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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共讀《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第一章:未來不迎,過往不戀

好書共讀之《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與你一起探尋歷史上的牛人如何解決難題!

第一章:未來不迎,過往不戀

扎馬步只有兩個動作要領,第一,扎穩底盤。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價值源頭,自己要有和他人協作產生財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東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沒什麼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為、一切奮勇的追求都是為了我自己的成長,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01 一個公務員的海市蜃樓:張廷玉

有時候,我們讀一本架構非常恢宏的書,讀完之後對整體架構沒什麼印象,反而是其中某一個章節的某一個故事或者情境,會帶給我們特別多的啟發。比如說《飢餓的盛世》,它的作者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民間歷史學家張宏傑先生。這本書寫的是有清一代乾隆朝的整個政局,但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卻是其中一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張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號澄懷居士,29歲就中了進士,他老爹是康熙朝的大學士張英。

在他小時候,有家學淵源;當了官之後,還有老爹天天指點朝堂政治怎麼玩;他自己稟賦又很好,氣度沉穩,一看就有人臣之相,幾乎就是給大清王朝量身定製的一個宰相種子,好機會就是給這種人留著的。

張廷玉33歲時,被康熙皇帝賞識,「奉旨侍直南書房」。

其實張廷玉在康熙這一朝當的官並不大,最高只到侍郎一職,相當於現在的副部級官員,他真正飛黃騰達是在雍正爺當政的時候。

雍正一朝,「配享太廟」的榮譽

雍正即位元年,發現張廷玉這個人很能幹,就提拔他當了正部級的禮部尚書,但是又不讓他去禮部上班,而是留在自己身邊「暫襄政務」。所以,張廷玉在雍正朝的13年,一直是雍正的大秘書。

後來張廷玉的官就當得很大了,比如說首席軍機大臣、保和殿大學士,官前又掛了太子太保,還分管吏部和戶部。吏部和戶部在六部當中地位最高——吏部管官,掌人事權;戶部管財,掌財權。也就是說,人和錢這兩個最核心的權力都掌握在張廷玉的手裡。

張廷玉和雍正的私交也非常好。當然,清代皇帝有喜歡作秀的傳統,雍正就經常製造出一些非常戲劇化的情景,讓史官、近臣們傳揚出去,造就一段又一段的「佳話」。

雍正五年(1727年),有一次張廷玉生病請了幾天假。雍正皇帝就對身邊的侍從說:「我這兩天胳膊疼。」侍從驚問其故,雍正皇帝說:「我為什麼胳膊疼呢?因為張廷玉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現在生病了,所以我才會覺得胳膊疼。」這件事就誕生了一個劇本,被四處傳揚,意思是君臣相得。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張廷玉請假回老家省親,從北京到安徽桐城路上一來一去得走幾個月。雍正皇帝想他想得不得了,就用寫情書的筆法給他下了道聖旨:

朕即位十一年來,在廷近內大臣一日不曾相離者,惟卿一人,義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然於本分說話又何嘗暫離寸步也。

大概意思是,我們君臣相守這11年,不曾有一日分離,現在卿家走得遠了,朕心裡思念得緊啊!

這也是皇帝製造給外廷看的一段君臣佳話。

雍正這個人雖然在歷史上是有名的殘忍、不好伺候,但是他確實還有一點性情,喜歡把事做盡做絕,好要好盡好絕,壞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把你剮掉。終雍正一朝,碩果僅存的大臣只有兩位,一位是鄂爾泰,一位就是張廷玉。

雍正皇帝跟鄂爾泰之間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別人說:「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意思是說,我相信他,比相信我自己還厲害。雍正皇帝就是這樣的性格。他臨死的時候,扶著床邊看著這倆寶貝,怎麼看怎麼愛,都說好基友一輩子,可這一輩子也到頭兒了,怎麼能永生永世呢?他就想了一招,臨死前下了一道遺旨,說鄂爾泰、張廷玉這兩個人死後「配享太廟」。

「配享太廟」可是當時為人臣者的最高榮譽,就是死了以後也可以做一個牌位,放在太廟裡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主牌的旁邊。這意味著,後世皇帝到太廟給自己的列祖列宗磕頭的時候,順便給他倆也跪了。一個人臣能夠享受到這樣的榮譽,那還了得?

聖眷不衰,看真本事

張廷玉能夠得到十幾年不衰的聖眷,還是有點兒真本事的。他為人比較清廉,不亂收錢財,不養小三。更重要的一點是,張廷玉這個人非常勤奮而且能幹。給皇帝當秘書很不容易,皇上滔滔不絕說一層意思,你就得馬上趴在地上把它寫成文字呈給皇帝。皇帝一看,這正是我的意思,然後下發給群臣。

普通人別說理解別人的話了,就是自己想好的話,把它寫成文字,可能也得斟酌再三。而張廷玉就有這個本事,只要皇帝說完一段話,他就立即能把它落在紙上,並得到皇帝的認可。皇帝每天往往有十幾道詔旨要下發,所以他的文筆和才思,可以說相當不簡單。

張廷玉也很勤奮,他當了50年官,執掌軍機處24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去上朝,「朝臣待漏五更寒」;他的記憶力也特別好,不管是封疆大吏還是底下的小官僚,每一個人的籍貫、出身、履歷、政績他都了如指掌,儼然一部活字典。可以說,他就是雍正皇帝的「度娘」(對百度的戲稱),皇帝想知道什麼找他一問,馬上就能知道,所以皇帝怎麼離得開他呢?怎麼能不視他為左膀右臂呢?

在封建王朝你要當一個名臣,光有這些本事還不夠,最關鍵的還有一條,就是不能跟皇帝爭他最重視的一樣東西——後世之名。這一條太難了,但張廷玉也做到了。

眾所周知,很多名臣都沒有好下場,比如說魏徵。唐太宗和魏徵這兩個人看起來君臣相得,魏徵死的時候,唐太宗還跑到宮廷最高的樓上望著遠處為他送葬。

但是後來唐太宗聽說,魏徵經常把寫給自己的那些諫諍奏疏拿給史官看,當時的史官是著名的大書法家褚遂良。皇帝心說,你來諫諍我,這是讓我留下千古佳話,可你拿去給史官看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想留下千古佳話嗎?你的所有後世之名還不都是老子我賞給你的?

