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珍寶中的中國風

「一帶一路文明印記·阿富汗古代珍寶展」系列報道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曾潔 實習生 房井思 攝影 陳羽嘯

中國銅鏡

《文明的迴響：來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寶》展，2月1日正式在成都博物館開展。這是2018年伊始，四川配合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舉辦「一帶一路」沿線文明系列展中的首個重磅大展，也是成都博物館繼2017年《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暨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帝國夏宮——俄羅斯彼得霍夫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特展》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優秀文明展後，再度聚焦絲路古代珍貴文物。

「在歷史上，它是古代文明一個神秘的中心。」長期關注、研究阿富汗和絲綢之路的邵學成博士說，歐亞大陸上那些傳奇帝國，無論是亞歷山大東征、波斯薩珊、印度孔雀王朝還是唐帝國的擴張，皆到阿富汗為止。特殊高原山地複雜的地理環境，讓阿富汗時常作為強大文明軍事擴張的極限邊緣地帶。「所以，我們參觀阿富汗的文物展，其實是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閱盡東西歷史的交匯。」

無論是《史記》中記載張騫出使西域見到蜀布與邛竹杖的文字資料，還是這次展覽上不少中國元素濃郁的文物實物，都說明阿富汗這個古老的國家，作為與我國接壤的國家中邊界線最短的鄰邦，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源遠流長。

嵌寶石金手鏈（玻璃來自中國）

神秘的「黃金之丘」

作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素有「東方哥倫布」之稱的陝西漢中人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

通過司馬遷的神來之筆，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大夏風情：「無大王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相傳是從中國甘肅敦煌、祁連山一帶西遷的大月氏人，實力一度強過匈奴。不過，到漢高祖時，情形急轉直下，匈奴冒頓單于將大月氏人趕出老家，他們不得不往伊犁河西遷。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是帶著軍事意圖的，那就是和敵人的仇敵共同聯手，遊說大月氏人共同對抗匈奴的進犯。

不過，這樣的願望最終落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當時的大夏已不存在統一政權，當地的百餘萬民眾除了大月氏人，還包括原住民、希臘人和斯基泰人，且這些人很可能占多數。大夏居民有自己的風俗喜好，比如，斯基泰人從骨子裡鍾愛黃金。

阿富汗的蒂拉丘地被譽為「黃金之丘」，這裡出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黃金文物。它們的年代正屬於大月氏人和斯基泰人控制巴克特里亞的時期。

本次展覽中，這一單元的展品最扯人眼球，也最金光燦燦，大量的黃金隨葬品，給人以視覺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蒂拉丘地遺址存在於公元25-50年，相當於中國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的年代。

阿富汗珍寶展學術顧問、四川大學考古系教授趙德雲推測，當時絲綢之路已經開通，所以這一單元可以見到比較多的與中國相關，甚至直接從中國來的器物，文明交融的痕迹非常顯著。

金踝飾

金踝飾上的漢代車馬造型

從蒂拉丘地四號墓出土的兩枚鑲嵌了綠松石的金踝飾，被學界認為是和中國關係最為確鑿的一件文物。

這組圓形的飾物，做工非常精緻。飾物圓環內外側都裝飾了一圈水滴狀的綠松石，彷彿在旋轉，掛鉤處鑲嵌了一顆較大的杏仁狀綠松石。

關於這兩件飾物的用途，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踝飾，一說是鞋扣。不過，兩件飾物呈鏡面對稱，應該是裝飾在腳或鞋子的左右兩側。

飾物中心的圖案非常值得回味；一個男子駕著神獸驅車而行，他那瘦長的腦袋略微後仰，眼睛小而圓，嘴唇清晰可見並且看起來像是半張著。他的一條手臂舉起，另一條向下彎曲，正握著韁繩。

男子所乘之車被刻畫得很清晰，車廂上有紡織物紋理般的裝飾，圓形頂蓋的支柱因有節看起來像竹子。拉著兩輪車前行的是兩頭長著翅膀、額頭彎曲、舉著一隻前爪並露出牙齒的貓科動物，它們由綠松石雕刻而成，被胸前繞過的韁繩所束縛。

這兩件飾物是典型的古阿富汗巴克托利亞金製品，包含了不少中國元素。無論是橫長方輿、頂蓋作穹隆形、車篷用竹子撐著的兩輪車，還是中間穿著褒衣博帶中原服飾的男子，都能喚醒觀眾對中國的記憶。

邵學成解讀，我們可以從漢代的畫像石中找到類似的雙輪車及裝飾，特別是在富產漢代畫像石、畫像磚的四川地區，許多車馬出行圖中車的形象，都與這件文物非常相似。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國見到了蜀布與邛竹杖。在這件飾品上，用來支撐著車棚的節狀物品，是竹子的形象。

「竹子這種植物，可以出產在興都庫什山南麓地區，而在北麓地區則沒有出產。為何在沒有竹子的地方，工匠卻做出了竹子的圖樣和紋案？很有可能，大月氏帶走了中國的特產，甚至工匠。當地人從這些傳統圖案中獲得了靈感，或者繼承了這種紋樣。」邵學成說。

