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盛宣懷的捐納之途

邵建

盛宣懷與鄭觀應，加上王之春等三人都沒有獲得功名，盛宣懷、鄭觀應通過賑災和捐納獲得候補官銜，王之春棄學從軍獲得軍功，三人由於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場人脈以及對官場規則理解，最終都獲得了任用。而對於一般士紳來說，即便是通過科舉獲得了功名，但若既無過硬的家庭背景，又無良好的官場人脈，能夠出頭者也是百難有一，更不用說那些通過捐納獲得功名和虛銜的跨界紳商了。

清代的捐納制度實際上遵循了歷代納例粟辦法，推而廣之，成為捐納常例，始於順治、康熙年間，雍正、乾隆年間逐漸完備，嘉慶、道光年間循例進行，一直到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逐步泛濫鋪開。清代的捐納類別及用途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從大類上基本上可以分為暫行事例和現行常例，從捐納實質上可以分為捐實官、捐虛銜、捐封典、捐出身（即功名）、捐加級紀錄、捐分發、捐復、捐免等類，從捐納用途上又可以大致分為軍需、河工、賑災和營田四類。

晚清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士農工商觀念隨之轉變，此前作為末端的商人的地位開始上升，尤其是在口岸城市，一些身兼商人和知識分子且獲得巨大財富的買辦和民族資本家，日益成為社會重要群體。然而在晚清中國，個人社會地位的顯達，僅僅靠財富積累遠遠不夠，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謀得一官半職仍然是重要依據。就拿獨具洋務才幹和經世致用能力的鄭觀應來說，委身洋行明顯不是長久之計，所以他通過捐納獲得候補官銜，通過參與賑災得到地方大員好感，通過積極建言獻策引起洋務派官僚的關注與認可，最終棄太古就輪局，投入洋務派陣營。儘管鄭觀應曾有述「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須射策求封侯」，但是他對於仕途的追求，從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晚清社會一批跨界紳商內心的真實想法。

儘管捐納的名堂這麼多，不過在清代，很大一部分富賈大戶仍熱衷於捐納，甚至有時可以說趨之若鶩。對於他們來說，無論所捐官職最終是否能夠兌現，但獲得候選官員的身份還是有助於他們大幅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相比，通過捐納獲得一定功名的確是當時最為有效的途徑之一。同時，晚清時期由於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儘管商業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商人作為傳統的「士農工商」之末的情況逐漸發生改變，但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商人為末的思維定式在短時期內仍舊難以弭除，這也是一方面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商人仍然熱衷於捐納的主要原因。在當時，大凡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特別是口岸城市的買辦及富商，大多有過捐納的經歷。例如，楊坊捐候補同知，王槐山捐二品頂戴，胡雪岩捐候補道台、二品頂戴、三代封典，唐廷樞、徐潤捐候補道台，經元善、謝家福捐候補知府等等。

鄭觀應的歷次捐納及朝廷褒獎簡歷在其自述中有著詳細記載，其一生共有三次捐納實官，分別是同治八年（1869）在皖營捐從五品員外郎、同治九年（1870）在安徽捐局捐升正五品郎中（雙月選用）、光緒四年（1878）由晉賑案內捐四品道員（雙月選用）；一次捐納虛銜，光緒十九年（1893）在順直捐賑局報捐二品頂戴，至此在向朝廷捐納一途中鄭觀應算是捐到了最高一級，後來鄭觀應的「二品頂戴候選道」頭銜即由此而來。其中，在光緒八年（1882）年底，以「捐助直省工賑出力」 獲保奏，次年年初奉上諭「以道員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光緒十年（1884）年初，安徽巡撫裕祿也以鄭辦賑出力保奏，上諭「儘先選用道鄭官應著加一級記錄三次」。由此可見，鄭觀應獲得功名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通過直接捐納獲得實職候補資格，二是通過辦賑獲得朝廷褒獎，三是朝中大員保奏推薦。這樣通過歷次捐納以及朝廷大員保薦，鄭觀應獲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希望。不過，殘酷的現實是，對於捐納而來的候選道員來說，無論是單月選用，還是雙月選用，甚或是不論單月、雙月儘先選用，獲得實授道員一職難於登天，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輪到實授，終身都是「候補」。