這件事情觸怒了唐太宗,再加上一些關於魏徵結黨營私的傳言,使得唐太宗原來說好要把自己的閨女嫁給魏徵的兒子,現在不嫁了;有一次甚至怒髮衝冠,還跑去把魏徵的墓碑給推翻了,就是所謂的「親撲其碑」。

雍正爺也是如此。雍正朝有一個人叫楊名時,也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是一個好大臣,但就是太愛名。雍正皇帝最煩臣下這個毛病。你正直,你不貪,不還是為了你自己?這名兒憑什麼歸你呢?應該歸我才對。

而張廷玉這一點就做得特別好,正史里提及他的功績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一件是張廷玉給皇上上表,說咱們是不是要給守節15年的婦女立個牌坊?史官居然把這件小事寫到了一個在朝幾十年的大臣的傳記當中,說明他真的很少與人提起自己的功勞。

其實在雍正朝和乾隆朝的前半截,幾乎所有的重大決策里都有張廷玉的影子,但是沒人知道他到底起了什麼作用。說得不好聽一點,張廷玉真的是一隻「老狐狸」,讓皇帝一點兒把柄都抓不到,什麼都不爭,就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給皇帝家幹活,看皇帝還有什麼說的。

乾隆爺的「移動說明書」

雍正爺死後,乾隆爺登台。一朝天子一朝臣,張廷玉該倒霉了吧?沒有。因為乾隆爺登基的時候還很年輕,面對大清王朝這麼一架大機器,什麼零件使用說明都沒有,只能倚重鄂爾泰和張廷玉。

尤其是張廷玉。他歲數大了,乾隆爺一看他走到大殿門口,就趕緊吩咐人去把老先生攙進來。乾隆皇帝甚至在「出差」的時候都會把朝廷的事丟給他們倆,這就是乾隆皇帝前期對他們的態度。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遲早要發生的,就是張廷玉已老,總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台;而乾隆皇帝還年輕,總要扶持自己的班底。所以在乾隆朝的前十年,張廷玉心中一直記掛著這件事。這一天什麼時候到來呢?他不知道。但是該來的總會來,這一天終於在乾隆十年(1745年)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乾隆十年,鄂爾泰病死了。鄂爾泰性格比較張揚,乾隆皇帝早期的主要打擊對象就是他;張廷玉性格比較隨和,所以還沒輪到他。鄂爾泰死後,乾隆就要起用自己的人,他起用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訥親當首席軍機大臣。

張廷玉雖然當了這麼多年首席軍機大臣,但如今也只能退後。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時候,給張廷玉下了一道詔旨,說老先生你身體不好,我很心疼你,你就不必這麼早來上早朝了,可以在家多睡一會兒。這道詔旨一下,張廷玉心裡就明白七八分了,這是多麼清晰的政治信號。再加上張廷玉的大兒子也在這一年離世,老爺子經此巨大打擊也倦勤了,想退休了。像一架理性的政治機器一樣運作了近50年的張廷玉,現在心頭只有一個任務:怎麼才能平安降落呢?

想退休怎麼就這麼難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生態當中,人臣一旦到了權臣的位置,後半段的政治生活就很麻煩,要想安全降落,難度係數實在太高。現在張廷玉面對的就是這種困境。遍翻史冊,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只有唐代的郭子儀一人。曾國藩對他評價說:「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郭汾陽就是郭子儀。

但是郭子儀到晚年位極人臣的時候,也是機關算盡。舉一個例子,唐代宗李豫當朝時,有一個叫盧杞的官員到郭子儀家拜見他。盧杞時任御史大夫,一看就是將來的政治明星。郭子儀趕緊吩咐家裡的女眷,讓她們躲起來。他的夫人、小姐就問:「我們為什麼要躲他呢?」郭子儀說:「你們有所不知,盧杞此人長得丑,心眼又小,他來的時候萬一哪個丫鬟婢女沒忍住一笑,他就會記恨在心。等他以後掌了權,我們郭家子孫一個都活不下來。」郭子儀為了能夠「軟著陸」,真是用盡心思。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皇帝大擺筵席,請朝臣來吃飯。吃完飯之後,張廷玉看皇帝心情不錯,就借著跟皇帝私下交談的機會,說自己歲數大了,腿腳不靈便了,記憶力也不行了,兒子也死了,現在能不能告老還鄉。

乾隆一聽,心說:「你是在埋怨我嗎?雖然我把你這本『說明書』收起來了,可萬一有什麼不懂我還得問呢。再說你是先帝下旨『配享太廟』的人,是死後有無上榮光的人,生前能偷懶嗎?」因此就沒同意。

但張廷玉不知趣,還跟皇帝辯論,說死後「配享太廟」、生前告老還鄉的,也不是沒有先例,明代的劉伯溫不就告老還鄉了嗎?

皇帝說:「你跟我辯論,那我就跟你辯辯。劉伯溫哪裡是告老還鄉的?他是被皇帝罷黜的,你要學他嗎?你怎麼就不學學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

張廷玉說:「諸葛亮那時候天天打仗;我命多好,遇到太平盛世,又遇到您這樣賢明的君主,所以我可以歇著了。」

兩人越辯,乾隆皇帝就越來勁,最後說:「看來你是對我沒感情了,古時候的忠臣是不會這麼乾的,你看哪個忠臣不是至死方休?所以你這個要求我不能答應。」

張廷玉沒辦法了,因為話講到這個份兒上,已經上升到對皇家、對皇帝本人是否忠誠的高度了,所以他只好叩頭免冠,嗚咽不能自制。乾隆皇帝說別哭了,讓人送你回家吧。

乾隆皇帝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跟百官說了這件事,說的時候很留餘地,不明說張先生這個事,只是說這個理。他說一個朝臣是不是要像張先生這樣,到老了就覺得我們皇家對他沒什麼用了,就把我們一腳踢開?不該吧?

這件事發生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張廷玉從此就嚇壞了,哪裡還敢再提。乾隆十三年的政局,不能說血雨腥風,變局的確是非常大的。

首先,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孝賢皇后死了,他心情不太好;其次,他掌握這個國家已有些時日,也有了基本的自信,所以他從前期比較寬仁的統治政策,變成了中後期比較嚴厲的統治政策。

這一年張廷玉的政治待遇也發生了兩次改變。第一次是出版《御制詩集》。乾隆皇帝雖然詩寫得臭,但是愛寫,一天能寫好多首,於是就要出版《御制詩集》,讓張廷玉來監製。後來,乾隆皇帝拿到印出來的書一看,竟然有錯別字!當然就要給他處分,「交部議處」。後來一次是因為張廷玉在給乾隆最珍愛的原配皇后寫的祭文里用到了一個詞,讓皇帝很不滿意,所以將他罰俸一年。

這兩件事對張廷玉來說,都是非常明顯的政治信號,就是說你失寵了,皇帝現在要給你點顏色看看。張廷玉當官四十多年,從來沒有受過處分,突然在一年裡連續被處分兩次,心理上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又不敢提,怎麼辦呢?只能忍著。這一忍,張廷玉的身體就更加不好了,牙也掉完了,腿也不行了,沒人攙扶已經走不動路了,說話也開始顛三倒四。

乾隆十四年(1749年)臘月,皇帝有一次溫語問詢:「老先生你最近身體怎麼樣?」張廷玉一聽機會來了,趕緊說還是想退休。乾隆沉吟了一下,說:「這麼著吧,別著急,你先回家,容我想想。」

