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克《論列強》回顧與相關的「中國含義」
編者按
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到，包裝在普世價值背後的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只不過是一種西方中心論罷了。主權國家應該具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精神。一個國家只有具備「民族國家品質」——而不是屈從於某種虛無的普世價值——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舞台。在這個方面，蘭克的思想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資源。但是，一個後發國家該如何面對既有的國際權勢體系，如何完成「近代的超克」，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方面，蘭克思想中的固有局限又對後世產生了消極影響。20世紀以來德國對英法霸權的兩次挑戰，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其中都可以看到蘭克的影響。不能忘記，正是在蘭克的均勢思想影響下，京都學派在某種程度上為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意識形態。因此，在當前中國日益崛起的背景下，重返蘭克史學自有它的積極意義。保馬今天推送時殷弘老師的文章《蘭克回顧與相關的「中國含義」》，帶大家重新審視蘭克的思想遺產。時老師認為，蘭克的《論列強》一文創造性地關注了現代強國的興起和它們之間的能動關係，但他狹隘的歐陸視野使他沒有意識到歐洲大陸那些「中等強國」衰落的必然性：傳統的「中等強國」的技術優勢是相對的，而國家體量的優勢是絕對的。蘭克均勢思想對今日中國的啟發是雙重的：一方面，要想成為強國，必須要堅持精神的獨立自主，保持中國作為「洲級大國」的統一完整；另一方面，應該將均勢觀念作為中國當代國際觀的重要部分，盡量規避與霸權國家的嚴重衝突。
本文原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010年6期，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時殷弘教授。
蘭克《論列強》回顧
與相關的「中國含義」
時殷弘
一、引言
在歷史學家乃至一般的世界歷史觀察者和思考者那裡，對現代世界歷史的大體面貌和內在本質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理解，對它們包含的諸多基本方面可以有大為不同的側重，因為這一歷史是那麼豐富、複雜和多元，以至不可能將其全面地納入任何單一的範式、模式或框架之中。然而，有一項共識可稱近乎是普遍的，即現代世界歷史始於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現代世界史的肇始就是現代國際關係史的肇始：隨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勢權威的相繼跌落，連同歐洲普遍道德和普遍法理觀念的衰朽，它們表徵的所謂統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即中世紀國際秩序分崩離析；現代強國在內外兩個意義上最初浮現並愈益形成，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作為最重要的成分，參與構造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初始形態。
從此開始的現代國際關係史有如一項微型「宇宙大爆炸」，以加速度全方位地迸發出多項不斷發展的歷史趨勢和無數不斷展開的歷史事態，使得現代國際關係在其總體上成為一個越來越廣泛、越來越複雜的「大世界」。然而，現代國際體系的常在機理和「運動模式」也逐步成形，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逐步「固定」下來。如果不揭示這個機理和模式，就談不上從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現代國際關係史，儘管這樣的揭示和解釋可以是多樣的。
在國際關係史學家中間，對現代國際體系常在機理和運動模式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更具體地說出自他在1833年發表的長篇經典論文——《論列強》。如後所述，該文基於歐洲大陸國際均勢的動態機理，高度濃縮性地概覽了現代歐洲國際關係史，由此首次明確地提出了一項現代歐洲國際體系運動模式，它對此後的國際政治實踐、國際關係史編撰和國際關係理論思考都有重要影響。
