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謎一般的七支刀》：如偵探小說般精彩的歷史書

宮崎市定，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史學集大成者，公認的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

宮崎市定在史學界是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咖，而他所寫的歷史著作卻非常易讀有趣，引人入勝，有人甚至覺得他的作品比東野圭吾的偵探小說還精彩。

他的晚年得意之作《謎一般的七支刀》近日在國內出版，此書猶如偵探小說般從傳奇的七支刀切入，結合對五世紀東亞國際形勢的鳥瞰式觀察，解開了七支刀背後隱藏的中日韓三國關係的遙遠真相，令讀者欲罷不能。

本文為《謎一般的七支刀》的書評，首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作者為林曉光，原文標題「大偵探小試牛刀」。

2017年冬日的一個下午，我正坐在北大文研院閑靜的小院子里工作，李淼兄忽然傳過來一篇某公號上推送的舊作小文《宮崎市定和偵探小說》。正詫異間，手機屏幕那頭神秘一笑，又發過來一個文件，題目是《謎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紀的東亞與日本》。《謎の七支刀》（1983年初版）是宮崎市定先生的著作，一向是我的愛讀書，不料竟已有了中文譯本。驚喜之餘一問，才知道這是張學鋒老師高足馬雲超君的譯作，將由楚塵文化推出。而正好我又寫過一點宮崎市定愛讀偵探小說的八卦，既然這如同偵探小說解「謎一般」的傑作即將在中文世界與讀者相見，寫點類似於推薦語的東西，也是責無旁貸的吧。——事實上，在翻閱中譯本到三分之一篇幅左右，我就已不再將此視為一份任務，而是又一次被引入知識和推理的快感氛圍中，時時湧起申請加入討論群的衝動。這種愉悅既是宮崎市定造就的，同時也是中譯本所帶來的。必須說，這是一種在目前還相當不容易獲得的體驗。

在日本所藏東亞文化交流史上的銘品中，「漢委奴國王印」作為漢帝國與上古日本關係的最早物證，早就進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國人耳熟能詳的了。相對來說，所謂「七支刀」的名氣就要小得多，恐怕很多人連這個名詞指的是一件什麼樣的東西都無從想像。確實，這種一支劍身上長出六個小枝的奇特形制，在古代兵器史上也是別具一格的。而事實上，和「漢委奴國王印」上的寥寥數字相比， 七支刀上的銘文篇幅要長得多，所攜帶的古代東亞交流信息也要豐富得多。對於被認為是六朝時期百濟王世子鑄造贈送給倭王的這把奇刀，究竟應當如何復原釋讀其上的銘文，又如何將其放回到公元五世紀那片東亞大陸與海洋中，讓它娓娓道出殘銹身軀背後浮現的歷史？這就是宮崎市定這部著作的主題所在。

和宮崎市定的其他大量著作一樣，作者毫不吝於把自己作為史學家——不，甚至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種種思考乃至困境都和盤托出。在面對一個研究對象，一個思考對象的時候，應當怎樣去著想？怎樣解決遇到的棘手難題？在一般的研究當中，我們通常只能看到最終解決方案的呈現。倘若仍以宮崎市定愛讀的偵探小說來打比方，這就好比事後閱讀冰冷的審判書一般。然而宮崎市定的寫法，卻幾乎如同名偵探柯南一樣，由鏡頭帶領著讀者若驚若喜若疑若懼地目睹案件出現，隨著大偵探一同著手搜集證據，闖過難關，經過深思熟慮而走向我們認為最合適的解決方向，直到最後答案從歷史之謎的背後浮出——當然，歷史學並不是電視劇集，並沒有那樣一個全知的編劇來告知觀眾答案的必然正確，但就在這樣的偵破過程中，讀者已經充分享受到了破案的樂趣，也見習了破案的真諦。