第二天,乾隆皇帝就給張廷玉下了一道諭旨,說張老愛卿服侍我們祖孫三代,功勞是有的,雖說歲數大了,但是我真捨不得你,怎麼辦呢?這麼著,你自己決定,你要是下定決心了就走,你要是改主意了就別走。

其實從乾隆皇帝的性格當中,可以分析得出,他是想演一齣戲——我告訴你,你功勞很大,我捨不得你,但是你老了,我又想照顧你,怎麼辦呢?你自己做決定。最好你明天就上表說自己雖然歲數大了,走不動道了,但想了想還是捨不得皇帝,留下算了。那皇帝就可以再下道諭旨說,算了,你還是回老家吧。

但萬萬沒想到,張廷玉真是老了,他的政治智慧已經不夠用了,他覺得這是皇上默許他走了,然後就上表謝恩。乾隆拿到這份奏摺一看,說算了,我好人做到底,也不跟你為難了,走了就走了吧,就批准了。最後還加了幾句話,這幾句話意味深長,他說今年我四十多歲,等我五十大壽那一年,你就九十歲了,你要扶鳩進京,就是拄著你的拐杖再進京,我們君臣再聚。那意思就是,我們還要留一段佳話。你要離婚,要分床睡,那咱們就好合好散,你走吧。

一時糊塗,丟了伯爵

張廷玉回到家之後,腦子裡突然蹦出一個念頭——人走茶涼,破鼓萬人捶,牆倒眾人推,朝廷中我也不是沒對頭,我走了之後,他們要是天天在皇帝面前說我壞話,萬一「配享太廟」的榮譽不給我了怎麼辦?那我損失可就大了。這是我最後的哀榮,我能不能跟皇帝要一份保證書呢?

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了好幾天,終於鼓起勇氣跑到宮裡去見乾隆皇帝,說了一大堆,最後有一句話是「請一辭以為券」,就是請您說句話給我當個憑證,口頭的也行。

乾隆皇帝看著他,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心想:「你的意思是,你對我爹放心,對我就不放心了?」乾隆皇帝壓了壓火,說:「我答應你了,就給你這券,給你這辭。」張廷玉前腳回了家,乾隆皇帝後腳就給他寫了一首詩送家去了。乾隆皇帝的詩實在太臭,就不引了,意思就是,我也不是什麼堯舜之君,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你這麼好的臣子;但你是不是好臣子,將來我們倆這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知道,讓後世去評價吧。這首詩裡面雖未暗含殺機,但至少皇帝是不高興了。

張廷玉做完這件事情,緊接著又出了一個昏招。按照當時的君臣禮節,皇帝賞賜臣子一件東西或者應允你一件事情後,臣子第二天要到宮門前叩頭謝恩。可張廷玉覺得,好不容易提著一口氣把話說出來了,也得到想要的結果了,天氣這麼冷,我還是繼續睡,讓兒子進宮代為謝恩吧。

乾隆皇帝這下就暴怒了,你張廷玉果然對我沒有感情,你得到了想要的結果,居然都不來謝恩!乾隆皇帝就讓軍機大臣給他下旨,讓他「明白回奏」,到底是怎麼想的,是什麼心理動機。

當時的軍機大臣里有一個人叫汪由敦,後來也是清代的名臣。此人是張廷玉的弟子,他一看皇帝臉色不對,就趕緊寫了張小紙條讓小廝送到張廷玉家,提醒老師小心點兒。

可張廷玉真的是老了,他做了一件糊塗得不能再糊塗的事——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到宮門前去請罪。要知道,這時候皇帝的諭旨還沒到張家呢,這不是明擺著告訴皇帝有人給他通風報信嗎?張廷玉年輕時絕對不會犯這種錯誤,但他這時真的是方寸大亂,神智已昏。

這讓乾隆皇帝怎麼想?謝恩的時候你說有病來不了,一聽說我發火了,就立即跑來請罪,還有人給你通風報信,在我這兒搞「潛伏」?乾隆皇帝就下了道諭旨把他一通大罵,意思是,鄂爾泰好歹還平定了苗疆有點軍功,你一個秘書有什麼功勞?最後的處理意見是,我老爹說要讓你「配享太廟」,這我不管,就給你了;但是你的伯爵是我封的,這東西你得給我留下。反正咱倆沒感情了,你就走吧。

這下張廷玉可就沒招了,把伯爵這份不世出的恩寵生生地丟掉了。但是他也認了,準備來年三月賣賣東西,賣賣房產,然後就回老家。

難關徹底結束,落寞而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春風一起,正當張廷玉要南下的時候,又出事了。乾隆皇帝的長子永璜死了,這是乾隆皇帝最鍾愛的一個兒子,而張廷玉是他的老師。按照情分,葬禮是不能不參加的,所以張廷玉又以老邁的身軀參加了永璜的葬禮。初祭剛完,張廷玉又上表說要走。你想想看,還沉浸於喪子之痛中的乾隆皇帝,面對這麼一個沒心沒肺的老東西,還能饒得了他?

不過乾隆皇帝的手段還是比較高明的,他下了一道諭旨,問張廷玉:「你自己說,你還配不配『配享太廟』的榮譽?」這讓張廷玉怎麼說?張廷玉只好叩頭免冠,說自己死罪,說自己不配。乾隆皇帝就順水推舟,說既然你說不配,那就不給你了,你可以走了。

所以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張廷玉回到安徽桐城老家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伯爵的名分沒了,「配享太廟」的榮譽也沒了。當地的地方官誰還敢接待他?大家都得避嫌,只有他的幾個侄子把他接回了老宅。他「吱呀呀」推開大門,然後默坐半晌,從此就病了。

按說張廷玉被追奪了爵位,又被追奪了「配享太廟」的榮譽,落寞地回到了安徽老家,故事就應該結束了吧?沒完。因為乾隆皇帝心裡的惡氣壓根兒就沒出來。

終於,機會來了。有一個叫朱荃的人,是張廷玉的兒女親家,翰林學士出身,當時放了一任四川學政。放一任學政就是到一個省主持當地鄉試之前的科考,很多想參加鄉試的學生就會給他送拜師禮,這樣就能攬一大筆銀子回到京城。

清朝時,在京城當翰林是非常窮的,那幾兩銀子的俸祿根本養不活家裡,只能借債度日;怎麼還債呢?就得跟債主、當鋪說,將來我放一任學政就還你錢。

朱荃剛放了四川學政,就接到家報說老娘死了,於是他心裡就糾結起來,到底是要銀子還是回家奔喪呢?最後他做了一個決定:匿喪不報,直奔四川掙錢去。此事後來被人告發了,在當時的倫理環境中,做出這種事情的人就是禽獸不如,是典型的小人。