蘭克於1886年去世，他的基本的國際體系觀從1833年的《論列強》往後一直沒有改變。其時，在思想和政治文化上得益於蘭克並且急劇變動了歐洲國際體系的大事變——德國實現統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國創立——已經過去15年，但離俾斯麥被迫辭職仍有數載，一個「新時代」仍在將到未到之際，那就是德國的世界權勢野心與其現代帝國主義開始主宰其民族生活和對外行為的時代。大致以蘭克去世為時間界標，往前回顧他的《論列強》與其國際體系觀，往後回顧他身後導致災難的德國的國際體系觀和國家目標(那與他的國際體系觀的貢獻和弊端密切相關)，是考察蘭克思想的這一大方面與其首要歷史影響或後果的一個恰當方式。不僅如此，還可以從蘭克《論列強》和超越《論列強》的角度，或者說以該文的根本觀念和根本遺缺為「引子」，著重議論和展望當今和未來國際體系內的中國，從而有助於我們特別重大的現實任務。換言之，我們可以從蘭克的《論列強》出發，形成對當代中國適切的某種「論列強」。
二、《論列強》的卓越揭示和現代國際體系史的「蘭克主題」
什麼是《論列強》一文集中表現的蘭克的國際體系觀？蘭克可以說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創始者之一，而且他所處的時代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開始迅速勃發和廣泛流行的時代；然而正是他，在他那個時代，最先也最鮮明地展示了現代歐洲的統一性，即現代歐洲是一個具有各大民族相近的歷史傳統以及共同宗教來源、共同國際規範和國際機制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恰如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學家路德維希·德約(Ludwig Dehio)所說：「從(羅馬帝國晚期)蠻族大遷徙到我們今天，西方構成一個政治和文化統一體。在他(蘭克)之前，沒有任何人那麼清晰地和從那麼多方面看到這種統一。」
蘭克確認現代歐洲國際體系的主要內容是國家間(尤其是列強間)的權勢鬥爭。他在《世界史》序言中寫道：「歷史發展並非僅僅取決於文明的發展趨勢，也是來自一種非常不同的推動，特別是來自相互敵對的各國為爭奪領土和政治霸權而進行的衝突。」列強間的外交關係實際上基於國際體系中主要的權勢關係，它們之間的暴力衝突則是權勢的劇烈碰撞。一個強國「必須能夠抗擊所有其他強國而不敗亡，即使在後者聯合起來的情況下」——這就是蘭克在《論列強》中提出的一個著名的強國概念。然而，蘭克並非因此而類同於純粹的權勢政治論者，他以其豐富的歷史感和道德感強調權勢鬥爭底下生動豐富的文明發展內涵。在《論列強》一文中，他把這一點說得異常明白：歷史並非乍看來那樣，只是混亂、戰爭和國家的無規則興亡，它包含著精神的、道德的、賦予生命的和創造性的力量；「在它們的互相作用和交替中，在它們的勃勃生機以及衰落和更生——包含內容更豐富、價值內容和範圍更廣的更生中，蘊藏著世界歷史的秘密」。
蘭克像18-19世紀的許多學者和國務家一樣，認為歐洲列強之間的均勢制約著國際權勢鬥爭，並且因此為現代歐洲的多樣化統一發展提供了一項必要條件。均勢是現代歐洲國際體系最基本的運作機制，是其自在或自為的一大秩序由來，「世界的激流」，如《論列強》所說，「誠然不時破壞這一規範和秩序體制，但潮退浪緩後它又得到重建」。他確認，均勢的首要功能在於防止或制止一國取得歐洲霸權，以致破壞其餘國家的獨立和自主權利，而其首要的構造方式，則在於一批就單個而言處於弱勢的國家結成聯盟，抗衡或擊敗趨於稱霸的國家。就此，他將歐洲列強比做一群不斷運動的天體，有時會合，有時分開，「它們總是自主地運行，遵循自己的內在衝動力……一個強國可以暫時同另一個強國結盟……在雙方都尋求結盟的時候；然而一個強國決不會讓自己臣屬於另一個強國的意向」。
蘭克均勢思想的卓越創造性在於他將均勢認定為歐洲重大國際權勢鬥爭所推動的一個新陳代謝過程。新強國崛起，反對頭號強國擴張，新聯盟形成，抗擊普遍帝國圖謀；隨反霸戰爭勝利或大國國內變革一次又一次出現新的力圖稱霸者，歐洲便一次又一次經歷生死鬥爭。15世紀開始逐步領有幾乎半個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力圖建立普遍帝國，到17世紀中葉最後敗於以法國為頭號主力的反哈布斯堡陣營；隨後，法王路易十四的稱霸努力導致英、荷、奧等國結盟，到18世紀初最終戰勝法國；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由於大革命而國力劇增的法國又以更大的規模和野心力爭征服全歐，經過反法同盟20年大戰，均勢才得以恢復。均勢如此反覆遭到嚴重損傷或毀壞，又反覆得到修復或重建，歐洲列強及其組成的國際體系本身在這反覆鬥爭中興起和更生(特別是包括民族主義的勃然興起和歐洲國家性質的民族國家化，它們發生於他概說的最後一輪大動蕩期間)——這就是蘭克以《論列強》一文高度濃縮了的現代歐洲國際關係史，這就是該文首次明確提出的一項現代歐洲國際體系運動模式，或曰現代國際體系史的「蘭克主題」，它對此後的國際關係實踐和理論性思考有經久的重大影響。