在序章中，作者劈頭就坦言了自己的困境。在對七支刀已經發生興趣、著手研究以後，他便面臨著研究方法的分途：究竟是應當以文獻為基礎，進行文獻學的研究；抑或要以實物為基礎，進行「即物」性的研究？對於像七支刀這樣有實物傳世的研究對象，當然，任何人的第一反應恐怕都會同意，實物才是無可辯駁的，最強的第一手證據；而文獻往往是容易在流傳過程中發生變異、造成錯誤的。但是，在這種思想底下，很容易出現的一種傾向便是從學問取向上只認同實物證據，而對以文獻為基礎的研究不屑一顧。而這更有一種形成觀念定式的危險，就是當還不具備充分調查實物（檔案）的條件，或實物已經殘破消失時，便主動地放棄學者探究的權利，居高臨下地斷定其研究的不可靠。對於這種方法論上的話語權，作者引用日本建築史上的法隆寺論爭實例，一針見血地指出：

學問就該從純粹學問的角度去評價其成果正確與否，如果基於派系、形勢、路線而主觀臆斷，那是對學問的褻瀆。……我們不應該從一開始就拘泥於即物性的還是文獻性的，而是應在統攬全局之後，再冷靜地判斷哪一方更為合理。

但是，作者本人是否從未經歷過猶豫痛苦的階段，從一開始就能如此輕鬆斷言呢？絕非如此。作者坦言自己就曾趕赴展覽現場觀看七支刀實物，以確認圖片辨別不清的部分銘文。然而，在陳列櫃昏暗的光線前，他只能無功而返。坐在回家的電車中，作者思考著如何才能有機會接近刀身，進行更直接的觀察，然而，「就在思考的過程中，我越發覺得這樣的想法十分愚蠢」。為什麼呢？因為他意識到自己這種對實物的過度依賴實際上是放棄了作為歷史學者的能力和本分。七支刀自重新發現以來，已經歷過許多學者的研究，「觀察本身已經足夠了」。而「所謂的歷史學，其本質就是把通過他人之眼看到的東西作為史料進行探討」，換言之，偵探並不是那個在現場親眼看到案件發生的人物，也不應奢望自己能觸摸到完美的證據。偵探就該認清偵探的宿命，修鍊偵探之所以為偵探的本領。作者於是下定決心：

通過他人之眼進行觀察，結果卻比身在漩渦中的當事人更能把握事情的真相，這不正是歷史學的本領嗎？即便漩渦中的當事人有意隱藏了什麼，歷史學家也應該具備通過間接的、第三方的感覺，一眼識破其中關鍵的才能。

通過對困境的痛苦思索，從個別問題提煉透視出學問的本質，用於指引自己的前進方向。宮崎市定就是這樣，以自身為鏡，給讀者照出了為學之路的曲折修鍊過程。而越是經過這種曲折探索，便越是對自身的能力擁有更深刻的認識和更充分的自信，越不屑於從事企圖減低對偵探能力挑戰難度的工作。正如他進一步的痛烈反省：

如果直接接觸史料是期待著世人會看重自己的發言和議論，那麼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研究者應當獲得均等的機會，在同樣的條件下進行作業，這是根本性的原則。如果想著獨佔追求特殊便利的權利，這或許就是學問墮落的開始。

這一聲斷喝，恐怕對現在想要進入學問之門的學徒來說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吧。

當然，空言考古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的優劣，不過是紙上談兵。事實上作者之所以發此思理，畢竟也還是從七支刀研究的取徑中逼出來的。在梳理了自明治以來百年間對七支刀銘文的研究演進史後，作者指出，至今為止的學說雖然林林總總，但都過於偏重考古學意義上對個別字形的辨認，「而整體性的考察十分不足」。例如銘文中已經看不清楚的鑄造年代，究竟是「泰初」「泰始」還是「泰和」？僅憑一鱗半爪的偏旁殘餘只能是人言人殊。作者從而認識到，識讀銘文首先要依靠考古學方法復原個別文字，是必然的；但在文字存在復原極限的情況下，這一方法也是有其邊界的，接下來需要應用的便是文獻學方法——實際上在漢語語境中更應當說是文章學、文體學方法，「也就是說，不是將銘文單純地視作文字的無序堆積，而是作為具備某種結構的文章」（第一章）。對方法論的反省和重新確立，將帶來被忽視空間的開拓，打開潛在的未知可能。宮崎市定確實正如自己宣稱的那樣，不拘泥於任何研究派別、路數——在這個案件中他採用的甚至已不是常規的傳統史學方法而毋寧說是文學研究法。而這也正是作者明知以往對七支刀銘文的調查目鑒已經反覆進行、了無餘地的情況下，仍然敢於進入這一課題，並滿懷自信地宣稱將取得全新進展的理由所在。