相對而言，鄭觀應無疑具備一定的人脈，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鄧華熙、盛宣懷等大員都比較欣賞鄭觀應的能力和為人，特別是彭玉麟、盛宣懷、王之春與鄭觀應之間良好的私交，成為他能夠多年在重要洋務派企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以及兩次獲得實質性官職的主要原因。

1898年7月，「百日維新」中遭罷黜的帝師兼帝黨首要成員翁同龢由京返蘇路過上海，鄭觀應與之見面，翁告訴鄭說 「《盛世危言》一書經與孫尚書先後點定進呈，並鄧中丞所上計共三部。今上不是披覽，隨後必當有內召之旨（《鄭觀應集》（下），第361頁）」。而就在前不久的4月份，時任江蘇巡撫的鄧華熙又一次向光緒帝推薦鄭觀應，並請訓示「應如何錄用」。由此可見，鄭觀應的才能及《盛世危言》再三為急於變法的光緒帝所獲悉，已引起光緒帝的重視而有起用之心。但是，當時局勢險惡，鄭觀應深知光緒帝及康、梁所推行的維新變法前途難料，所以對此並不抱有太大希望，甚至在與鄧華熙的信中也實話實說「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擬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同上）。也就是說，即使光緒帝正式下旨起用鄭觀應，鄭也打定主意力辭。在這點上，不得不說，鄭觀應對於局勢的分析和體會是全面而正確的。

鄭觀應17歲未中秀才棄學，遠赴上海學商。在上海期間，鄭觀應以其勤奮好學、良好的天賦和機遇垂青，一躍而成商界名流，為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鄧華熙、王之春等朝廷大員和地方督撫所熟悉和信任，為他日後成為洋務派企業得力幹將和獲得從政的機會打下了基礎。同時，隨著財富累積和個人地位提升，鄭觀應也與當時為數眾多的紳商一樣用捐納獲得功名。然而仔細回顧鄭觀應的從政經歷、官場表現以及與官僚系統的關係來看，他可以說是一個與諸多朝中大員有密切關係但並不真正熟諳官場遊戲規則的紳商，甚至可以說是多年來游移官場內外但卻始終未能真正融入官場。

鄭觀應真正與官場發生較為直接的關係是在他在1870年代末辦理賑災工作時。1877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針對爆發在晉、豫、直隸、陝等省的災荒，早已擔任太古輪船公司總買辦，經濟實力大增，躋身上海知名紳商序列的鄭觀應在上海與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聯手創辦籌賑公所，籌措了大筆救災款項，深得李鴻章的賞識和信任。之後李鴻章力邀鄭觀應赴天津襄辦堤工賑務，是為李意欲起用鄭觀應的標誌性事件。此後，李鴻章又相繼札委鄭觀應擔任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會辦、總辦等要職。不過，在織布局案發以後，鄭觀應此前以種種努力換來的李鴻章對於他能力和人品的信任與賞識，幾乎喪失殆盡。李鴻章曾致函盛宣懷嚴斥鄭觀應，說「鄭革道為織局創始之人，不思竭力經營，竟敢侵挪巨款，自便私圖，致敗垂成之局，實屬喪盡天良，厥咎甚重。豈得聽其置身事外，不追既往」。可見，當時李鴻章對於鄭觀應的看法已經非常負面了。甚至在1892年，盛宣懷急需鄭觀應重返招商局，為此上書李鴻章極力請求給予札委。盛宣懷知道此時李鴻章對鄭觀應有非常惡劣的看法，所以在稟帖中一再強調人才難得、鄭觀應有改進，而且是先給予一年試用期。為此，李鴻章再一次札委鄭觀應為輪船招商局幫辦一職，在札委中李並未對鄭有過隻字褒揚，甚至還多加警告「鄭道進局後，務當振刷精神，將局事殫心竭力、認真幫同經理，切勿徇私玩誤，有負委任」（1892年12月《稟謝直隸總督王夔帥札委會辦招商局事》，《盛檔》）。從這幾句話中，李鴻章對於鄭觀應的不信任清晰直白，特別是「切勿徇私玩誤」，明指鄭不要重蹈總辦機器織布局時因經濟問題而導致布局虧耗籌辦延誤的覆轍。