趙德雲也推測，這件飾物可能吸取了中國元素，但器物本身在中國是見不到的，這種構圖風格表明它絕不是中國的東西。

彩繪玻璃製品

金手鏈上鑲嵌中國鉛玻璃

1978年，考古學家維克托·薩瑞阿尼迪在蒂拉丘地發現了數座古代墓葬，出土了21618件黃金製品。

這批極為重要的金質文物，含金純度極高，製做工藝複雜，翻模、鏨花、鏤空無所不用，大多數都嵌以松石、青金石和紅玉髓以及各種寶石。古代阿富汗人的審美情趣和工藝技術，令人驚嘆。

眾多文物中，有一串嵌寶石金手鏈，上面穿有琥珀、綠松石印章、石珠等飾物，其中還穿有一塊橢圓形的裝飾品，經化學成分檢測，證明是鉛玻璃。

趙德雲說，在古代，全世界只有中國生產鉛鋇玻璃，這種工藝在戰國就已成熟，戰國晚期到西漢年間非常流行。由此推斷，這塊玻璃來自中國。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製造者為古埃及人，玻璃的出現與使用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古人製造玻璃，需要加入助熔劑，提高熔窯的熔化能力。

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鈉鈣的材料，他們生產的玻璃被稱為鈉鈣玻璃。中國則加鉛鋇，印度和東南亞加含鉀的草木灰，所以古代共有3種玻璃製造體系。現在的研究表明，3種系統之間，基本上不存在交叉。

玻璃曾讓羅馬帝國聞名於世。在本次展覽的另一個單元——貝格拉姆遺址，展出了大量玻璃器皿。它們或晶瑩剔透，或色彩斑斕，或勾勒油彩，兼具藝術品和實用性，那是羅馬帝國輸出給貴霜帝國的奢侈品，僅供阿富汗貴族獨享。

彩繪玻璃製品

中國開始生產玻璃的年代比較早，約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到戰國晚期，漸漸只加入鉛，基本上不含鋇，故而以此法製成的玻璃又被稱為高鉛玻璃。

戰國時，工匠不僅大量生產蜻蜓眼玻璃珠，而且以玻璃製成仿玉品。1975年，湖南長沙市楊家山出土的一件戰國玻璃璧，就是當時仿玉品的代表。

那件米黃色的玻璃璧，其形制、紋飾與周時期的玉璧相同，採用模鑄法成形，製作規整，色澤溫潤，顯示了戰國時期中國玻璃製造業的高水平成就。

戰國仿玉玻璃璧，除安徽壽縣和福建閩侯縣有少量出土外，絕大多數集中出土於湖南長沙市附近的楚墓。經分析，為高鉛鋇玻璃。有關專家推測，長沙一帶可能為戰國時鉛鋇玻璃的主要產地之一。

獅形琥珀

中國漢代常見的獅形琥珀

展品中，有一件獅形琥珀吊墜，引起了趙德雲的注意。

血紅色的琥珀，被雕琢成一個蹲坐的小獅子，萌態十足，腰部還有十分明顯的穿孔痕迹。這樣的造型，在漢代比較常見，趙德雲推測，這件文物極有可能產自中國。

琥珀是數千萬年前的樹脂被埋藏於地下，經過一定的化學變化後形成的一種樹脂化石，是一種有機的似礦物。琥珀形狀多種多樣，表面常保留著當初樹脂流動時產生的紋路，內部經常可見氣泡及古老昆蟲或植物碎屑。

琥珀一詞，來自拉丁文「精髓」之意，在中國古代常稱為「虎魄」。

最早出現在中國歷史記載中的琥珀，來自距今3000多年的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是一枚心形琥珀墜飾，前後兩面，一面印刻蟬背紋，另一面印刻蟬腹紋，上端有一個凹槽用來穿繩子。

琥珀在漢代文獻中記載較多。西漢史游撰寫的識字課本《急就章》中，就稱琥珀為虎魄：「系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瓮。」認為琥珀乃虎目之精魄淪入地而化成。

當時的琥珀是皇宮貴族使用的奢侈品。傳說漢武帝寵幸的宮人麗娟，經常將琥珀佩飾放在衣裾里。漢成帝為皇后趙飛燕定製了一款奢華的琥珀枕頭，讓她可以在安睡時攝取芳香。由此可見，琥珀在當時是可以與金、玉媲美的珍貴之物。

阿富汗大展上這隻蹲坐的小獅子，與1975年出土於廣西合浦縣漢墓、現存於廣西博物館的西漢琥珀小獅墜，風格十分相似。

《風俗通義》中說，虎為百獸之王，在古人心中是神奇力量的化身，對其有著無可比擬的敬畏：「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