在這方面最顯著的表現，可以說就在於對銘文中「五月丙午」日，以及通過特定時期內丙午日的有無來推定鑄造年份究竟為西晉泰始還是劉宋泰始的問題，作者參照中日古鏡學者的研究指出，銘文中雖然明言是在「丙午」日鑄造此劍，然而「金石文中的丙午只是單純的吉祥句，其實是獨立於上文月日的真實幹支而使用的，月日和干支並不一定必須一致」。作者隨即廣引古鏡、刀劍等實物銘文及存世文獻指出，五月乃夏季之中，陽氣最盛，丙為火之陽，午則是正南的太陽方位。因此對需要火力鑄造的刀劍鏡之類來說，五月丙午是最吉利的吉時，相當於一句討彩的口訣，是無需落實在真實時間上的。換言之，是事實與書寫的離合關係，給過去注視這一案件的偵探們製造出了迷幻的假象。通過這明快的一擊，原有的「西晉泰始」說便不復有必然成立的理由，問題便被推回到西晉說和劉宋說相互競爭的原點。

同樣展現出作者身為漢學大家優勢的，是對銘文中「奇生聖」闕文的解釋。過去學者基於實物的觀察，都將闕文認作「音」或「晉」，從而產生天皇/佛陀恩典、百濟王世子之名、或者寄生於東晉等等異說。而作者在辨析種種說法的不自然處之後，斷然回到了「漢文的性質」，引中國正史及朝鮮廣開土王碑指出，這不過就是描述古帝王時常用的「生而有聖德」之類套話罷了。——從最近的史學潮流來說，宮崎的方法從根本上說，其實就是已意識到銘文處在東亞世界的同一套表述體系中，聯合同類場合、性質下的書寫進行觀察批判，真可以說是非常「時髦」的方法了。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渡日之前，釜谷武志先生來複旦作關於端午文學的講座，引及此書說法時的歡喜讚歎之情。而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才知道這本著作的存在。大學者帶來的靈感是無分畛域的。上面兩個小例子，從史學的角度來說固然有著新方法嘗試的意義（那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而從我本人專業從事的中古文學研究立場來看，又何嘗不是極好的文體學案例呢。作者其實已經高度敏銳地意識到了在中古書寫中普遍存在的「套話」傾向，那並不能從近代文學以後我們所熟悉的「個人性」「現實性」文學感覺去率爾操刀解牛。坦率說，直到近年宇文所安明確指出這一點之前，我們對中古文學的各種問題，可以說大多數時候都是習慣成自然地站在「文學中包含反映著事實」的立場出發進行研究，努力去從詩歌中尋找某些傳達事實的線索，那與宮崎市定所批評的，努力從徵實立場去解釋銘文的考古學者豈不也正是相通的嗎？

能夠從「漢文性質」——也就是中世東亞世界的文明基底——出發去挑戰已有的種種成說，靠的當然是宮崎市定本人作為東洋史權威的修養和自信。事實上不僅僅在書寫的層面是如此，在物質史、行動史的層面也是一樣。正如作者所言，七支刀「不是王子的獨創，而是受到了當時東亞世界潮流的影響」。宋人王厚之所載錄的元嘉刀銘給作者提供了中國器物的直接範本，但其實，就在本文下筆同時，國家博物館正在舉行的秦漢文明展中有一件展品，就是1974年山東蒼山出土的「永初六年」鋼刀，刀背錯金隸書銘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煉大刀吉羊（宜子孫）」，這與作者對七支刀的復原方案幾乎如出一轍！同樣出自劉宋時期的這些器銘，都在強有力地支持著作者將七支刀定為泰始年間造的合理性。惜哉作者已來不及引據此刀了。