蘭克的歷史研究頗大程度上圍繞現代歐洲國際體系及其內在變化進行。就像在他的《論列強》里那樣，他最關注其主要成員作為現代強國的興起，並且特别致力於論述它們之間的能動關係。與此同時，他還對具體的歷史做理論性思考和綜合表述，強調國家主權觀念的確立和民族與國家的自覺結合，是現代歐洲兩項有決定意義的事態，前者意味著國家利益成為國家行為的唯一實際指南，後者則使國家利益的根本內涵轉變為真正的民族(國家)利益。《論列強》還強烈地展示了現代歐洲國際體系的關鍵性擴展，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俄國和普魯士的強國化。到七年戰爭結束時，歐洲國際體系顯然已經固定為英、法、奧、俄、普五強結構。巨型國家俄國和「暴發戶」普魯士分別在歐洲側翼和中央崛起，這大大擴展了列強體系；不僅如此，它們的崛起還絕對和相對地削弱了法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傳統的歐陸主要強國，從而造就了通過一個逐步的「拉平過程」而來的多極均勢。它是那麼傾向於動態穩定，以至大體上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其間經過了天翻地覆的拿破崙戰爭，並且經過了導致歐洲國際力量對比重大變化的德國統一，那在《論列強》發表近40年後才宣告實現。
三 《論列強》的重要缺陷和蘭克式眼界的不幸後果
然而，《論列強》和蘭克的國際體系觀有一項重要缺陷，儘管在他以前和他同時代的國際政治思考者中間僅有極少數人才避免或接近避免這個缺陷。蘭克大致持一種狹隘的歐陸眼界，這使他不能意識到現代國際體系的某些關鍵性機理，並且較嚴重地限制了他對某些關鍵性歷史事態的理解。例如，他將拿破崙帝國的敗亡主要視為中西歐各民族揭竿而起的結果，並且因此賦予德意志「解放戰爭」過大的意義。「他未能強調一個事實，即為這些起義創造了條件的是英國和俄國——歐洲的側翼強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大致始終全然未能認識到，英國在大洋和海外的巨大的世界性優勢，加上俄國非常龐大的國家規模，在《論列強》發表時已經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嚴重的不平衡，而且這種不平衡以後還將愈益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國際體系自初生以來的傳統中心歐陸，連同那裡的傳統「中等強國」，開始了蘭克對其缺乏意識的衰落過程。
在蘭克那裡，幾乎看不到大致始終與歐洲均勢體系共存的大洋霸權(或曰海外霸權)體系；蘭克也不明白，歐洲均勢體系並非如他所示基本上只是循環的和內部自動平衡的，它得以保存和更生還有賴於、並將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有賴於歐洲邊緣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長遠後果是歐洲地位的相對衰落、非歐強國的興盛和現代國際體系由此而來的重大變更。從這一歷史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赫然彰顯的結果來看，幾個世紀的現代國際關係體系貫穿著一種大均勢機制——大於蘭克及其以後幾代絕大多數歐洲同行的注意力囿於其中的傳統歐洲均勢(特別是歐陸均勢)，並且是後一均勢得以幾番更生的一大終極原因。因此，要真正在總體上感知和理解現代國際體系的演變，並且因而理解現代國際關係史，就需要有全球眼界。正是在這全球視野方面，蘭克不及後代人約翰·西利(John Robert Seeley)、艾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和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甚至也不及他的同代人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蘭克狹隘的歐陸眼界產生了一種政治後果——完全非他所預料的不幸的政治後果，那就是它在頗大程度上助長了德意志民族的過頭抱負，便利了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國的帝國主義。1871年統一後的德國有著一代與他大不相同的人們，充斥著「樂觀主義的勃勃衝動」，全無他的冷靜與溫和；他們抓住了蘭克關於國際體系的觀念，正是因為這些觀念可以被延伸和改造，以作為極端民族主義抱負的理念基礎。他們擁抱這麼一個思想：從歐洲列強體系中能夠成長出一個世界列強體系；他們相信依靠強有力的帝國領導、大有作為的對外政策和強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動能，軍事效率首屈一指、經濟力量勃然興盛的大德國能夠躋身於極少數世界強國之列，恰如原本弱小的18世紀的普魯士能夠成功地躍升為歐洲強國。有如德約所說：「德國人毫不猶豫地在全球基礎上應用蘭克的信念：在發動帝國主義冒險方面，他們聽任自己被源出於歐洲大陸的觀念主導。」(11)從蘭克的影響巨大的均勢史範式出發，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思想界形成了一種異常突出的主流思潮，那就是強烈憧憬和追求至少與大英帝國並駕齊驅的世界強國地位，而被談論得最多的主題，就是突破歐洲均勢的狹窄限界，去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級大國的「世界均勢」。(12)