1884年初，隨著中法戰爭爆發，鄭觀應的仕途迎來了重大轉機，時任粵防大臣的彭玉麟向朝廷力薦鄭觀應遠赴南洋，聯絡各國策劃「合縱抗暴（法國）」事宜。同時又因王之春推薦和鄭觀應自薦，終被彭玉麟奏調赴粵差委。此時的鄭觀應身兼輪船招商局總辦和機器織布局總辦兩個洋務企業要職，不過已經初見端倪的債務危機即將接踵而至，鄭觀應藉此機會竟然完全不顧李鴻章要求他留滬清理織布局賬務的命令，決然辭去輪船招商局和機器織布局的職務離滬赴粵，到彭玉麟軍中工作。到廣州後不久，鄭觀應又奉粵督張樹聲的委派赴香港交涉被扣留的軍火，以他熟悉洋務的交涉能力，很快便順利完成任務。返粵後於3月22日由彭玉麟札委，鄭觀應接替了王之春總辦湘軍營務處，正式開始了第一次做官的歷程。

鄭觀應接任總辦湘軍營務處職位之後，並沒有在營務處長時間滯留，而是在6月中旬接受了彭玉麟的委派，前往南洋了解敵情以及開展 「合縱抗暴」活動。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實際上所謂的「合縱抗暴」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儘管如此鄭觀應還是去了，而且還極

為用心地將南洋經歷寫成《南遊日記》。此次鄭觀應遠赴南洋開展工作歷時兩個月，期間，張之洞、彭玉麟以及廣東巡撫倪文蔚還札委鄭觀應再次赴港，開展租船、購買軍械，辦理支援台灣事宜。由南洋返回廣州以後，鄭觀應又馬不停蹄地張羅援助台灣抗法的工作，到年末彭玉麟又委派他到海南島考察軍務。而自海南返回廣州後，又即刻奉張之洞命令，準備赴汕頭、廈門、福州等處考察軍務形勢，以便更好地援助台灣。鄭觀應所從事的都是極有難度的協調、考察等工作，事多且雜亂，但他憑藉此前在商場歷練出來的協調能力，高效而有序地開展了這項工作，並在工作過程中不斷地思考各種難題，寫了很多關於邊防、抗法、洋務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呈交李鴻章、彭玉麟、張之洞、張樹聲、盛宣懷、王之春等官員。

就在鄭觀應全情投入地為抗法戰爭忙碌工作之際，在他由廣州來到香港，準備出發遠赴汕頭、廈門、福州等地考察軍務協調援台事務時，其行蹤為太古洋行得知，太古洋行便以鄭觀應需賠償當年保薦的接任總買辦楊桂軒挪用洋行公款而虧欠4萬元的理由向香港當局提出控告，香港當局接受了太古洋行的控告將鄭觀應拘留在港。鄭觀應被拘，直接導致他總辦湘軍營務處的第一次為官生涯戛然而止。此事的發生，對於鄭觀應來說損失極為慘重，特別是對他剛剛走上的仕途，可以說是毀滅性打擊。

鄭觀應被拘在港，其所任總辦湘軍營務處並沒有為他保留，當然無法為其保留職務的真正原因，除了被拘之外，恰恰是鄭觀應自己所欠織布局及泰吉錢莊的債務所致。當時南北洋大臣劉坤一和李鴻章及江蘇巡撫衛榮光曾經多次催促彭玉麟，嚴催鄭觀應回滬清理債務，但彼時正值中法之戰軍情緊急、軍務繁忙，彭玉麟急需用人之際，所以彭並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公事公辦，而是仍然命鄭辦理援台轉運事宜。可是，到了當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時，中法之戰的和局大事已定，此前萬分緊急的援台軍務業已撤銷，所以彭玉麟也就直接上奏請飭鄭觀應立刻回滬了。