於是乾隆皇帝又來勁了,下了一道諭旨:張廷玉你和這樣的小人結為姻親,是什麼意思?你「明白回奏」。

說實話,乾隆皇帝這道諭旨有點兒不講理。張廷玉怎麼知道他的親家會做這種事呢?所以張廷玉寫的回奏也特別有意思,他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跟他結姻親的時候,也是稀里糊塗的,要不是皇帝您點醒,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現在才如夢方醒。就是說,我實在沒招了,我就承認我老糊塗了,您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乾隆皇帝一想,張廷玉伯爵的身份沒了,「配享太廟」的榮譽也沒了,還要怎麼懲罰他呢?這樣吧,讓他把我們家三代皇帝賞賜的所有東西,什麼字畫、小扇子等,都給我還回來。

皇帝派了內務府大臣德保去追奪這些東西。德保在臨行的時候,乾隆皇帝密授了他一段話。德保到桐城找當地官府要了兩百兵丁,直接就把張廷玉的家給抄了。

乾隆皇帝囑咐了他什麼?說你一定要看清楚,第一,他有沒有貪財,幾十年的宦海生涯,我就不相信他沒有積攢大財,你挖地三尺,只要挖出銀子我就辦他。第二,看看他回家之後幹了什麼,他參與了朝廷這麼多年的機密,有沒有片紙隻字誹謗朝廷。在乾隆朝,誹謗朝廷那就是殺頭的大禍。說白了,這次乾隆皇帝已經動了殺機,只要德保找到任何東西,甭管是張廷玉貪財的證據,還是稍微透露一點兒不該被外界知道的信息,張廷玉就活不成了。

我們不得不佩服張廷玉老人家的功夫,居然什麼把柄都沒被皇帝拿到,家裡不算窮,但肯定也不是貪官式的生活。所以後來德保回京復命的時候,講了張廷玉的很多好話。

但是後來皇帝不承認這件事,還解釋說我沒讓德保抄家,是他理解我的意思有點兒偏差。但是皇帝心裡清楚,這事他還得收口子。怎麼收口子?他又下了一道諭旨,把張廷玉痛罵一通,然後說念在三朝老臣的分兒上,朕不跟你一般見識,讓你這老東西自生自滅,然後免予處分。

這道詔旨下了之後,張廷玉的難關才算是徹底結束。但是他此時已經一無所有了,生前的所有榮譽、身後的所有念想都已經被追奪得乾乾淨淨了。就這樣,他又活了五年,終日默坐,不發一語,最終帶著完全落寞的心態死掉了。就像《紅樓夢》里那句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張廷玉為皇家死活打拚了50年,就落得這樣一個下場。

「卿不死,孤不安」

張廷玉死了之後,乾隆皇帝來勁了,說你還是不錯的,我還是很想念你的,我這人特別宅心仁厚,賜你個謚號吧:「文和」,「配享太廟」那是我老爹允下的,我哪能不給你?以前都是逗你玩呢。

乾隆皇帝這一套八卦拳打完了,他覺得自己仁至義盡,最後什麼都給張廷玉了,自己絕對是一個仁君。

這就是張廷玉的故事。這裡面誰是悲劇角色?乾隆皇帝壞嗎?乾隆皇帝才不壞,他一生只有一個目標,就是鞏固、加強屬於愛新覺羅家族的皇權。你以為他跟張廷玉玩心眼,就是貓逗老鼠逗著玩?不。他作為一個皇帝,他要當家做主。

我們要知道,一個皇帝最大的敵人不是什麼農民起義軍,那要好幾百年才出一回,他最大的敵人是官僚集團。他是孤家寡人,臣子都是職業經理人,天天想著占他們家便宜,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大臣結黨。可是雍正留給他的班底,一個是鄂爾泰,一個是張廷玉,所有的滿人都阿附鄂爾泰,所有的漢人都攀緣張廷玉。即使他們倆沒有結黨的心思,也不能排除其他人要借他們的意思跟他玩博弈。怎麼辦?得把他們倆一手一個敲掉。

所以乾隆皇帝前十年敲掉了鄂爾泰,後十年又有意無意地挖一條溝,讓張廷玉這股水順著他挖的那條溝淌,一定要淌到他滿意的地方。什麼地方?就是你名譽掃地的境地,讓一切想阿附、攀緣你的人發現,你這棵樹已經倒了。還是那句話,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你不倒台,乾隆皇帝的位子怎麼能坐得安穩呢?所以這件事看似有很多偶然,包括張廷玉使的昏招,最後自己作的這個下場。但是實際上從乾隆上台那一天起,張廷玉的命運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

自由主義的反面

當然,我們不是要批判皇權社會的黑暗,這個故事給了我兩個啟發。很多朋友都問我,說《羅輯思維》一直在提倡自由主義,那什麼是自由主義?

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我可以寫好多條標準。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活著的人,千姿百態,每個人的活法都不一樣。能總結出一個共同的標準嗎?太難了。但是在張廷玉身上,我找到了自由主義的反面。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如果沒法說清楚一件事物的定義,你就找到它的反面,說清楚它不是什麼。

在張廷玉晚年的官場經歷當中,我們能夠得到兩點啟發。第一點,張廷玉身處一樁完全沒法離婚的婚姻之中。張廷玉最後跟乾隆皇帝分手,說白了也不是離婚,只是分床睡。「我老了,陪不動你了,我能不能到那屋待著去?」但是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臣子所有的東西都是皇帝的,乾隆皇帝跟張廷玉博弈的內容是什麼?不是你能不能幹,不是你是不是清廉,而是你愛不愛我。當君權和臣子之間的博弈到了這一層的時候,皇權的鞏固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清朝以前,大臣和皇帝多少還有一層師友的關係,可是到了清朝,臣子就是奴才。什麼叫奴才?臣子的一切都是皇帝的,身體是皇帝的,體力是皇帝的,時間是皇帝的,包括情感都是皇帝的。所以乾隆皇帝非常在意的就是一點,張廷玉好像不太愛我,這也是他要搞張廷玉的一個原因。這是一樁沒法分解的婚姻,張廷玉和乾隆皇帝有點兒像兩個因為各種原因不能離婚的怨偶。我們都知道,無論是愛還是被愛都無度的時候,都是對愛最大的毀傷,這是最敗壞愛情的一種方式。

但是沒辦法,傳統社會就是這樣,你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你所有的東西都是皇家給的,你們是完全在一起的,他就是正面,你就是反面,掰不開。當兩個人的生命掰不開的時候,這段婚姻就了結不了,想擁有幸福生活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女人在丈夫出軌之後,心裡不舒服,就跟丈夫鬧。她們為什麼要鬧?因為她們沒有獨立的生活,覺得男人負了自己。很多女孩子在論壇里都問,什麼時候跟男朋友上床合適?因為她覺得,我跟你做了這一步,這輩子都是你的了,而你就是欠我的,我就不是我了,我們倆就是一體了。