在當時德國思想界的頂級人物中間，這方面首開先河的或許是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95年他在弗雷堡大學的開講演說中強調，德國統一若不成為其世界強國政策的起點，那就毫無意義。(13)五年後，柏林大學教授馬克斯·倫茨(Max Lenz)依照蘭克的經典論題發表論文，亦名《論列強》，斷言世界的命運將由現存各大國的民族精力決定，其中特別有希望的是遠未用足其精力的德國，而特別沒落的會是終將面臨「英吉利繼承戰爭」(如18世紀初西班牙繼承戰爭那樣)的英國。大致同時，一樣任教於柏林大學的歐洲頭號軍事史家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熱衷於宣揚類似的觀點。對他來說，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讓讀者確信英國的世界優勢並非不可挑戰，英國優勢將要讓位於世界均勢。另外兩名很有影響的德國史學界泰斗奧托·欣策(Otto Hintze)和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也津津樂道於這種均勢，它類似於傳統的歐洲均勢，但是在廣闊得多的全球舞台上。總之，他們大都一致認為，德國的歷史任務必須是將歐洲均勢轉變為一種包容全世界的均勢。(14)
可以說，世界均勢中的世界強國觀念是世紀之交德意志帝國主義思想的核心，它賦予許多德國人一種大為扭曲的「道義感」，彷彿德國擔負著反對英國世界霸權的歷史使命，德國代表著給所有國家以公正的偉大理想。(15)世界均勢中的世界強國觀念實際上以趨於極端的形態一直傳至並且主宰了納粹德國。
四 全球視野下的不同圖景與「洲級大國」的新興優勢
蘭克之後，在探尋現代國際體系的常在機理和運動模式方面，一項最卓越的創新性成果當推1948年在德國出版的《均勢抑或霸權》(其英譯本於1962年出版，書名改為《不牢靠的平衡——四個世紀的歐洲權勢鬥爭》)，(16)其作者路德維希·德約是20世紀德國最重要的國際關係史學家之一，在一系列著作中對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歷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做了深刻的總體論說，登峰造極地體現了理論性的創造式宏觀思考的理想特徵，即博採眾長、有機糅合、恢宏瀟洒和富含創新，同時不失連貫、明晰和深邃。德約的《不牢靠的平衡》一書糅合三項地緣政治關係理念，即海權對陸權、歐洲均勢對海外優勢、傳統中等列強對側翼超級大國(後兩項有賴於他的創造或者決定性的發展)，異常雄辯和發人深省地論說了四個世紀的現代歐洲國際權勢鬥爭，實際上為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保羅·肯尼迪和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等名家的國際關係史理解奠定了相當大一部分基礎。(17)
德約揭示的16世紀開始往後近400年的國際體系機理和模式可以用兩對概念來概括：歐陸均勢與海外優勢以及歐陸均勢與側翼大國。它們與蘭克的揭示大有差別，其根本原因在於德約的全球眼界不同於蘭克的歐陸眼界。德國在20世紀兩番發作，要追求「世界均勢」和世界強國地位，結果兩番敗亡。這一大動蕩過程強烈地促使德約形成了一套歷史理解，特別涉及歐洲體系與全球政治的關係、歐洲均勢的外來動能、德國國際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強」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約的現代國際體系根本圖景或範式不是歐洲列強和歐陸均勢，而是它們與另一類力量和構造的並存與互動，那就是具有最終的決定意義的側翼大國和外部優勢(特別是海外優勢)。他將這樣一種根本圖景或範式溯源於19世紀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國史家約翰·西利。(18)「我們德國人慣於將1870年後的20年當做世界史上帶有俾斯麥思想印章的一個時代來談論。西利卻甚至沒有提到俾斯麥的名字。他的目光越過德國，甚至越過整個歐洲大陸，似乎它不過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脈，而投向俄國和美國——兩個隱約聳現的巨型強國。」它們作為一類新的超級規模國家，將像古代馬其頓遮蔽雅典或者16世紀西班牙和法國遠蓋過佛羅倫薩城邦國家那般，壓倒性地遮蔽其他強國。「從這麼一種觀點出發，難道我們還能在蘭克式的意義上談論國際體系嗎？」(19)
上面的論說已經顯示，德約對現代國際體系史的根本理解之一——也是西利和麥金德這樣的思想家洞察到的工業化世界之國際政治的根本趨勢之一——在於主要就民族國家規模而言的「洲級大國」的新興絕對優勢，那是蘭克沒有預感到的。「洲級大國」的新興絕對優勢是現代國際體系演進史上的一大必然性，它涉及人口、自然資源、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等幾大方面的因素。雖然像現代歐洲這一「中等國家」集群在很長時期里可以憑藉廣義的技術優勢(包括在社會政治組織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方面的優勢)彌補它相對於世界其他某些地區或社會的規模劣勢，但關鍵在於技術是擴散的，而歐洲逐步失去顯赫的技術優勢，規模因素的作用隨之突出起來。美國在歐洲之外最早實現工業化，俄蘇可謂緊隨其後，現代化與其龐大的人口在20世紀終於結合為超越歐洲的宏大國力。不僅如此，依靠超級規模的大陸擴張和領土集聚，這兩個國家還擁有極為廣袤的疆域和異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它們與億萬人口一起，使之具備「洲級大國」獨有的巨大規模優勢。