這種穿孔的獅形琥珀，御凶避惡的功能超越其裝飾性。「系臂琅玕虎魄龍」表明了它的用法，漢代古人用一根繩子穿孔掛於臂上，除去凶災而衛其身。

蒂拉丘地出土的漢代銅鏡

考古隊在蒂拉丘地遺址發掘了6座墓葬，其中一位女性墓主的胸口，放有一面西漢連弧紋銅鏡，手中握有伊朗銀幣，腳底下還有羅馬皇帝提比留斯的金幣。這種將周邊3個不同文化圈的珍品集於一身的墓葬，在以前的考古發掘中並不多見。

蒂拉丘地遺址一共出土了3枚中國銅鏡，屬於典型的漢代昭明銅鏡。儘管沒有來成都展出，但觀眾通過展板上的圖文介紹，也能一睹當時的阿富汗人與大漢王朝之間的密切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雲翔在《漢式銅鏡在中亞的發現及其認識》一文中記載，這種銅鏡的漢代風格明顯，半球形紐，聯珠紋紐座，內區由內向外依次還有櫛齒紋帶、凸帶、八內向連弧紋帶，外區還有內外兩圈櫛齒紋帶以及銘文圈帶，寫著「心污結而獨愁」「潔清白而事君」等字樣。

這種連弧紋銅鏡是典型的中國式器物，出現在阿富汗，與絲綢之路開通、中國貨物西傳密不可分。墓主人將其放在胸口的位置，表達了對漢鏡的珍愛程度。

這些中國造的銅鏡、玻璃還有琥珀獅子，如何到達阿富汗的？

趙德雲推測，可能是通過民間和官方的貿易。從史前時期開始，東西方的交流從未停止，在張騫之前並非完全封閉，他在大夏見到產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就是證據。

過去的使團出訪，也承擔著貿易的功能。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帶了數百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貿易使團。他們在貿易中互通有無，交換彼此的奇珍異寶，也可能是這些東西到達阿富汗的途徑之一。

為何這麼多阿富汗珍寶或直接來自漢朝，或有濃郁的中國元素？

原因之一，在於當時的漢王朝非常強大，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控制、滲透非常強。再加上張騫出使西域的重要目是聯絡大夏，他必須做這樣的外交努力，嘗試去和對方接觸。

等到消滅了匈奴的威脅後，周邊的民族就嚮往中原文化，希望得到中原的絲綢、漆器等奢侈品。同時，西方文化也高速發展，羅馬、波斯等國都嘗試與中國溝通，促進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空前繁榮。

此外，漢代大一統後，國策之一是非常重視對西域地區的經營，也就是今甘肅、新疆乃至更西更北的一些區域的經營。漢代皇帝想要控制這個地方，就必須先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過絲綢之路加強商品貿易。

玻璃海豚

《大唐西域記》成考古聖經

由於阿富汗考古非常缺乏文獻材料，對任何一個國家的考古學家而言，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都像聖經一樣受到膜拜。

事實上，這部距今1300多年的地理史籍，確實在考古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其他亞洲地區的佛教考古中，玄奘的記錄都是考古發掘的「導航」，他記錄的信息基本準確無誤。

《大唐西域記》里提及，他在大夏古國（又稱「巴克特里亞」）目擊了大量的佛教伽藍遺存。巴克特里亞是公元前3世紀中期，古希臘殖民者建立的希臘化奴隸制國家，漢朝稱為大夏，司馬遷的《史記》中也有相關記述。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巴爾赫，被認為是巴克特里亞的首都。

這部考古學界的「聖經」，指引著無數探險家、考古學者奔赴阿富汗。

上世紀最知名也最受爭議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將進入阿富汗考古作為終身願望。1943年，81歲的斯坦因希望沿著《大唐西域記》中玄奘在阿富汗求法道路逆行，解答希臘化佛教造像的起源之謎。不過，結局有些悲涼，從感染風寒發展為突然中風，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將一把老骨頭丟在了喀布爾。

法國人約瑟夫·哈金就非常幸運。《大唐西域記》中記載：「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谷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

哈金從這段文字中嗅出了機遇。1937年，他在貝格拉姆發掘出一個矩形建築遺址，認定這就是玄奘提及的「舊王及舊王妃伽藍」。考古學家相繼發現了兩個密封於2000多年前的房間，這個用來儲存「絲綢之路」貨物的巨大庫房，的確如玄奘所言奇貨多聚，出土了刻有希臘神話故事的石膏，印度豐臀肥乳女人的象牙雕板，羅馬人酷愛的玻璃和青銅像，古代阿富汗聚攏萬物的包容性顯露無疑。

值得一提的是，貝格拉姆遺址還出土了中國漆器。漆器與一同出土的象牙、玻璃等文物相比，極易被氧化，很不好保存，所以並不在世界巡展的文物清單之列。

不過，這並不妨礙觀眾對這些漆器的聯想——會不會是四川造？

巴蜀地區是我國生漆的主要產地，漢代以蜀郡和廣漢郡的漆器最為有名。直到三國時，蜀郡的漆器製造仍很發達，朱然墓出土的童子對棍圖漆盤、季札掛劍漆盤和底部標有「蜀郡造作牢」款識，均是成都造的標識。

蜀郡造的漆器在朝鮮的考古發掘中有所發現，說不定也能流傳到阿富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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