用這種方式去看待愛情、婚姻和生活,是最為糟糕的一種方式。在你放棄自己立身的根基,將自己的生存依附於他人賞賜的時候,就沒有自由主義了,有沒有皇帝都一樣。

第二點,就是人不能有妄念。專欄作家馮唐曾經給妄念下過一個定義:妄念就是一個自己揮之不去,但又必須靠他人才能夠實現的願望。我在微博上轉發過這個定義,《21世紀商業評論》執行主編吳伯凡老師回復說:「這是我見過對『妄念』最好的定義。」

張廷玉一輩子不求身外之物,不要名,不要利,最後毀在哪兒?毀在「配享太廟」。他還是沒想到,千秋萬代之後,溥儀都不能住在紫禁城裡了,自己憑什麼「配享太廟」?他一生都在追求一個身外的目標,並且用這個目標來殘害著自己的生命,像個雜技演員戰戰兢兢走鋼絲一樣平穩度過了一生,最後卻被這個妄念給害死了。

這讓我想起了中國武術當中的一個基本動作,就是扎馬步。扎馬步只有兩個動作要領,第一,扎穩底盤。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價值源頭,自己要有和他人協作產生財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東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沒什麼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為、一切奮勇的追求都是為了我自己的成長,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所以,什麼是自由主義?從張廷玉這個反面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根底紮實,有自己的立命之處;第二,意守丹田,永遠不向外追逐妄念。

02 成大事者不糾結:曾國藩

十年前我讀過一本書,叫《戰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誰在戰天京呢?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一幫晚清中興名臣。

這本書替我打通了對那個時代的感覺。我個人對太平天國史包括晚清史感興趣,是大學時候的事情。但是,自從十年前讀完了這本書之後,我突然對那個時代以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有了一種親近感。

這本書將正史和野史雜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書信,用一種非常輕鬆的筆調,來描寫當時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非常好看。

而這本書里的靈魂人物就是曾國藩。曾國藩作為一個中興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從生死線上拉回來的那個人。

中興這件事,是歷朝歷代都曾夢想過的,因為王二小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誰不想有個人給自己打一針雞血,讓這個王朝又興奮起來呢?

但是中國古代每一次王朝中興,都不是特別理想。比如說著名的光武中興,光武帝就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但是這算中興嗎?劉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個王朝。南宋也號稱中興,但事實上只是在南方站穩了腳跟而已。

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興,其實就是晚清這一次。當時清朝就快要滅亡了,內憂外患,兩次鴉片戰爭加上太平天國、捻軍以及西北的大規模叛亂,都讓帝國元氣大傷。

可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一幫人突然天神般出現,不僅拯救朝廷於水火,後來又讓這個國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幾十年。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太平天國是如何滾雪球的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農民戰爭。我們通常看農民戰爭,都覺得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地主階級殘酷壓迫,農民階級實在吃不飽飯了,有人振臂一呼,於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後蔓延至全國。

但是,如果僅僅是因為飢餓而引發的民變,就很容易被鎮壓下去。因為老百姓畢竟不是職業軍人,怎麼能對抗得了朝廷的軍隊呢?所以,要想達到太平天國那樣的水準,至少需要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就是組織化資源。因為中國是農耕社會,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隊伍,會選擇站在哪兒呢?總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幾個人呢?

組織化資源中最厲害的一種就是宗教。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就是藉助了太平道這種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麼多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後在甲子年(184年)爆發了起義。太平天國也是一樣,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會這個組織化工具。

當然,僅有這個要件是不夠的,因為如果僅僅是把縣城打下來,把府庫里的糧食分掉,那吃飽了以後,誰還有動力繼續造反呢?

所以,第二個要件就是流動化的作戰。曾國藩講過一句話:「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天下無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軍隊沒有糧食供給,就會向百姓征糧,把當地的糧征完以後,老百姓吃什麼?沒辦法,只好跟著義軍走,去搶下一個地方的糧。下一個地方的糧食也被搶光了,怎麼辦?只好去搶下下個地方。所以這就演變成了流動作戰,從而導致天下糜爛。

無論是黃巾軍大起義、黃巢起義、明末農民戰爭,還是太平天國運動,都有這個特徵。

1851年1月11日,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當時他38歲,借著自己做壽聚起了拜上帝會會眾兩萬人,然後揭竿而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金田起義」。

起義軍雖然只有兩萬人,而廣西當時大概有三萬綠營兵,從鄰省又借來幾萬人,但還是迅速就被打敗了。起義軍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來的時候,已經有50萬人了。洪秀全從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長時間呢?一個多月。這就是連續的滾雪球效應,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機理帶來的效果。這種勢如破竹的勢頭實在是太可怕了。

曾國藩復出後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後,已經有實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隸,距離北京城其實已經不遠了。太平軍不僅北伐,還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長江上游打,先後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時實在是應對乏術。

但是後來太平天國自亂陣腳,給了清王朝喘息的機會。這就是「天京事變」,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人發生內訌,打成了一團。清政府趁著這個機會,立即重建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但讓清政府萬萬沒想到的是,太平天國後期湧現出來的將領,如李秀成、陳玉成、楊輔清、李世賢這些人更厲害,打運動戰的時候,經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國一點衰敗的趨勢都看不出來。當然,太平天國在戰略上是有問題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但是從戰場上的趨勢來看,太平天國一點都沒慫。

當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縮在常州一地,江南大營被擊破後,馬上一溜煙奔到上海,躲進租界。當時有些常州士紳抱著他的大腿不讓他走,他還派衛隊開槍打死了19個人。

清朝從建立起就有一個規矩,地方官守土有責,如果地方丟了,你還活著,那就是抄家滅門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選擇了走,這說明什麼?說明當時清廷的主流官員已經沒有鬥志了。

這大概是1860年前後的事情,曾國藩在這時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調整了心態,心量變大了許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問題是,光心量大有什麼用?戰場上都是一刀一槍的事情。

曾國藩復出之後,面臨的處境十分艱難。一般來說,打仗至少需要三樣東西,第一得有權,第二得有錢,第三得有人。這都是資源,是在戰場上必須要用到的東西。

在權力這方面,曾國藩要來要去,終於要到了一個兩江總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這個兩江總督比較可憐。

歷朝歷代的中興名臣往往都是被國家賦予了大權的,比如說郭子儀,他是唐代的中興名臣,安史之亂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當得有多大呢?司徒、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既是軍隊的最高總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國藩呢?他表面上是一個兩江總督,可以節制四個省的軍事,實際上誰聽他的呢?連他自己培養出來的人都不怎麼聽他的。比如說,他舉薦左宗棠到浙江當巡撫,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後,立即翻臉不認人,要錢要餉,門兒都沒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國藩還大力提攜了一個叫沈葆楨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撫的位置。在當時兩江的轄區內,江蘇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戰區,所以這兩地的稅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徵稅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楨到了江西之後,就翻臉不認曾國藩了,他不僅截留湘軍的餉銀,還總是跟皇上講:「能不能不支持曾國藩?」