五 「中國含義」：強國的「精神獨立」與現當代中國民族主義
我們可以也必須從歷史學大師、國際關係思想大家蘭克的《論列強》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營養，並且在德約那樣的現代史一流宏觀思考者幫助下，在國際體系領域儘可能較高程度地「通古今之變」。我們可以形成尤其對當代中國適切的某種「論列強」。
其中，特別重要的或許是真正的強國必不可少也特別易有的「精神獨立」。用蘭克的政治哲學話語來說，每個民族社會都必須被視為一個價值體，只有依據其各自的內在觀念、內在狀態和環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據一個實際上虛無的普世價值標準來判斷。(20)中國規模巨大，歷史悠久，文化厚實並富有特徵，因而中國人幾千年來幾乎從不認為自己可以成為其他人的精神僕從。就當代中國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特別是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於中國通過自己在毛澤東領導下成功的革命，通過在鄧小平與其後兩代領導人主持下的改革和發展，向全世界極有力地昭示西式現代化決非現代化的唯一形態，各國人民的未來主要取決於各國人民根據本國具體情勢的自主實踐，誰也不能代替或主導各國人民自己確定本國的主要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道路，誰也不能聲稱對自己好的就必定對別國人民和全世界一樣好。這是中國樹立的在世界現代史上先前幾乎沒有過的巨型範例，特別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證明不要也無須盲從西方世界，倫敦、華盛頓或莫斯科的經驗或信條決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發現和總結。
就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強調，與傳統中國的主流思想和觀念體系相比，也許毛澤東(尤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及其主要夥伴們的最大獨特處，還有他們對中國思想的最大貢獻，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那並不顯見於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而是顯見於他們既與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洋人、也與傳統的中國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獨特「中國化」。毛澤東堅持倡導和教誨根據中國的特定國情和在這國情中的具體實踐決定中國革命戰略，堅決抵制將共產國際的革命普遍主義加諸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拒絕中國傳統的儒家世界觀及其「方法論」的禮教普遍主義。他們的根本哲理(也是他們的最好哲理)與儒家的思想方法確有天壤之別。中國走自己的路，而且廣而言之各國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這可以說是中國思想的一個偉大革命。
如前所述，蘭克是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創始者之一，他所處的時代則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開始迅速勃發和廣泛流行的時代。他的《論列強》強調，歐洲現代國際體系經一輪又一輪反霸鬥爭而來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個時代已達到在其中民族主義的勃然興起和歐洲國家性質的民族國家化。在他寫作該文約70年之後，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興起並愈益壯大，它一個世紀來一直是中國現當代宏偉變革的決定性動能之一，也是為中國現當代保持傳統中國特性的一大載體。(21)就當今而言，當代中國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大不同於此前在中國現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態，即激進化的中國民族主義，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腐朽往昔的雙重意義上的激進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就其主流或政府主持的形態而言，是「講究實際的民族主義」，(22)也是有選擇的「復興式民族主義」，(23)因為政府和公眾都有一種愈益顯要和「返回式」的意識，即中國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不能排除構成中國悠久政治/倫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當今一代中國領導甚至積極動員起儒家教義中某些經過選擇的重大成分，以服務於他們的對外政策綱領，服務於中國的對外「軟實力」建設。