真實籍貫為平陽25人，其他五人籍貫有爭論或有異議），舉人共有70餘人。下面介紹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平陽明代進士陳奎。

陳奎（？-1444），字秉文，平陽縣城南郭崑山（嶺門）人，幼時，父母雙亡，賴祖母範氏將其養育成人，少年時代，其聰明好學，積極上進。在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陳奎舉於鄉（浙江鄉試舉人）。同年的平陽舉人還有林約仲、陳永、吳蹉、張訓、蔡挺共六人舉於鄉。明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陳奎高中甲辰科殿試刑寬榜第二甲第32名賜進士出身，同年考取甲辰進士還有平陽同鄉金敬。

據《明太宗實錄》卷二百六十九載：「永樂二十二年春三月丁丑朔，上御奉天門試禮部選中舉入葉恩等百五十人，制策日：

『朕惟聖帝明王之治天下，其大者在祀與戎。稽之方冊，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又雲合祀天地於南郊。分祭合祭，果有其說歟?《書》稱裎於六宗，祭法乃雲七祀，而《曲禮》又稱五祀，其言之不同，何歟?古者天子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謂之柿。夫既有稀，而又有所謂袷祭，稀袷之外，復有所謂檎祠蒸嘗者，果何歟?郊社宗廟之禮，備著於經，其儀物制度，尚可得而詳辨歟?兵始於黃帝，然周設六軍，因井田而制軍賦，其法可得而聞歟？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抑有合於古否歟？漢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唐置府兵虢騎，宋置養兵，又有所謂廂兵、禁兵，其制可得而論歟?粵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之用兵，有譎有正，有逆有順，皆可指實而言之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孫子，其言日：兵者國之大事，必經之以五事。又日：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此其言果何所本歟?日五事，日九變，日五利，抑可得而悉數歟?朕自即位以來，於祀戎二者，未嘗不致其謹，然其言論之異同，制度之沿革，不可以不考。諸士子博古通今，將有資於世用，其詳陳之，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本科狀元原為孫日恭，據《弁山堂別集》卷八十一載：「二十二年甲辰，命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柒、侍講余鼎為考試官。取中葉恩等。廷試，賜邢寬、梁裎、孫日恭及第。初，上取第一孫日恭，嫌其名近暴，日：『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雲」。永樂帝因篡位起兵奪取大位，忌諱此「暴」字，而邢寬白撿了個狀元，看來，取個好名字也是受益多多，在歷代科舉史上此類事情頗多。

陳奎廷對現已無考，中進士後，陳奎先授任禮部主事，升任工部都水郎中，改調任禮部主客司，階奉政大夫。[萬曆]《溫州府志》卷一一、民國《平陽縣誌》人物誌、《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有傳。據《浙江通志》卷一六二人物誌載：「陳奎字秉文，平陽人。永樂進士，歷禮部主事，工部都水郎中。嘗疏解太僕陳油馬政之譴，蠲逋戶以萬計。正統初，議額森桀驁，勢必犯順，宜於河套等處，增城堡以防馳突至。己巳，果有土木之變。又論中貴王振之黨王山、彭得清，以救侍講劉球，廷論壯之」。

陳奎為官二十年，曾三次出使外邦。並以勤勞著稱，在明英宗皇帝（朱祁鎮）正統初年（公元1436年），外邦蒙古瓦刺也先實力強大，他在出使瓦刺時仔細了解到具體情況，奏日：也先桀驁，勢必犯順，宜於河套等處增城堡以防馳突」。便向明朝廷上奏建議在與瓦刺接壤邊界的河套、懷來等地增築城堡等軍事設施，以提防瓦刺方面的侵略和突襲，後果有「土木之變」。

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官員劉球上毓明朝廷指出瓦刺包藏禍心，觸犯了大宦官王振，被捕下獄論死，陳奎積极參与搶救並上奏彈劾王振及其同黨王山。要知道，當時王振的權勢一手遮天，朝廷正義的官員紛紛讚揚其壯舉。對於陳奎對瓦刺方面的侵略野心先見之明的奏章，可惜當時明朝廷對其當時建議置之不理，以至於後來的「土木之變」事件的發生，大明朝廷從此走向沒落。從此事中，也看出陳奎的外交思想和為國謀政之道。

明正統九年（公元1444）陳奎卒於任上。而他並沒有真正的得到大明朝廷的重用，另外，他還嘗疏解同鄉太僕陳衲馬政之譴，蠲逋戶以萬計。馬政，指明代政府對官用馬匹的牧養﹑訓練﹑使用和採購等的管理制度。馬政為國家重務，馬政即成為政府行政的重要內容，養馬即成為百姓的重要義務，此項義務從明初開始。

明代民間養馬有三種形式：種馬、表馬、寄養馬。民間養官馬，馬戶不僅要保證馬的健壯，而且完成孳息之額，否則要如數賠償。明洪武6年2月，定養馬之法就規定了養馬的數量與孳息數。政府令民共養馬匹，洪武二十八年榜示：「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馬政事項包括督養、點視、印烙、編馬戶、交兌、發表等。而且每項事務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如督養要勤，編審要公平。

《明實錄》中關於馬政的奏章可謂連篇累牘，即可見馬政之難之繁。民間養馬不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擾了政府，在行馬政之初，太僕寺官管馬，府州縣官管民，似乎各有所職。其實馬為民牧，二職難分。太僕寺官責在馬，地方官責在民。因民而困馬政，為太僕寺官不容；因馬而疲民，是地方官所不忍，雙方矛盾難以調和。當時平陽同鄉陳衲任太僕寺官，陳奎為其出來個好解決處理方案，比較好解決了其中的許多弊病，受益的馬戶數以萬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