所以,當時曾國藩沒有太大的權力。

曾國藩在錢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興名臣在錢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說南宋的岳飛,宋高宗當時就對其許下一條:甭管多難,就算皇帝勒緊褲腰帶,也一定要保證岳飛的軍餉。

但是,清朝的財富體制決定了曾國藩得不到這樣的支持。清朝有一項規矩,叫「永不加賦」,所以國家的財政收入相對比較固定,每年就那麼多。道光末年的時候,國庫裡面還有800萬兩,到了咸豐年間,只剩20萬兩。用20萬兩紋銀維持這麼大一個國家,已是不易,再給前線撥軍餉幾乎毫無可能。

那怎麼辦呢?只能允許捐官,也就是賣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紅頂子總是有限的,實在沒辦法,清朝就讓各地開放厘金。厘金簡單地說就是收商業稅。商人送一擔貨要過某個關卡,對不起,抽1%的稅。曾國藩後來就是靠收一點厘金來過日子,經常捉襟見肘。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人。曾國藩作為中興名臣,總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國藩在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來的老班底已經凋零殆盡,塔齊布、羅澤南,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華,這時候都已經戰死了。原來對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這個時候也死了,所以他幾乎是舉目無助。

我們再來看曾國藩這個人,他年輕的時候,是以理學自命的,在北京城當京官,天天跟倭仁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談心性之道,搞經史子集,根本沒有搞過什麼兵書戰策。

晚清最會帶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軍事才能的。《戰天京》寫到一個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給自己的兒子寫信,說我跟曾國藩關係特別好,但是這個人沒什麼本事,終非戡亂之人。

曾國藩自己也講:「我有滅賊之志,但無用兵之才。」

當時著名的文人王闓運,寫了一本書,叫《湘軍志》,就是把曾國藩帶兵打仗這些事寫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寫出來之後,湘軍的將領都不幹了,因為在這本書裡面,湘軍幾乎沒打過漂亮仗。哪個中興名臣沒有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可是在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的過程當中,還真的沒有能夠擺得上桌面的戰例,這也好奇怪。

所以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蕭一山就說,曾國藩一生的事業成功完全來自於學問。這句話就大有文章,就是說曾國藩的成功不是來自於他的才情,不是來自於他臨場發揮的智慧,而是來自於他的學問。那他到底有什麼學問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結硬寨、打呆仗」

曾國藩一生打仗講六個字,叫「結硬寨、打呆仗」,就是把軍營扎得非常硬,打仗時要擺出一副堅若磐石的姿態。

曾國藩帶兵打仗有一個規矩,他到任何地方安營紮寨之後,不管當時是颳風、下雨,首先命令士兵們挖掘戰壕。這壕要挖多深?大概兩米,比一個人還要高。而且要築牆,牆要築到八尺高,牆外還要再挖一道溝,保證把這個營盤護住不失。

曾國藩包圍城池的時候用的也是這一招,動不動就挖幾十里長的戰壕。而且一道不夠,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樣,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所以湘軍簡直就不像一支戰鬥部隊,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隊。

一般打仗,講究的是運動戰,不爭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軍不是這樣,就是一個城池一個城池往下打,這就導致行軍速度特別慢,因為他們要挖溝、築牆。這種打法顯得特別笨,要不怎麼叫「結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時候就說曾國藩用兵「每苦鈍滯」,就是說他經常苦於遲鈍和不靈活,明明有戰機他不抓,就在那兒挖溝築牆。曾國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認我笨,我承認我不會用兵,但是我用這種方法也沒有什麼錯誤。而且曾國藩特別討厭他手下的將領「浪戰」,就是動不動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國藩有一個好基友叫李元度,這個人跟他是老鄉,他一開始出山的時候就陪著他。有一次曾國藩戰敗要跳水自殺,就是李元度拚命將他抱住,然後還費盡唇舌平復他的心情,勸解他要禁得起敗仗。曾國藩第二次出山的時候,李元度繼續跟著他。兩個人平時還以詩文相會,後來甚至結成了兒女親家。

有一次曾國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國藩就反覆告誡他,不要打仗,你給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後,一看局勢,覺得跟太平軍打仗還是有幾分勝算的,就開打了,結果大敗,然後死守徽州城。

這個時候曾國藩給他寫信說:「你給我守上六天,六天後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聽,出城跟侍王李世賢大戰了一場,結果把徽州給丟了。

曾國藩氣得要死,要彈劾他,要把他一擼到底。曾國藩周圍所有的人都來勸他,說不要彈劾,這是自己人。李鴻章也因為這件事情跟曾國藩翻了臉。可曾國藩還是堅持要彈劾。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他的戰略是如何地堅持。雖說我不會打仗,那我就先確保自己不會輸,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反正你打不贏我,你輸不輸,咱倆再找機會對決。

民間有一個傳說,說曾國藩是一個蟒蛇精。這話是怎麼來的呢?因為曾國藩小時候得了一種皮膚病,經常撓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說他是蟒蛇精轉世,這是在蛻皮。

我覺得,蟒蛇精這個比喻用在曾國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從不跟敵人搞什麼精彩的決鬥技法,他就像一條蟒蛇一樣,一點一點地把敵人給箍死。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有一個外號,叫曾鐵桶,就是形容他總把城圍得像鐵桶一般。而曾國藩最後真的就把太平天國給箍死了。

處理人際關係:就事論事

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邏輯和他打仗的邏輯是一樣的,也是「結硬寨,打呆仗」。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他面對的對手又何止是敵人呢?其實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個陣線里的隊友,有豬一般的隊友,有狼一般的隊友,有隨時準備給你捅刀子的隊友,還有隨時準備防著你的隊友,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過程當中的對手。

按照常理,曾國藩在前線打仗,慈禧太后應該支持他吧?支持沒問題。問題是,當天京打下來之後,曾國藩手握幾十萬湘軍,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認曾大帥,不認朝廷,朝廷能放心嗎?

