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何處建一所精神的廟堂
記得十二年前四處採訪藝術家，常要往京郊跑，回程時難以叫到計程車，在烈日下走在麥田裡，小樹林里，沿著農村的土路一點點接近城市。寫的是藝術但行程卻像是京郊大地的記者。
那些年裡，藝術家的工作室多在遠郊，離群索居，尤其那些從海外回來有工作室經驗的藝術家，越是要在偏僻的鄉村建立工作室，誰也不挨著，寧可和農人做鄰居也不和同行扎堆。一是免受拜訪打擾，二是年限長不被拆遷所困。
但十年的經濟社會變遷，眼看藝術家們當時無論避到多遠，那村落都漸漸城市化，雞犬相聞的村子起了高樓，或是政府征地另有他用，也有少數村落倖存但湧進大量藝術家建工作室，機構進駐，做畫廊，做水準很差的美術館，，因為家屬跟進，各自開起了家鄉菜，變成了餐館美食村，魚龍混雜的暖昧氣息，是人間世相，不知道對創作上的利弊全看藝術家怎樣衡量。
而多數藝術家的工作室生涯都是動蕩不安的，黑橋環鐵大量藝術家扎駐十數年後，建築和院落都剛有些生機，用財力用人心在城市邊緣滋養一處安居，常是一紙拆遷令貼在紙門上，勒令一個月內必須搬走。很多工作室本身就是房東違建，藝術家乾脆收起打官司的心思，只是專心領尋去處。但這樣不斷遷徙的工作室每次搬家後的零落瑣碎對工作來說非常大的破壞。
每次能在歐洲探訪工作室時常為中國藝術家羨慕當地藝術家能享受到的安定和靜謐，工作室無論格局大小還是身處鬧市或鄉村，你都能感受到藝術家與此處的緊密聯繫，不帶著惴惴，不是隨時要打包搬遷，他和他的作品都在此處生長，在此處誕生的作品雖然將會出現在畫廊里，某人家宅中或是美術館，但是它的來處帶著情感意味的私密性，它是在某處呈現出伊始的混沌，直至出現成形的生機。
藝術家需要工作室常如同僧人需要廟堂，修道士需要靈修院，孩童需要後花園，是為避世是為庇護，又是入世的密徑，只有花在工作室里的時間是真正的坦然，時間的流逝凝成價值，痛苦喜悅沉默都變得值得。
我見過可能是世上面積最小的工作室，是藝術家王一凡在北京金台路城中村的一片廢墟中執著留守的一個小屋。小屋四處已無可依傍，皆是斷磚瓦礫，他還堅持留著一個面積不過兩平米的院落，一個小型的起居室，衣食用度井井有條，坐在他的茶案前飲茶身後要靠著馬桶。他那常年工作的畫室就在起居室的一側，僅有幾平方米，光線從墨綠窗欞極盡所能地透射進來，照在小而精緻的畫布上，布面呈現的卻似永不落幕的人間劇情。在許多藝術家儘可能地在遠郊尋覓上千平方用度的畫室時，王一凡依賴著這間小畫室，身旁堆積的畫框讓人只能側身而入然後必須端坐在架前凝神於畫布。出了門去就是等待拆遷的衚衕鄰人三兩聚坐閑談，走出衚衕就是老北京吃食的小館，他也照常這樣穿行來往著，藝術家在這樣的生息場所打造了一個自己的精神廟堂，和世界全無干係又自己創造了世界的中心。
歐洲藝術家就常喜歡給自己的工作室賦予私密感，除少數必須到來的參訪者外，他們一般不會邀請人到自己的精神暴露處。法國女藝術家歐布涅克布萊吉特將工作室安置在波爾多深處一片曠野的石頭房子里，從房屋外很難發現入口，隱蔽的小門必須蜷身進入，又得撲嗵跳下半米，整個工作室是半地下室的結構，採光皆從屋頂圓玻璃窗，像修女每夜向上帝禱告的小屋，一個古老案几上擺著從中國淘來的古扇，小圓鏡，有時她拿來照著自己在畫布上畫出變形的自畫像。晚間曠野上吹來呼嘯的風，石頭牆壁幫她抵禦著世間的寒冷，她生起小壁爐，火光和燭光照映著那些牆壁上的小油畫，畫中是當地神話里特有的長著長毛蹄的小仙人。現代文明無論怎樣席捲著整個歐洲大陸，這位藝術家還是樂意選擇著如同中世紀般的生活，雖然也享受著電燈和電暖氣，但她儘力使這裡顯得原始和肅穆，在趕完這批展覽的作品後，她穿起漂亮的kenzo外套打扮得任何一個時髦的法國女郎一樣，從小門裡鑽出，開車回到巴黎的公寓去了。
無論在怎樣的條件下，藝術家都儘力為自己製造一個與精神相通相適的場域，工作室也顯示著藝術家正經歷著怎樣的生活和思維的狀態，他們在世間何所獲取何所付出，那些可供人參觀的工作室就像是向世人敞開的有心塑造的精神圖像。
我去過位於布拉格一個國營老工廠辦公大樓改建的工作室，當地最具盛名的倆位藝術家共用一室，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們的創作方式，是房間里堆滿了數以千計的紅白葡萄酒瓶子，感覺他們和助手都是帶著醉意以一種狂歡的方式在工作，整個工作室瀰漫著一種末日頹唐的即視感。藝術家帶著只活最後一天的語氣談起每件事情，像是世界就要崩塌而我們此刻必須麻醉恍然。當然他們的作品也帶著這樣強烈的氣息出現在歐洲的各大展覽上。
也有一種帶著強烈物質刺激的工作室，比如作品相當昂貴的中國某位藝術家，院落處在高端畫廊區，院里停著限量版法拉利跑車，名貴的花園植物，空曠整潔的上千平的工作間， 他西裝筆挺地坐在沙發上並不時告訴我每樣東西的來歷，比如我手邊的毛毯是愛馬仕的限量款，案幾是從義大利名貴作坊定製，讓我在限量咖啡豆和限量龍井茶葉中選一款，盤中的蓮子是每年僅在某地區出產數公斤的頂級恩物，在我開始談及他作品的時候他突然起身指著沙發說：它，也是愛馬仕的。我只能停下工作再次打量他的滿身名牌和腕間的名表，但描述這些我並不帶著任何貶義－－藝術家的成功都並非偶然，他的才華讓他值得擁有和享受這些，何況他們從饑饉艱難的歲月里成長起來，到他們有能力擁有物質的今天，這些確實可以作為證物去印證他們的努力和付出，凡事總會有一個相應的方式來體現結果。
這種刺激也讓我回憶起一個相當難忘的工作室採訪，一幫藝術家住在一棟聯排工作室里，這裡廉價的原因是因為房東提供不了冬日採暖。我和攝影師等待他的上一個採訪結束，二人幾乎凍僵。他先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太陽式的電暖氣，結果在這兩百平的屋子裡沒用，後來他乾脆邀請我們去他樓上稍微暖和點的睡房等著。我一輩子都會記得我和同事坐在破席夢思墊子上圍著藝術家的棉被，吃著冰桔子哆哆嗦嗦地用他的小電視看他拍的影像作品。採訪結束後他給我們做了一鍋蒙古手抓肉和酸菜羊湯，配著一鍋熱氣騰騰的大饅頭。那是他剛來北京的最初一年，而後他靠那些作品獲了無數藝術大獎，搬到柏林去住了。他發來的工作室照片是在一個有著大窗的上百年的建築，我看到他身後有一排暖氣，知道他這一生都不太可能再受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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