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晚年的政治安排：不遺後世憂也
後人常常奇怪,隋煬帝三征高句麗導致王朝覆滅的歷史近在眼前,也是唐初君臣屢屢加以批判反省的反面教材,而為何唐太宗在其晚年卻偏偏要重蹈覆轍,無視勸阻不惜國力,甚至拖著病體親往前線。
以傳統的諍臣進諫、明君納諫這樣一套儒家的老理論看的話,很容易就會歸結為,太宗晚年不行了也昏庸了,魏徵一死就再沒人能給皇帝出主意了,當然皇帝也不聽大家的了。
但或許這樣的思維慣性可能會造成只看到歷史表象,而忽視了政治運作中內部發展邏輯。畢竟唐太宗能成就輝煌大業,很難簡單地全部歸功於魏徵等人在旁的監督納言,在君主集權的體制之下,君主個人所發揮的主體作用,往往要遠在群臣之上,尤其是唐太宗這樣一位並不昏庸的君主。征高句麗一定有其必然的內在因素。
拒不接受隋唐正推行的新世界帝國秩序的高句麗,無論對於隋煬帝還是唐太宗來說,都是一定要解決掉的,否則很難最終將自己的邊疆秩序真正穩固下來,只是什麼時機以什麼方式解決的問題。
在這個方面隋煬帝大刀闊斧操之過急,結果一敗塗地,而善於從歷史中總結教訓的唐太宗卻要穩健得多。從史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出,至少在貞觀十七年(643年)之前,雖然一直都在密切注視半島內部動態,但是太宗始終堅持引而不發的策略,並沒有顯示出要大動干戈的跡象。
事情的改變發生在貞觀十八年(644年),在聽了出使回來的大臣相里玄將彙報說調停高麗和新羅矛盾失敗之後,太宗第一次明確表態高句麗「不可以不討」。接下來就是大臣們一番忠言逆耳要偃武修文之類的,而已經下定決心的太宗卻一意孤行剛愎自用。
當時太宗為了師出有名,也給出了七大理由:權臣蓋蘇文弒君、高句麗違詔、拯救新羅、收復遼東、雪隋代之恥、恐為後世亂源、大定天下。其中大多都是老問題,像蓋蘇文弒君、拯救新羅也不是才發生的事情,而早幾年面對同樣的態勢,太宗也並沒有就立刻火冒三丈「不可以不討」,只能說一定還有其他一些新的因素在這一段時間裡發生了改變,這就是第六條「恐為後世亂源」。
其實,太宗本人對這個原因也向一些近臣有所透露,「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甚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如今只剩一個高句麗的問題,如果我不能解決,那麼在我身後下一任也必定要去加以解決。而且很可能到時候是在一群謀臣的慫恿之下,被裹挾著出兵,我現在親自來處理這個問題,是為了不給後代留下隱患。
太宗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如果遼東問題留給被大家公認為性格懦弱的太子李治,這個兒子有能力去駕馭那些個個都功勛蓋世的驕兵強將嗎?顯然不能!所以這個問題還必須得要老子來解決。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貞觀十七年晉王李治被立為太子,十八年遼東政策開始大幅度激進,有了這個時間上的前後關聯,就很難用晚年昏庸窮兵黷武去解釋太宗的遼東之戰了。
由於舊太子李承乾和弟弟魏王李泰爭位,結果雙雙出局,年方15歲的晉王李治最終意外地被確定了太子的接班人地位。但是對於十分善於識人用人的唐太宗來說,他當然能一眼看出自己這個兒子的致命缺陷,就是性格懦弱實在不是個搞政治的料。
加之太宗身體狀況不佳,隨時都有走人的可能,而由於武德和貞觀年間都沒有濫殺過功臣,將來太子即位很可能會面臨一個龐大的資歷深厚的老臣集團,這對於缺乏政治經驗和過人手腕的李治來說,真是相當難以處理。