原來咸豐皇帝曾說過,誰打下太平天國,我就封他一個王爵。後來沒有兌現,就是為了防範曾國藩,只封了他一個一等毅勇侯,連公爵都沒有給他。

曾國藩身邊的戰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甚至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荃,都經常在他背後捅刀子。

再比如說他迎聘的幕僚們,按說應該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現實往往是大難來時,樹倒猢猻散。《戰天京》裡面就講到一個細節,曾國藩在祁門設立大營的時候,《湘軍志》的作者王闓運就在營中。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將祁門大營四面圍住,猛烈攻打,情況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國藩派僕人去看王闓運在幹什麼。僕人回來說,老人家在讀《漢書》,夜半時分,點燈熬油,繼續用功。

曾國藩說,你再去看看他的僕人在幹什麼。一會兒僕人回報說,他的僕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國藩說,我就說嘛,像王闓運這樣的經學大家,《漢書》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怎麼還會在這麼緊急的時候讀《漢書》呢?他這是假裝鎮定,等著僕人收拾好行李好開溜呢。

歷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業的大人物,在本質上都是孤獨的,誰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親如手足的人。

歐洲的拿破崙也是如此,在他稱霸歐洲的時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個國家當國王,以至於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國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歐洲。可是等到拿破崙和英國人、俄國人對決的時候,這幫兄弟幫他了嗎?沒有。他們不僅袖手旁觀,甚至還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繼續跟英國人做生意。

當一個人要做大事,而身邊所有人都要對付時,那該怎麼辦呢?在讀完《戰天京》這本書之後,我覺得曾國藩的心法仍然是剛才講的那六個字:「結硬寨,打呆仗。」

曾國藩剿滅了太平天國,然後又忙著跟捻軍作戰。緊接著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別棘手的事情。

當時很多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也會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無家可歸的兒童。很多地痞流氓聽說外國人收留兒童,就到處拐孩子,然後賣給教堂,這也是一樁發財的生意。

當時國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緒,再加上民智未開,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傳教士的做法,傳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兒的眼珠子、腦子做藥引子。當時教堂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給人看病,但西醫跟中國人的觀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衝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時法國駐天津的領事叫豐大業,這個人的脾氣特別暴躁。他聽說這件事後,就去找天津的知縣算賬,然後一言不合,就掏槍把知縣的一個隨從(也有人說是知縣的兒子)給打傷了。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幹了,當場就把豐大業給打死了,然後衝到教堂里見人就殺。一些法國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殺害,這次事件還波及其他國家,比如有幾個俄羅斯人也被殺害。最後老百姓一把火將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都給燒了。

從國際外交的道理上講,這是中國人的不對。但是當時的輿論認為,我們這些子民還是挺棒的,老外欺負我們這麼多年,終於可以出口惡氣了。

所以,怎麼處理這樁天津教案,就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當時朝廷把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要讓他處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國內的輿論壓力,誰要是偏向洋人,誰就是漢奸,肯定會遺臭萬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當時法國人已經把軍艦開到大沽口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協,不做出適當的處理,就是對國家的一種不負責任。這道難題就擺在了曾國藩的面前。

曾國藩是怎麼處理的呢?我們今天再來看,會發現他其實處理得很簡單,分三步。

第一步,誰殺的人?誰殺人就是誰犯法,抓起來就得殺頭。後來一調查,有十幾個人衝進教堂里殺了人,全部抓起來砍了。

第二步,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國家嗎?其他國家的大使、領事、外交官也別圍著我鬧,你們說我們賠多少,我們就賠多少,最後總共賠了45萬兩銀子。

最後輪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國人。中國人不是把他們的領事豐大業給殺了嗎?我們單獨再跟法國談判。這就到了第三步。

你們說殺了外交官是有辱國體,那麼我們道歉。是誰縱容這些人殺的外交官呢?當時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沒處理好這件事,就要代表中國政府到法國去賠禮道歉。當時在法國當政的也是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爾。梯也爾接見了崇厚,只講了一句話:「既然你們處理成這樣,我們也交個底牌,我們並不是要中國人的頭顱,我們只是要相應的秩序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正常禮節。」

處理這次事件的過程其實就體現了四個字:就事論事。你不要以為這個事情很簡單,我們一般人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往往就是因為欠缺就事論事的能力。

總防範別人,自己先犯錯

清代歷史上,誅殺顧命大臣的事件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爺擒鰲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親王奕?,誅殺肅順,發動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死的時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倆太后年紀輕輕,又是婦道人家,所以咸豐皇帝事先把身後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將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務都交給他們處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後的否決權。咸豐皇帝把自己的兩枚印章分別給了兩個太后,一枚叫御賞印,給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給了慈禧。

當時朝廷的公文下發流程是這樣的:所有要下發的諭旨最後都要讓太后過目,太后覺得不行就行使否決權;如果覺得沒問題,慈安太后就在諭旨開頭蓋下御賞印,慈禧太后在諭旨末尾蓋下同道堂印。這樣一頭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說這個體制沒有問題,可以照此運行。但是肅順不這樣想,他一直擔心這倆太后要奪他的權,甚至在咸豐皇帝還沒死的時候,他就建議:「你把這倆寡婦留在世上,恐怕對國家不利,你要不要學學漢武帝,行鉤弋之事?」

什麼叫鉤弋之事?漢武帝臨死的時候,覺得兒子年幼,他媽媽鉤弋夫人還很年輕,萬一將來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劉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媽媽鉤弋夫人給殺了。

肅順一開始就對慈禧相當顧忌,也想讓咸豐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沒能如願。咸豐皇帝死後,他越來越擔心。

當時有一個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摺子,提議請太后出來垂簾聽政,並且讓恭親王也加入執政隊伍。

這時候肅順如果心裡沒什麼的話,其實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當個屁給放了就算了。

但是肅順如臨大敵,他擔心這個人萬一挑動了太后們的心思,真要垂簾聽政怎麼辦?所以他草擬了一道諭旨,用非常嚴厲的話批判了董元醇,然後拿到太后那兒蓋章。

但兩宮太后拒絕蓋章,她們覺得在沒有回北京之前就把這樣的矛盾暴露出來,沒有必要。這道摺子就不要發了,按照當時的術語,叫「淹了」或者「留中不發」。肅順當然不幹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個顧命大臣端華,就跑到太后那兒去吵,聲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給嚇哭了,而且還尿了。即便如此,兩宮太后依然堅持不能發。於是八大顧命大臣就「罷職擱車」,意思是只要你們不發這道諭旨,我們就罷工,愛咋咋地。

太后們一看,也沒辦法,只好同意了。但問題是,這個仇就此結下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為弟弟,於情於理,恭親王奕?都該到避暑山莊去奔個喪。可是八大顧命大臣特別緊張,擔心他和兩宮太后串通密謀,一直不讓他們見面。後來據宣統皇帝溥儀講,當時恭親王奕?扮成薩滿,見了兩宮太后,密謀如何把這八個人幹掉。所以,在兩宮太后扶著咸豐皇帝的靈柩回京的路上,奕?就派兵把八大臣給抓了。

回到北京之後,兩宮太后當著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聲淚俱下地說:「我們孤兒寡母,受了這幫奸賊的逼害,大家說應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宰了他們,於是慈禧太后就把這幫人給宰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辛酉政變」。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個過程,就會發現肅順也是作死。因為肅順這個人是一個能臣,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旗人都是渾蛋,一定要重用漢人。像曾國藩這種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豐皇帝要殺左宗棠,肅順還設法營救,可見他是一個明白人。

明白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大錯呢?很簡單,不會就事論事。他總是在想,別人會對我怎麼看?兩宮太后會不會奪我的權?如果要奪我的權,我應該怎麼防範?說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為就會變形;行為一變形,對方心裡就會結疙瘩;對方心裡結了疙瘩,對方的行為也會變形,最後雙方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衝突。