與蘭克在《論列強》及其其他許多著作中表現得溫和、開明的民族主義相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主流形態的主要特徵在於下列特性的結合：前瞻、鎮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國特性。激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產物——緣於中國先前經受凌辱和經歷劇烈革命——越來越被雍容的自信、審慎的自豪、對本民族優良傳統的敬重、大戰略式的展望以及「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胸懷和耐心取代。
六 「中國含義」：強國素質、有效制衡與可持續強國的形成條件
《論列強》的一個當然的前提是界定列強，或者說界定什麼是強國。蘭克在文中以可稱經典歷史學家而非社會科學家的方式，幾乎是一帶而過地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也許是現代國際關係思想史上第一個自覺和明確的強國概念，即一個強國「必須能夠抗擊所有其他強國而不敗亡，即使在後者聯合起來的情況下」。(24)蘭克自己當然明白這遠不是一個全面的強國定義，但無論如何，這是強國的可謂說到底的一個根本條件；他在特別提出這一條的時候，心中想起的很可能是或者首先是他的祖國普魯士在七年戰爭中的傳奇般經歷，當時弗雷德里克二世治下的普魯士在近乎單槍匹馬與奧、俄、法諸強鏖戰歐陸的極危險情勢下，依靠其「君主與其訓練有素的部隊的了不起的努力」並且「幾乎流盡本國鮮血」，(25)終於獲勝，從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存和強國地位。
毫無疑問，中國的崛起與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有一種關於在國際體系中僅就力量或權勢身份而言的「終極目標」(強國-世界強國)，而且需要有關於這種身份的理論性/歷史性標準。或者簡單地說，需要明了什麼是現當代強國——能夠相當經久維持強國地位的現當代強國。以此衡量將大有助於明了中國已經具有哪些強國素質、正在較迅速地接近哪些強國素質以及還遠不具備哪些強國素質，從而明了在這方面基本的努力方向。應當認為，所謂強國在現當代是國際體系內這樣的國家：它有較廣泛存在的國外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它擁有足夠的和在各基本功能領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領域)比較均衡的總體國力，包括足夠的中遠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至在平時能夠有效地維護這些利益，在戰時可有的逆境中能夠抗禦若干強國暫時的聯合力量；它被其他國家廣泛地公認為有權利參與處理國際體系內所有重大的國際問題，連同足以嚴重影響其他多個國家的安全的國內問題；它一般情況下或往往與其他一些強國有起碼的共同利益、共同國際價值觀念、共同規範和共同國際運作機制，從而被認為是一個強國共同體的成員，不管這個共同體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它在國際體系的規範系統或體制的塑造和修改中，擁有至少基本上不亞於其他強國的顯著作用，並且由此在其得益分布方面至少不處於劣勢地位。顯而易見，與這些標準衡量，當今中國已有了偉大的發展或進步，但依然任重道遠，尚需長久努力，因為在上述每個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距，而且在其中多數方面(利益存在範圍、足夠和均衡的總體國力、國際體系規範系統的塑造和修改作用及其得益方面)差距很大。
經過蘭克《論列強》創造性地發展了的均勢觀念和均勢思想，在其根本的內核上將保持為、也必須保持為中國當代國際體系觀和國際價值觀的一個緊要部分。這個內核說到底，就是蘭克所言「一個強國決不會讓自己臣屬於另一個強國的意向」。(26)在國際體系內，儘管均勢的塑造和維持通常代價非同小可，在間或的「決定性時節」甚至代價非常高昂，然而均勢意味著至少主要民族國家共同體各自的獨立自主，還有與獨立自主休戚相關的幾乎所有緊要利益和起碼正義。歷來經典的均勢定義無不強調均勢指國際體系內國家間權勢的一種分布方式，它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一個特彆強大並且意欲支配或統治國際體系的國家實現這種支配或統治，以便確保國際體系各成員國(特別是各強國)的獨立生存。正如最早的歐洲國際體系史家阿諾爾德·赫爾曼·路德維希·希倫(Arnold Hermann Ludwig Hereen)在19世紀初所言，均勢「依靠防止一國的壓倒性優勢和篡奪來共同保存自由和獨立」。(27)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如何對待霸權覬覦國及其稱霸努力是現代國際體系中突出的重大問題之一。在此，願本著「蘭克精神」和「中國精神」，重複美國權勢先前依然如日中天的時候筆者寫過的一段話：歷史在顯示制衡的困難的同時還表明，保持國際體系內政治多元化、維護國家獨立自主的最終也最具決定性的手段，是聯合制衡特彆強大並且追求霸權的國家；倘若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必須採取補充性或替代性的戰略選擇，那也應當同時努力認識、開拓和培育有效制衡的條件。(28)與此相關，較具體的有經久意義的一條戰略要則在於：中國要儘可能規避與美國衝突和嚴重對抗，同時從容地「侵蝕」美國的優勢和權勢，特別是在亞洲。