「永初六年」鋼刀，林曉光攝

而在對七支刀及其他同類器物銘文的釋讀工作完畢後，宮崎市定祭出了他真正的看家本領：迴轉到六朝史的時空當中，去重繪七支刀背後的東亞海圖。題為「五世紀東亞形勢」的第五章或許也是中國讀者尤其古代文史愛好者最感興趣的章節。在這一部分中，宮崎市定可謂將他天馬行空的思致發揮得淋漓盡致，種種看似不相干的歷史知識都被交錯聯繫起來。作者發現，百濟王使者與林邑國使者首次入貢，恰好就是桓溫處在北伐枋頭大敗的時局背景下，急需恢復權威，擅行廢立的第二年，這種有組織地召喚外國來朝，正是桓溫的一次權威宣示舉動。而倭國首次直接橫渡東海，從長江口登陸朝貢東晉政權，則又恰恰是在劉裕平定孫恩盧循之亂的兩年之後，而且成為數年一度的常規事件。站在中國史的立場上，這只是某個無足輕重的外緣事件；而站在東亞交流史的角度，其所代表的新航路開闢意義卻極為深遠。作者的腦洞在此可謂開到了不可思議的新境界：那或許就是具有海民性質的五斗米道孫恩集團開闢出來的航路！而在接下來日本的連年朝貢中，反覆要求在封號里加入都督百濟軍事的部分，也正反映著日本勢力擴張，百濟不得不在中國、高句麗、日本幾大勢力間周旋求存的國際關係。也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由百濟王世子打造送給日本天皇的七支刀，成為「鮮明反映五世紀東亞形勢的代表性文物」。這一系列的探討，都看似鑿空想像，卻又合情合理。由這柄七支刀牽引著，大陸南北勢力消長下的周邊國際關係調整、南中國海賊對中日航路的開闢、東亞各國以中國為中心的勾心鬥角，重新映襯浮現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歷史畫面。「浪漫史詩的重新發現」，這正是作者心中期待的，真正的史學。

當然，宮崎大偵探的推理過程是不是就滴水不漏，已成定讞呢？自然也未必。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就有些細節仍然未能盡釋疑慮，例如作者在對劍銘上所刻日期為何是「五月十六日」，而非符合丙午觀念的五日、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這一問題，通過劉宋泰始四年夏季三個月的日數推算，認為在這一年裡五月十六日才是夏季之中，暑熱最旺的日子。但是，正如他在前文所證，丙午也好五月五日也罷，這些都不過是一套五行相配觀念的折射而已，對於現實鑄劍的工匠而言，真的會那樣大費周章地計算夏天日數來選取特定日子嗎？恐怕很難令人相信。在這種觀念下，不加深思地遵循已有的一套程式和話語，來完成多少含有神秘氣味的鑄劍儀式，不才是更合理的想像嗎？此外，又如對銘文「故為倭王旨造」一句，作者將「旨」復原為「嘗」的殘字，解釋為「嘗試製造」。這固可備一說，但如果以作者擅長的「漢文性質」法攻之，則毋寧「試造」才是正常的說法，這與「嘗造」的語感仍是有區別的——儘管在字典上嘗和試同義相通，但「嘗」用在動詞前的一般含義其實是「曾經」。宮崎史學從來不自以為是定於一尊的，在這些地方，相信讀者也能和作者一同，開放地加入充滿樂趣的推理解謎遊戲中來。

在煌煌二十五卷的宮崎市定全集中，《謎一般的七支刀》只是一部不十分起眼的小書（最初是作為中公新書推出的文庫本），而宮崎作為東洋史大家，主要業績也不在日本史上。如後記所言，這其實是他退休之後所撰帶有史學示範入門性的作品（因此對入門者而言更可當作方法論的參考書使用），不妨說只是一次小試牛刀罷。然而我們能從這部小書中得到的愉快感受，卻絕不比那些大著作為少。同樣值得愉快感謝的，還有譯者的工作。能夠將宮崎市定的文風傳達到如此程度，令讀者開卷如風行水上的譯作，除了幾十年前那套《宮崎市定論文選集》外，實在還很稀見。尤其譯註出得相當地道，書中出現的眾多日本古今人物，注釋都詳略得當，提供了適宜切實的信息，一看便知作者對日本文化下過不少功夫。要做到這種程度，不但需要對專業日語的嫻熟，對日本東洋史學的專精，同時在更高的標準上，還需要對整體日本文化的浸淫，以及對本國語言文字的準確把握。這是一部對得起宮崎市定的譯作。我因為特殊的機緣，得以對馬君譯本先睹為幸，深感快慰，覺得是很值得向世間讀者推薦的。

「漢學諾貝爾」儒蓮獎得主

京都學派史學泰斗

宮崎市定晚年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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