如果肅順能夠學學曾國藩就好了,「結硬寨,打呆仗,」遇到什麼事都不管周邊的因素,先看這事該怎麼處理。董元醇上摺子不對,把他駁了就完了,跟太后較什麼勁呢?奕?跑來奔喪,就讓他見,你攔什麼呢?正是因為肅順在防範別人的時候,自己掉到了一個大坑裡,最後才會身家性命不保。

其實,我們普通人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也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還記得俄國作家契訶夫寫的那篇著名的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嗎?主人公是怎麼死的?被將軍嚇死的。將軍真要處理他嗎?沒有,他不就是在戲院看戲的時候,把唾沫星子濺到了將軍的光頭上嗎?他老是擔心將軍要對他怎麼樣,最後把自己活活嚇死了。這就是一種糾結。

還有另外一種糾結:為了防範別人而做出過度的反應。《呂氏春秋》裡面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越王有四個兒子,有個奸臣就陷害他們,說這個兒子要造反,那個兒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殺了一個,又殺了一個,然後再殺了一個。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個兒子的時候,越王已經不信了,自己只剩下這一個兒子了,他還能造反嗎?但是越王沒想到,他的兒子不這麼想。他的兒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個哥哥砍了,這個時候我還能保得住命嗎?最後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給殺了。越王臨死的時候就後悔萬分,早知道把這最小的兒子也宰了。

這就是人際關係當中的互動博弈,當你總在防範別人會怎麼樣的時候,你的行為、你的判斷就一定是錯誤的。

破糾結最好的法門:專註於當下

我想通過《戰天京》這本書里描述的故事,還有曾國藩這個人,來破解一個話題:兩難中的糾結。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當中都會遇到兩難。舉個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錢,你捨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這不就糾結了嗎?在這種情況下,仔細分析一下你糾結的具體事情,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來可能發生的兩個矛盾的結果,放在了現在。其實,只要你往前走,你會發現根本沒有矛盾。這話怎麼理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朋友在網上問我,說最近與一個女孩網戀,但是父母堅決反對。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對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斷送了一段美好的愛情,所以很糾結,這該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該愛這個女孩你就去愛,該結婚就結婚;同時,該孝順父母,你就孝順父母,哪有父母會一輩子記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調到了現在,所以才讓它產生了矛盾。

因此,專註於當下,就是破糾結最好的法門。

我自己為人處世其實就是這樣。我這個人有點直,說得不好聽一點兒,就是個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嗎?不見得。比如說遇到事情的時候,我該發火就發火,然後該跟別人好就跟別人好。時間一長,別人就知道我是這樣的性格,誰也不會把我當壞人來看,會覺得我具有很大的確定性,跟我交往的時候不需要玩什麼心眼,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這套心法我是從哪兒學來的呢?我是通過觀察我一個同學認識到的。我這個同學在一個很大的機構里工作,那裡面人際關係非常複雜。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幾乎為零,我總說他「政商」為零。他對很多人的陰謀詭計完全無感,看見就跟沒看見一樣。但是他專註於自己的業務,在業務上非常棒。這樣一個人,最後反而成了那個環境裡面的最後贏家,現在官還當得挺大。

從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為人處世切忌「目光遠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該辦的事辦好。這樣所有的矛盾,都會在你往前走的過程當中自然化解掉。

一個「誠」字走天下

曾國藩用的其實也是這樣一套心法。有個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當中非常重要,就是誠懇的「誠」字。李鴻章在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就說我的老師曾國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誠」字,這真的是讓我受益無窮。

曾國藩曾經問李鴻章:「你跟外國人打交道,打算用什麼方法?」李鴻章說:「我跟他們打痞子腔,跟他們耍無賴。」曾國藩說:「不好,你要跟他們用一個『誠』字,不管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是人,人都講道理。只要你用一個『誠』字,該怎樣就怎樣,對方就不會欺負你;即使他欺負你,那也只是實力差距帶來的正常結果,總比你耍無賴、使巧計,最後吃一個大大的暗虧要好得多,對誰我們都應該秉承一個『誠』字。」

在人際關係的處理過程當中,經常就是這樣的。《戰天京》這本書里還寫到一個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馬案。慈禧懷疑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乾的,於是把他叫來,陰陽怪氣地問:「此事甚奇呀!」曾國藩回答得非常簡單:「我也覺得此事甚奇。」一個字也不多說,完全不跟老佛爺辯解。老佛爺拿他一點兒招都沒有。

另外一個例子,朝廷要封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一個官,曾國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給朝廷上了一個表章,要求再給自己降級。曾國藩勸他不要這樣,說慈禧、恭親王奕?都是明白人,千萬不要跟老中醫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幹這種事。

再比如說,左宗棠經常在背後給曾國藩捅刀子,曾國藩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簡單,該解釋這件事就解釋這件事,過後我全當沒發生過;該幫你左宗棠的時候,我還是要幫你。

這就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的準則,這也就說回到了我前面講的那個貶義詞:鼠目寸光。我就處理眼下這一件事,處理好了,不考慮周邊的第二層、第三層博弈關係,這反而是在亂局中、變局中最最聰明的方法。

有一則禪宗故事,有個小和尚問老和尚:「師父,你年輕的時候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飯。」

小和尚問:「那你得道開悟之後,你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還是挑水、砍柴、做飯。」

小和尚問:「那有什麼區別呢?你活了一輩子也沒什麼進步啊?」

老和尚說:「不對,有進步。我年輕的時候是砍柴的時候想著挑水,挑水的時候想著做飯。現在呢,我開悟了,我現在砍柴的時候就砍柴,挑水的時候就挑水,做飯的時候就做飯。」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這麼一點兒。我們如果在地上畫一道半米寬、5米長的通道,你走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可是如果這條通道兩旁是懸崖,你還能走過去嗎?你就會肝兒顫。

為什麼會肝兒顫?因為你會想到未來,向左一步會掉下去,向右一步也會掉下去。其實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沒想兩邊,半米的寬度足夠你走很長的距離,完全不會掉下去。

為什麼有的人做事那麼順呢?往往就是他專註於當下,沒想太多。

最後,我再給大家講兩句我聽來的話。

第一句,仍然來自於曾國藩:「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這就是說,未來發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當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讓它雜亂,要做什麼就專心做什麼;當這件事情過去了,我絕不留戀它。

第二句,來自於我師兄劉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劉春。他曾經也在一個人際關係非常複雜的大機構中工作,我就問他怎麼處理這些複雜的關係。當時劉春師兄跟我講了十六個字的箴言,我一直記到了今天。哪十六個字?「不問是非,埋頭業務,屁股乾淨,儘力協調。」

如果一個人真能做到這一點,不管他處於什麼樣的處境,幹什麼樣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國藩那樣的事業,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會立於不敗之地。

不知道讀完這些故事以後,你會得出什麼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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