如前所述，蘭克沒有預感到「洲級大國」的新興絕對優勢，但有全球眼界和處在工業化時代(而且是經19世紀末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工業化時代)的西利、麥金德和德約非常強調這一點。這是理解20世紀初以來國際體系和世界政治經濟的關鍵之一，也是中國偉大崛起的依據之一。20世紀及其後的世界強國有其必需的規模條件——與廣義的技術條件同等重要卻更為難得的一個條件。所謂更難得，既是指一個巨大的民族共同體的萌生、形成和發展需要歷經多個世紀才能完成，一般比廣義的技術擴散及其生根結果緩慢得多，也是指能夠具備這樣的規模條件的國家必然寥寥無幾，遠不及技術擴散可以達到的那般廣泛。在此，有著中國以及當代美國以外的其他一兩個「洲級大國」成為未來世界強國的首要可能性或終極根據。進一步說，中國巨大的幅員和人口儘管幾乎總是中國相對艱難的一大緣由，但更重要的是它總是中國力量的根本源泉，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它可以說是全體中國人最寶貴的永恆財富。因此，保持中國這一巨型國家統一完整與穩定和平，不僅是最好的中國傳統之一，也是中國未來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的最大依靠。不能讓世界上任何人懷疑中國在這方面的決心。
如果要形成尤其對當代和未來中國適切的某種「論列強」，那麼以下的觀察和總結也特別重要：現代歷史開始以來，有若干國家成功地達到並且經久維持了頭等強國地位；還有一些國家雖然成功地崛起為頭等強國，但只是曇花一現，迅速衰敗；另一些國家曾力求成為並且接近了頭等強國地位；但終究「中途夭折」。中國值得嚮往的崛起當然只是指第一種類型。就現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經典史例看，此類強國大致都是在其崛起過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項條件的國家：第一，實現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創新：在基本的生產技術方式、社會/政治組織方式和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國際觀方面的創新。第二，享有歷史性的重大機遇，包括世界政治經濟的時代潮流性的變遷、前超級強國和其他若干強國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減、主要對手的大戰略重大錯誤；重大國際權勢鬥爭提供的、頭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預」的機會。第三，具備本國的「基礎設施性」條件，包括足夠的國家規模(人口、幅員和自然資源)；總體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應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戰略裨益；適當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礎、社會基礎和政治體制基礎；強有力和相對高效的國家機器；構建和發展前述兩者的國內改革甚或革命。第四，基本正確的中長期國家根本目標、「外交哲學」和大戰略傳統；充分建設、加強和動員本國的力量資源；做出關鍵性的戰略機遇正確選擇；大體奉行「戰略集中原則」，避免敵手過多，避免與敵手的對抗過久、過頻，得到關鍵性的盟友，構建關鍵性的國際體制。第五，贏得命運攸關的一兩場「根本較量」。參照這樣的世界史經驗，將大有助於明了一系列屬於基本方向性的問題，它們對中國大有意義。
《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的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筆者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A. A. Knopt, 1962, p. 7.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p. 162-163.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86.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100.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71.
