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國學經典」，為什麼如此油膩？

文 | 諶旭彬

如圖一所示，「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這樣的句子，已經被尊為「國學經典」，供兒童誦讀了。

圖一：近日流傳頗廣的「國學經典誦讀」內文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這幾句話，出自《增廣賢文》。

具體到圖一，則出自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兒童國學經典誦讀：增廣賢文》一書（見圖二）。

圖二：北京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增廣賢文》

在噹噹網上以「增廣賢文 國學」為關鍵詞搜索，可以獲取「1623件商品」，足見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增廣賢文》確確實實已經獲得了「國學經典」的待遇。

不過，與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正襟危坐的「儒家經典」 不同，作為一本蒙學讀物，《增廣賢文》的風格非常油膩。

油膩到什麼樣的程度？且看書中收錄的這些「人生格言」：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饒人不是痴漢，痴漢不會饒人。

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為人。

紅粉佳人休使老，風流浪子莫教貧。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

有錢道真語，無錢語不真。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勸有錢人。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

力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無錢莫入眾，遭難莫尋親。

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

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

財可養生須注意，事不關己不勞心。

不光是油膩，很多「賢文」還特別地喪：

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為貧。（窮人沒女朋友）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世上沒好人）

只恨枝無葉，莫怨太陽偏。大家都是命，半點不由人。（世上沒公平）

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大叔的人生已經完了）

年青莫道春光好，只怕秋來有冷時。（年輕人以後也會倒霉的）

人貧不語，水平不流。（人窮就要少說話）

當然，書中也有「正能量」，比如「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寧可人負我，切莫我負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油膩與喪，仍是這本書的基本底色。

圖三：《增廣賢文》內頁

這本油膩且喪的蒙學著作，具體的成書年代及編纂者，已不可考。大致可知的是：該書出自底層文人之手，書名在明代已見於記載，清人多有增補，極為流行。書中的「人生格言」，與唐宋之際流行的《太公家教》，存在相當多的重合。（衚衕慶，《〈太公家教〉與〈增廣賢文〉之比較》，《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這種重合，意味著《增廣賢文》並非突然出現，而是有著極為悠遠的傳承。這種傳承，則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或謂之「國學」）在「四書五經」這條主線之外，還另有一條支線。

這兩條線是彼此矛盾、互相排斥的。如秦暉所言：

「『經典』上講讀書做官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蒙學作品《神童詩》的大實話是『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經典』上講性善論，而蒙學作品《增廣賢文》的大實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無』、『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人情似紙張張薄』、『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秦暉，《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典籍與行為中的文化史悖論及中國現代化之路》）

經典充滿了正能量，旨在教人去追求理想人格與理想政治；蒙學教材里的油膩乃至喪，卻在教人要懂得與現實妥協。

至於何者盛、何者衰，就端看「時代的土壤」如何了。

比如，儒學經典在西漢中後期影響力擴張，故當宣帝欲為武帝唱頌歌時，名儒夏侯勝曾站出來，指責武帝執政期間，雖對外有戰功，但對內耗盡民力，蝗蟲千里人相食，百姓死亡過半，是沒有資格立廟的。名儒蓋寬饒也曾警告宣帝，當下「聖道陵遲」，違逆天命之人，是不能長期強佔帝位的。儘管這些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夏侯勝入獄，蓋寬饒自殺——但經典教育繁盛，深受經典影響的知識分子，尚未喪失希望，仍致力於將現實政治框入經典所描述的範疇，這一點畢竟是事實。

到了《增廣賢文》大規模流行的清代，「時代的土壤」已經變了。

鄭振鐸曾言：

「到了清代，蒙童讀的史學書幾乎一部也沒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幾成為罕見的東西。亡人國的，必須滅其歷史，這手段是很毒辣可怕的。」（鄭振鐸，《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1936））

清代文網嚴密，言說者人人自危、文化人無不主動自我審查——作者自我刪竄內容、出版者與刻工不敢在書籍上留下名姓、圖書常被挖去內文、圖書出版後又主動收回銷毀、民間存在焚書暗流……諸如此類，相當普遍。王汎森將這種「自覺閹割」稱作「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

對於清人所處的這種「時代土壤」，王汎森有這樣一段總結：

「文字獄是一頂人人提在手上的帽子，遇到不滿意的人便把帽子往他頭上一戴。乾隆雖然一再說誣告者要反坐，但實際上反坐的例子幾乎沒有，只要一告，常常見到的處罰是：發配伊犁效力、斬監候或斬立決，有的甚至要凌遲，而且相關人等常因連坐而家破人亡。這個忌諱文化是無邊無際的，小至百姓大至官員都可以玩弄這個武器。」

「在乾隆朝，最常見的受害者是下層的識字人。在社會各地遊走的識字人，算命的術士或走方的醫生，受禍的頻率較高，他們經常遊走各地，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比較容易在語言文詞中惹下麻煩，尤其術士常常預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預言過當，往往是一個很大的忌諱。有意思的是，他們被查出問題的時刻,往往是離開家鄉，在經往某處的途中被攔尋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時被查出，可見人們對本地社會以外的遊離人物有較高的警戒和敵意。此外，替人家寫狀子的人，地方上的監生、生員，或是被黜革的生員，或是進學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見的受害者。另外，還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瘋子。」（王汎森，《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北京大學出版社，P374~375）

這大約正是《增廣賢文》里一再教導幼童「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核心原因。

當然，這只是清廷所營造的「時代土壤」的其中一個面相，而非全部。不過也已足以說明問題——與流行於唐宋的蒙學讀物《太公家書》相比，《增廣賢文》更為油膩，更為喪。

比如：

《太公家書》里教導幼童「見人鬥打，必須諫之。見人不是，必須語之」，到《增廣賢文》里，則變成了「力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

《太公家書》里教導幼童「他財莫取」，到《增廣賢文》里，則變成了「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太公家書》里教導幼童「結交朋友，須擇良賢。不如己者，必須教之」，到《增廣賢文》里，則變成了「結交須勝己，似我不如無」。

《太公家書》里教導幼童「色能致害，必須遠之」，到《增廣賢文》里，則變成了「人不風流只為貧」。

這些變遷，無疑也是「時代土壤」的變化所致。

畢竟，任何一個時代的道德滑坡，都是從政治滑坡開始的。與唐宋相較，清代政治帶給了普通民眾前所未有的窒息感。這種窒息感，會催生出明哲保身（言輕莫勸人）、會催生出功利社會（人無橫財不富），也會催生出得過且過的享樂主義（人不風流只為貧）。

換言之，《增廣賢文》里的油膩，是時代之油膩的折射；《增廣賢文》里的喪，也是時代之喪的具化。它在清代成型並頗受歡迎廣為傳播，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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