可見，在中法戰爭和局大定的情況下，已經沒有鄭觀應發揮作用的餘地了，彭玉麟也不可能視南北洋大臣以及江蘇巡撫的屢次敦促而不見，更不可能為了鄭觀應而得罪他們，所以趁此機會飭令鄭觀應回滬料理此前未完事務，也在情理之中。當然，這也並不能說明彭玉麟不夠關照鄭觀應，實際上當鄭觀應深陷太古債務被拘在港之時，彭曾經代為籌款，鄭觀應有詩為證：

深感同人集巨資，為憐公冶困藩籬。竟辭高誼驚流俗，敢累群賢徇己私。一介自嚴存古道，二難愧附儆澆漓。（彭宮保籌資代余賠太古楊桂軒之累，余辭不受，人以二難見稱）冰心自矢盟天日，楊震清廉是我師。（《鄭觀應集》（下），第1302頁）

不僅如此，鄭觀應被拘在港的損失遠遠不止湘軍總辦營務處，他可能還失去了一次得到更高實職官位的寶貴機會，即鄭觀應在《致廣肇公所董事書》所說的，左宗棠打算提拔他擔任廈門道。如果左宗棠確有此安排，那麼對於鄭觀應來說無疑痛失了一次很好的陞官機會。

鄭觀應的仕途之路頗費周折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就連作為李鴻章心腹和洋務事業左右手的盛宣懷，同樣也是相當波折，可以說照樣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長時間才最終獲得實職。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懷比鄭觀應好不了多少，並非進士也非舉人出身，僅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懷父親盛康的地位就比較高了，怎麼也算清朝的中級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備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場具有很大的活動能量，而且與李鴻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場人脈方面盛宣懷無疑比鄭觀應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懷到了27歲（即1870年）時，由父親的老友楊宗濂舉薦成為李鴻章的幕僚，由於盛宣懷為人確有才幹，外加父親盛康的關係又被李鴻章視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從事軍需後勤，並開始涉足洋務。次年，盛宣懷奉父命開展直隸賑災工作，此後獲以道員補用並被賞加三品銜及花翎二品頂戴，時年28歲，真正開始踏上仕途。此後，盛宣懷愈來愈為李鴻章重用，辦賑災，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無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懷這樣的才幹、背景與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實授官職，而是在李鴻章幕府磨礪了9年之後才最終獲任天津河間兵備道實職，之後才豁然開朗，逐步升遷，最後官居郵傳部尚書、郵傳部大臣、內閣成員。關於實授之難，從盛宣懷致軍機大臣張之萬的稟帖中能夠切實體會到，盛在稟帖中請求這個位居高位的「年伯」說：

父親耄年需次，既展布之無從，復歸田之願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聞去年秋傅相入都時，曾蒙年伯恩賜吹噓，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將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現擬三月內回津，求銷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此次隨辦陵差，退食之暇，或與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鴻施格外，早賜成全，免使夜長夢多，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愛呼籲，惶惑萬分。手肅寸丹，專丁呈齎。（吳倫霓霞、王爾敏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連盛宣懷這樣背景的人物想要得到一官半職，都要如此低身下氣地求人，更不用說其他人了。再看鄭觀應老友王之春的經歷，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筆從戎，先後入曾國藩、李鴻章和彭玉麟處，深受彭玉麟器重與信任，同樣磨礪多年，最後才好不容易撈到彭玉麟湘軍營務處總辦的官職，之後又歷任瓊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後擢升山西巡撫，之後相繼調任安徽巡撫和廣西巡撫，成為地方督撫大員。期間，在1895年，王之春還作為欽差大臣、頭品頂戴的「出使俄國大臣」由上海乘船，千里迢迢赴俄國弔唁俄皇亞力山大三世逝世和慶賀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廣西期間，因鎮壓起義，被傳聞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內亂」的設想，激起了國內民眾的「抗法」運動而被革職，後遷寓上海。1903年底，王之春遭愛國志士萬福華刺殺未遂，黃興、章士釗等牽連入獄，轟動一時。事後，王之春回鄉靜居，從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從盛宣懷和王之春的仕途經歷來看，他們與鄭觀應一樣入仕做官並非出身「正途」，對於他們來說，在漫漫官途中最難跨出的一步就是獲得實授官職。前二人在獲得實授官職之後，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升遷，對於官場規則的理解遠勝於鄭觀應，特別是盛宣懷有著深厚的官場人脈，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擁有軍功、深諳官場之道，所以盛宣懷由李鴻章幕升任天津河間兵備道，王之春由總辦湘軍營務處升遷瓊州道，這些都是鄭觀應無法相比的。鄭觀應「商而優則仕」，系半路出家，與官場素無淵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調入粵，擔任總辦湘軍營務處，又恰逢織布局和太古洋行債務纏身，最後竟為太古債務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終導致鄭觀應第一次為官生涯過早的夭折，可謂運勢不佳、功敗垂成。

