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胡雪岩的破產葬送了清朝最後一次復興的機會？

19世紀的世界，經歷了劇烈的變化。

眾所周知，西方人大航海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運回歐洲的，也只是香料、絲綢這樣的奢侈品。

而漫長的距離，讓這些異國風味，價等於黃金白銀。

這正是《白銀資本》一書中所總結的，只是由於「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從美洲得到了大量的白銀，才得以參與到中國和印度主導的「全球經濟」之中。

這個時代里，歐洲人還只是一群冒險家和掠奪者，他們佔領貿易據點，驅使文明程度還在原始階段的土人為他們提供香料。

幸運的是，他們的蓋倫船足夠堅固，可以遠涉重洋，在一個個貿易據點建立之後，就開始尋求在東方的「全球經濟」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來到東方的荷蘭人並不滿足於香料種植園中的鞭子，他們操著大船來到了東亞，用大炮和火槍同中國本土的海盜、海商們分潤從日本平戶到台灣再到福建的生絲貿易線。

同時，依靠他們的武力和中國海盜爭奪馬尼拉和巴達威亞的白銀之路。

此時，他們還只是海洋的車夫，滿足於點對點的貿易差價。

油畫上的荷蘭船

直到英國人的崛起，改變了以上的一切。

以往我們的教科書總是將工業革命視為英國崛起的根源，事實上，他們在海洋上的擴張遠比這個更早，取得霸權還要早於工業革命100年，甚至我們應該說，工業革命只是這個漂浮在軍艦上的帝國的造船造炮的副產品罷了。

在工業化初始階段，以年為單位的跨大洲航行，事實上限制著貿易品的種類，那些剛剛起步的工業品，在高額的運費的重壓下，並不能顯示出摧毀一切傳統經濟的威力。（這一點，可點擊三解文章《1840，究竟是不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當然，蒸汽機的出現本身也不是為了紡紗織布，而是為了英國的鋼鐵。

英國在中國和印度主導的「全球經濟」當中，並不甘於荷蘭曾經擔任的角色，這個帝國更關心對於佔領地的管理和重塑，更關心將自身習慣的商業規則進行推廣，更關心對於任何他認為的「野蠻民族」的開化，而這一切所有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一個以英帝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規則和金融規則。

英國非常幸運，以東方為中心的「全球經濟」，自始至終只埋頭於生產和區域性的交流，比如中國和印度的海船，最活躍的地區一直沒有跨出波斯灣和東南亞，面對洶洶而來的西方商船，更是節節敗退。當歷史的指針指向19世紀，曾經的世界工廠印度已經大半成為英帝國的一部分，80%的中國對外貿易也完全掌握在英國商人的手中，與之對應的十三行行商和諸多華人買辦，則始終處於被動的中間商的地位。

外國人筆下的中國船

倫敦簽發的匯票已經可以在廣州和加爾各答暢通無阻的使用，唯一的缺憾，只是中國磅礴的生產力和消費能力被廣州口岸遮蔽在身後，令新的「世界經濟」無法染指。

這個時代，從新世界運回的商品，也變成了茶葉、糖、咖啡，先是貴族們的享受，逐步變成曼徹斯特女工的生活必需品，而這些舶來品所產生的消費和稅收，又為大英帝國的大炮提供了足夠的炮彈。（這一點，可點擊三解文章《小小茶葉，改變鴉片戰爭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這種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的正向循環促進，才是大英帝國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隨著西方工業化水平的提升，長途航運的成本越來越低，貿易的範圍也開始擴大，英國人對於中國生產的生絲和棉花，都表現出十足的興趣，這些能夠滋養工業的廉價原料，成為新時代的遊戲主角。

同時，軟弱無力的清王朝並不足以抵擋英法列強的武力威脅，只能將它的市場一步步開放。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種開放並不是英國商人遍地開花，向中國人推銷他們的窗帘和刀叉，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描述的：

外國貨在內地的銷售基本上是由華商控制和通過傳統的貿易渠道進行的，出口貨的收購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輕而已……在進口和銷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說在華的洋行逐漸變成了設在上海和香港為當時已有的中國商業體系服務的代理商，也許並不算誇大其詞。

換言之，西方經濟體系並沒有主動摧毀中國舊有的經濟體系，而是通過買辦群體尋求與傳統經濟體系的對接，這種格局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後果。

一方面，在晚清中國的外國商人實質上在為中國的商業體系服務，而不是進行控制；另一方面，上海和香港經營的進出口業務幾乎完全操於外國人之手。最終執掌一切的上帝，變成了金融資本。

1773年12月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漫畫，北美青年傾倒的茶葉就是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中國茶