轉引自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Longmans, 1971, p. 87。
參見《論列強》全篇，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p.65-101。
在受其影響的這兩方面比較突出的兩個例子分別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德國帝國主義觀念和當代引起世界性廣泛注重的《大國的興衰》一書。前者參見本文論述和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9, essay 2: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後者即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esp. pp. xxiv-xxv。當然，前者顯然有違蘭克的精神，後者則並非全盤套用蘭克的模式。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8-9.
「他的注意力始終停留在業已過去的禍患，那是(歐洲)體系由於其成員中個別國家的霸權追求而經受過的。他信賴歐洲的天賦才能，因而確信歐洲大陸將來會一如既往地繼續克服這些威脅。」參見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8-9。
(11)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10-11.
(12)所謂洲級大國，是指地緣政治思想家麥金德所說「基於半個大陸的資源之寬廣基礎的巨型強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M. Kennedy)所說的「擁有巨量人口和工業力量的超級大國」。參見Paul M.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M.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pp. 47, 48。
(13)A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
(14)倫茨、德爾布呂克、欣策和邁內克的這些言論俱見於Ludwig Dehio,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in 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9。
(15)Ludwig Dehio,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pp. 86-87.
(16)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1962.
(17)英國史學大家巴勒克拉夫說：「在英語世界，對作為一個當代政治問題的兩極狀態已有大量討論，但在歷史方面去闡明其根源的努力尚做得極少。首次宏觀地去處理這一問題的努力是路德維希·德約的《均勢抑或霸權》，其中的論辯我在《變遷中世界的歷史》(牛津1955年版)一書內為英語讀者做了簡要的概述。」參見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7, p. 94.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當寫到18世紀初北方戰爭的國際格局後果和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體系構造時，使用了德約首創的「側翼大國」這一關鍵性概念，連同此類國家對歐陸強國的大制衡作用。參見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 107，318.喬治·莫德爾斯基在國際政治學領域提出的著名的「世界政治大循環」學說，無疑很大程度上植根於如後所述德約關於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海權歷史哲學」。參見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since 149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18)關於作為歷史學家的西利及其主要著作《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和《不列顛政策的成長》(Growth of British Policy)，參見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pp. 344-349。
(19)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pp, 13-15.
(20)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xlviii.
(21)關於中國現當代民族主義的這兩方面的意義，詳見時殷弘：《中國歷史之中的連續和變革與中國現當代民族主義》，載《外交評論》，2010年第1期，第19-21頁。
(22)詳見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ign Policy Ramifications," in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3.
(23)「復興式民族主義」概念取自Wang Gungwu,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Wang Gungwu,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si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p.114。依據該論文，「復興式民族主義」起初浮現於19世紀末的中國，「結合保存與更新這兩個要素，但更直接地將對一個輝煌往昔的信仰與對一個偉大未來的想像聯結起來。」Wang Gungwu, Bind US in Time: Nation and Civilization in Asia，p.115。它在當時的內涵反映了這兩個要素，主要關切光復主權、統一被分裂了的領土和復興民族自尊，強調保存或重新發現傳統價值觀，強烈傾向從被讚頌的往昔出發展望未來，集中關切人民的民族和歷史身份意識。
(24)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 86.
(25)Paul Kennedy，The Rise of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92；[美]戈登·克雷格、亞歷山大·喬治著，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武力與治國方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4頁。
(26)轉引自Ca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p. 87。
(27)Edward V.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p. 31.
(28)時殷弘：《制衡的困難——關於均勢自動生成論及其重大缺陷》，載《太平洋學報》，1998年第4期，第48-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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