一旦措施不當,李唐江山都有易主可能。經歷過太多風雨的政壇老手唐太宗,當然不可能昏庸到這點都看不出來,而這也必然是困擾晚年太宗的最大心病。
和他不年輕的老爸李淵當了皇帝以後短短几年一口氣生了三十幾個兒女不同,李世民不是那種輕易就喪失進取心的君主,面對接班人不甚理想的局面,太宗還是依舊以最大限度的積極態度來加以解決。解決的方法無非幾條,一是加強培養,希望太子本人能夠迅速成長,二是刻意提升太子在眾臣之間的威望。
在親征遼東之際,太宗安排房玄齡留守長安、蕭瑀鎮守洛陽,而太子李治與太宗同行至定州,於定州監國。留在太子身邊輔佐的包括高士廉、劉洎、馬周這樣的豪華班子。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要給太子也就是未來的君主,選擇一個靠得住的輔政班底,這個可能比期待太子本人成長更現實,在出征期間安排太子監國以及各位留守大臣各司其職,也是太宗在觀察了解大家對於未來君主態度的一次良好機會。
房玄齡這樣長期跟隨太宗身邊的老政治家,當然是看得出主子這點小心思,所以儘管被賦予留守長安便宜從事的大權,但是卻比以前更加謹小慎微,凡事上奏取旨不敢造次。
將來的顧命大臣,太宗能選擇的範圍其實有限,無非長孫無忌、房玄齡、李靖、李勣這批貞觀老臣。於太宗個人關係而言,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從秦王府到玄武門再到凌煙閣,飽經各種生死考驗,忠誠度和能力都不成問題。但跟老子的關係肯定不能被想當然地自然嫁接到兒子身上去,否則很可能會追悔莫及,歷史上也不缺少霍光王莽這樣的教訓。
在這些人里,李靖和房玄齡年紀偏大,未必能等到李治接班,而且房玄齡在太子爭位的過程中始終態度曖昧，沒有表達過明確的立場(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後來被卷進了一起反對高宗李治的謀反案件,或許透露出了些許老房的政治傾向),但是顯然不是堅定站在李治一邊。這都是無法取得太宗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李靖和房玄齡只能被排除在外。
軍中最具實力的老軍頭李勣當然是一定要爭取的,但是軍方背景也決定了李勣不適合出面擔任頭號輔臣,非但不能擔任首輔,還得時刻加以約束提防。那麼剩下的最合適人選那就一定是李治的親舅舅長孫無忌了。
正如前述,李治之所以能被確立為新的太子,完全是長孫無忌極力爭取的結果。並沒有太大野心而又資歷極高的親舅舅出面來輔佐自己外甥,這可能就是當時最為理想的接班格局。
在李治做了太子不久,太宗一度有以吳王李恪再次換儲的念頭,但是長孫無忌堅決地勸阻了太宗這一想法。太宗雖然也知道那是因為李恪不是長孫親外甥的緣故,但經過權衡還是最終向長孫妥協。
在從遼東前線回來之後,唐太宗又一反常態,連續以非常牽強的理由處決或者流放了多位權高一時的重臣,比如劉洎比如張亮比如蕭瑀,這些行為又大多被後人視作是太宗晚年失政的表現。
但是如果再仔細分析,這些被陸續清理出核心權力層的各位,他們多多少少都有著和長孫無忌關係不睦、挑戰過長孫權威的政治老賬。為了將來的李治-長孫無忌政治框架的最終穩固,唐太宗也不得不拼上老命以一世明君的聲譽為代價來做一回惡人。
而深受長孫無忌欣賞的年輕一代褚遂良卻迅速被提拔上升,直至成為長孫最得力的副手。這樣我們就能認識到太宗晚年的整個安排意圖:以長孫無忌輔佐高宗李治,以褚遂良保護長孫無忌,全力以赴確立長孫無忌的輔臣地位,構成下一代君臣結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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