而鄭觀應的第二次為官經歷，時間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僅五月有餘。1903年，隨著王之春調任廣西巡撫，時年已經62歲「高齡」的鄭觀應又一次離開商界，義無反顧地向盛宣懷力辭招商局職務，再次踏入官場，應王之春奏調離滬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販軍械，而後署理左江道統帶三江緝捕鎮壓會黨，在廣西為官期間，鄭觀應又一次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績斐然。

鄭觀應在廣西為官期間，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滅亂匪，還舉辦新式學堂、設立巡警，得以實踐其維新思想，受到了廣大鄉紳的擁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廣西巡撫職被革而去職，僅任左江道四十天，鄭觀應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為官生涯就這樣草草收場。而且，因廣西左、右江水旱成災，在鄭觀應赴桂之初，「除函致廣東善堂勸募義捐外」，還「現變產業湊成庫平銀壹萬兩，充作廣西賑撫之用」，換來了「交軍機處存記」。鄭此番自掏白銀萬兩貢獻朝廷，最終僅換來了清廷一紙空頭表揚，也不可謂不讓人心寒。

晚清時期，知府、道台一級的實職對於很多候補官員來說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有人終其一生也沒有跨上這層台階，《清史稿》中曾為謝家福列傳，最後寫道「家福歷保至直隸州知州，卒不仕」。在這方面無疑鄭觀應比謝家福情況稍許好些，畢竟兩次獲得實職，但也僅此而已，很難如盛宣懷、王之春等人一樣跨過這些台階，獲得更高的官位。相對於在商界的遊刃有餘，儘管鄭觀應在為官之時有所政績，但絕對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官員，仕途對於鄭觀應來說，並不如從商一樣能夠給他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書立說能夠使得他聲名遠播，官場的艱險他還遠未能夠有機會直接面對和真正體會。盛宣懷與鄭觀應，加上王之春等三人，從某種程度上在晚清眾多通過捐納獲得功名的士紳群體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三個人都沒有獲得功名，即走上所謂的通過科舉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懷、鄭觀應通過賑災和捐納獲得候補官銜，王之春棄學從軍獲得軍功，三人由於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場人脈以及對官場規則理解，最終都獲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卻有天淵之別。而對於一般士紳來說，即便是通過科舉獲得了功名，但若既無過硬的家庭背景，又無良好的官場人脈，能夠出頭者也是百難有一，更不用說那些通過捐納獲得功名和虛銜的跨界紳商了。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清代的選官制度多沿用明制，選官職責向來分屬吏部和兵部，文官歸吏部，武官歸兵部，遇有官員出缺，按照候補批次銓選，最終決定官銜實授何人，是為銓法，而大選行於雙月，急選行於單月。在清前期，入仕做官有正、異二途。正途為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進士和舉人以及五貢，異途為通過捐納獲得功名的人以及吏員，嘉、道以後又有保舉、勞績、軍功、恩蔭、捐輸投效等途徑。這些人按照比例、捐納名目、時間先後、人數分為不同的班次，如遇出缺，則輪班按次銓選，然後通過掣箋、分發、六部九卿驗看等程序，最終才能獲得官銜實授，僅正常程序就異常繁瑣耗時。有清一代，特別是咸、同以後，捐納名目眾多、泛濫成災，同時由於國窮民窮，捐納所需銀兩數也大為下降，於是通過捐納獲取候補官員資格的人數更加龐雜，而出缺官位少之又少，一般候補若非有後台或者賄賂上下、打點四方則很難輪到實授，所以出現了此班未盡，而後班又至的現象，最終導致了班班未盡越積越多的情況(參閱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台灣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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