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長策 英雄白頭：唐初的科舉制度
唐太宗看到全國各地前來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考生們紛紛步入考場,場面壯觀,因而滿心歡喜稱讚道「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後世有書生看破了帝王以科舉考試來掌控天下精英,而天下讀書人為稻粱謀為五斗米為飛黃騰達,不惜耗盡平生皓首白髮,也要拚命去向帝王所設的牢籠中獻身,又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嚴格意義上的科舉選材制度,是在隋煬帝時期初創,經唐初武德、貞觀年間的傳承,到武則天時代開始真正成為了重要的選官制度,當然科舉考試各種形式的完備和最終成為帝國支柱制度,還要等到北宋時期,這是一個歷經數百年的漫長過程。高宗武后統治年間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節點。
在先秦的西周春秋,社會人才選拔機制通常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世卿世祿制,完全世襲,當官的不是這個公子就是那個王孫,或者季孫氏、孟孫氏這樣的家族和人物,這也不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早期人類社會基本如此。而到了戰國時期,偏處西面一隅的秦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鞅的軍功制改革,打破了過去傳統的世卿制,不管你爸是國君還是李剛或者誰也不是,這都不重要,只要你有足夠戰功,你就可以獲取相應的爵位和官職。而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開始鬆動的過程中,原本處在貴族階層最底端的「士」開始爆發出了強大的生命力,落難的老貴族掉到了「士」,能幹的庶民也可以上升進到「士」的行列,這樣一個群體就是當時社會的精英階層。士農工商秩序逐漸形成,士這個階層就成為了四民之首。
「無賴」出身的漢高祖最終一統天下,起初是不大看得上「士」的,曾經口出狂言「乃翁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你老子我,是靠武力取得天下的,《詩經》和《尚書》有個鬼用!但是很快聰明過人的劉邦還是意識到了「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公開下詔書「招賢」,並且大大方方表示為了「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只要劉家的天下能夠一直都坐下去,那麼他願意「尊顯」所有「肯從我游」的「賢士、大夫」,能助我劉家的,我不會虧待大家。因而這樣的招賢舉措到了漢武帝時代,就正式制度化下來,這就是著名的徵辟制和察舉制。各級中央官員和地方官員,都負有積極找尋和推薦各路人才的義務。察舉孝廉和秀才,是漢代的基本選官途徑,也將社會「游士」最大可能納入到大一統帝國體制之內,化社會的離心力為向心力。
兩漢的察舉制這樣的選拔機制,也並不能很好地抵制貴族政治的流弊,隨著「士」階層的大規模「入仕」,一方面他們和宗族、親戚、鄉黨建立了越來越緊密的關係,同時做官帶來的明顯經濟利益也讓「士」階層開始「恆產化」,通俗來講,就是那會只要能當上官,那麼在資源分配上,你就比其他人有著多得多的特權,有錢有勢有地有人還有文化,逐漸開始形成「士族」,到了漢代末期以後,文化、政治、社會、經濟各個領域都被「士族」階層牢牢掌控。
發展到了魏晉南北朝,開始實行「九品中正制」,各地官員將本地人才劃分了九個等級,分別向中央舉薦,但是很快在「九品中正制」中負有最重要職責的「大中正」一職就落到了各地的世家大族手裡,那麼他們所舉薦的人才,可想而知一定是和他們的的利益有著各種重要聯繫的那麼一些人,本來「九品中正制」的施行,目的是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如今倒成了世家大族們維護自己集團利益的最有力工具,社會上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階級高度固化的景象,又回到了過去那種貴族政治模式。
世家門閥操控社會,受其影響最大的首先就是皇權,皇權不振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最大特徵之一,而一旦有一個新的一統帝國再度崛起,那麼要改革的首當其衝也就是變了味的」九品中正制「,只有把選拔社會精英的權力從世家大族手中奪回來,才可能保證有效的中央集權。而從「士」這個階層方面來講,數百年的發展也導致了自身的分化,畢竟能壯大到門閥士族的也不會是整個」士「的階層,大多數士還是已經淪落到了「寒人」階層,從南朝末期開始,「寒人」就已經蠢蠢欲動,試圖打破士族門閥長期的政治壟斷。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就即將在隋唐帝國建立的時候開始破土而出。
科舉製得名於「分科舉士」,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舉行考試,合格了就可以取得做官的資格,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開設了修謹和清平幹濟兩科,命每個州每年貢士三人,這被認為是科舉制的開端,。隋煬帝時期開設了秀才、進士、明經和俊士四科,具體考試內容現在已經不大說的清楚,而且顯然隋代的科舉考試無論從規模還是作用上來說,都不可與後世同日而語,僅僅是一個開端。現在我們知道的中過隋代進士科的有房玄齡等幾個人,中過明經科的有孔穎達,中過秀才的有許敬宗,人數極少。唐初大體繼承隋制,取消了俊士科,增設明法、明字和明算三科,與進士、明經、秀才共六個科目。
隨著各項考試製度的進一步完善,進士科和明經科成為整個唐代最為重要的兩門考試科目。明經科考兩項:帖經和墨義,前者是填空題,把經書里的一段貼上紙條,讓你填充完整,後者是默寫題,讓你把經書里的相關段落和注釋用默寫的方式完成。明經科的考試主要是考察考生對於經典的熟悉程度。進士科則是在明經兩項的基礎上,增加考核詩賦,也就是加考作文題。進士科就不但要考察你的文獻基本功,同時更看重考生的運用能力,能不能寫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當時對一個人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受過教育的人的基本評價。
因為明經科完全憑藉死記硬背,考過的人自然就很多,人一多也就不那麼值錢,而進士科則不同,主觀性非常強,你能不能寫好詩好文章,不是人人都有這個才華的,因而能通過進士考試的人也就很少,人一少自然就很值錢。所以,當時有句俗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30歲你才考過明經科,太老了,人家小孩都能考過,50歲你就考過進士科了,太不容易了,這麼難的進士你50歲就考過了,牛!
唐初,科舉取才還不是重要的選拔機制,更多的還是軍功世襲、門蔭入仕和皇帝直接選拔這樣的老方法,整個太宗年間,通過進士科的一共也就二百餘人,在整個官員隊伍中比例很小,而且很難做到宰相這個級別的高級官僚行列。但是到了高宗武則天時期,情況就大不一樣,據統計進士出身的官員就達到了千餘名的規模。
武則天相當重視科舉選材,當然這與她希望引進新的勢力以壓制朝廷上的舊貴族集團有關。天授元年(690年),剛剛當了皇帝的武則天就在洛陽洛成殿上舉行了一場「制科」考試,像明經、進士那樣官方定期舉行的考試稱作「常科」,而由皇帝以某個理由臨時決定開科的考試則稱作「制科」,而690年的這次由女皇親自主持的考試,則被視作是中國科舉史上殿試的肇始,既然是皇帝親自選拔出來的人了,從此也就有了「天子門生」的無上榮譽,自然你也就得時時記得忠誠於你的老師恩人。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製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繫了起來，形成一多面互動的整體。」唐初科舉制度的發生和發展,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關鍵性轉折,深刻地塑造了此後千年的統治模式、社會性質和民族品格。它所體現出來的正麵價值和不良影響,只能留待以後細細分析。科舉制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影響的確相當深遠,在某種意義上,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受到這場發生在六、七世紀的制度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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