更進一步說，與外貿相關的金融和工業加工、服務事業，也在外國商人的控制之下，比如外國銀行通過壟斷對外貿提供資金，也控制了外匯市場。它們還是白銀流入和流出中國的渠道，並且決定白銀和黃金價格的漲跌。直到1935年，上海市場的官方外匯匯兌率都是根據滙豐銀行當天的行情作出的。

正是由於這樣一個二元結構的經濟體系的存在，其對接點上存在著無數的漏洞和缺口，為中外商人們都創造了一夜暴富的機會。

上海英文報紙《北華捷報》1867年4月16日報道一位普魯士商人的見聞：

1860年代以後，中國沿海的中國和西方商人進行絲茶投機，主要由於每年旺季初到時，外國市場的大量需求所致。

同樣的情況，在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麥華陀1869年4月20日的報告中也有觸及：

本國市場對每季最初運到的絲茶所付異乎尋常的價格，對誘發這裡不顧一切的投機精神自然有影響，首批到達產品投放市場時……造成了價格上漲。

怡和洋行經理波斯衛1856年從上海寫信說：

「中國人談到出口7萬包（生絲），除非缺乏銀元，迫使價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國人認為投機買入不會吃虧，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國近代商業革命》）

毫無疑問，胡雪岩在1881年開始對生絲行業的投資，也是上述投機行為的一部分，而他的金融帝國，在承辦海關銀號匯兌業務之後，實質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社會和西方貿易體系之間的中間人。

大量發行錢票的錢莊服務著傳統中國的商人和民眾，並在銀錢兌換等業務中與洋商建立聯繫；而承辦清政府地方海關匯兌業務的銀號、票號，主要面向外國外貿商人收取關稅，並將之匯兌至清政府手中，又擔當了清政府與洋商之間的橋樑。

一般意義上講，胡雪岩的角色應該左右逢源，然而，在19世紀這樣一個變化多端的時代，任何穩固的東西都可能一夜間動搖。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作為生絲主產地的中國大商人們，一直以上文中所說的投機方式來追逐倫敦市場的價格變動，並通過短期的囤積牟取價差暴利。（這一點，可點擊三解文章《胡雪岩的最後一戰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

而且，由於中國到英國之間漫長的海路，實際上是由英國貿易商獨立走完的，中國的投機商人只需要在上海這個物資集散地等待當地價格的變動即可出手，而英國接盤俠們卻要承擔緊俏商品旬月之後抵達倫敦的價格風險，這才是真正的賭博。

只不過這種賭博在西方商人遍布亞歐大陸的金融體系、保險體系和航運體系支撐下，輸得起，而中國商人卻沒有這樣優良的融資、避險的工具，所有的風險都需要自己無限責任地扛下去。

很快，技術的進步將西方商人這道風險也降到了最低。

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將日本長崎到上海的海底電纜拉到了吳淞口外，並與英租界的電報局連接，有線電報將倫敦消費市場的價格和上海的供貨市場的價格無限拉近。（這一點，可點擊三解文章《史上最蠢陰謀家，盛宣懷陷害胡雪岩破產險些同歸於盡？》）

在此條件下，胡雪岩通過主產地囤積抬價獲取定價權的遊戲已經註定失敗，同樣，晚清依靠海量出口所創造的經濟繁榮和白銀凈流入，也因為國際市場上的金銀比價變動而流失殆盡。

國際市場的銀價變化，一方面使得上海灘的「實銀」流入減少，重創整個需要白銀的中國經濟；而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出口商品數量卻沒有帶來出口貨值的對應增長，正如一位英國商人在1890年所說的，同樣品質的生絲，20年前同樣的價格可以購買1磅，而今天，卻可以買到1.5磅，更可怕的是，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了1930年前後……

這兩個方面的負面效應，在整個中國近代史愈演愈烈，而晚清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也每況愈下，曾經充裕的民間商業資本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機危機中蒸發，前有1883年的股災，後有1910年的橡膠股票危機，前者葬送了中國金融自主的機會和中法戰爭的勝利，後者則直接將大清王朝掃進了垃圾堆。

而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由於19世紀中國經濟的結構缺陷，只能依附於國際市場，換句話說，只能依附於英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

唯一一次翻身的機會，不過就是洪楊之亂後，湘淮軍在江南的肆虐，將此地沉澱了600年的民間財富發掘出來，投入到流通領域之中，進而形成的自有金融體系的資本繁榮，無論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他們的洋務嘗試的財源，實際上均發軔於此，然而，顢頇的大清朝，甚至洋務派官吏們並沒有如此的慧眼看穿歷史的迷霧，對於這個機會和危機都是不聞不問，甚至落井下石。

所以，在胡雪岩們的最後時刻，本質上仍是「以一人敵一國」，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面對的形勢別無二致。

而這，正是中國近代史最大的悲哀。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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