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的想像力：在「旁觀」與「介入」之間——讀《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有感

自米爾斯於1959年寫下傳世名作《社會學的想像力》以來，如何激活學術研究的「想像力」（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便成為諸多學者競相思考並嘗試做出回應的學術命題。何謂「想像力」？在米爾斯那裡，想像力「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1]落實到中國的知識語境，黃旦教授的體悟深得我心：

「『想像力』」是一個人內在的修為，是一種關懷人、關懷世事的氣度，是一種『身在此山』，而又能由此及彼，『在遠近高低各不同』中辨認其『面目』的眼力，不是現在人們熱衷的技術、策略或者方法。」[2]

誠哉斯言，新技術或新方法的運用固然可以使某項研究增色不少，但對於學術研究，特別是史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始終是其問題意識和研究旨趣。因為問題意識體現的是研究者對某一領域的整體把握和敏銳思考，基本可以決定一項研究的下限所在，而研究旨趣則體現出研究者自身的眼光和格局，往往更能左右某項研究的上限高度。在本學期所閱讀的二十餘本書目中，要說哪本書的學術價值最高，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若論哪本書最具爭議，怕是非張偉然教授的《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莫屬。原因何在？張氏在後記里寫下的一句話或可作為註解：「依違於文理兩界，涵泳乎史地之間。」[3]然而，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徜徉於不同學科之中，遊走在「旁觀」與「介入」之間，才使得這本「非典型」的史學專著，具有一種歷史地理研究所鮮見的想像力。

一、「感覺文化區」的再發現

或許是因為張氏少年時對文學的迷戀，其雖專攻歷史地理，但卻不同於一般追求考據的歷史地理學家，而是試圖建立起由歷史、文化、地理三個坐標軸構建而成的三維研究領域，即歷史文化地理。[4]這樣的學術旨趣，從全書開篇第一章便可窺見。在這一章中，張氏引入感覺文化區的概念，討論了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所謂「感覺文化區」（亦可稱之為鄉土文化區），是指「從歷史文化地理角度來說，一個具有確定空間範圍、能獲得廣泛認同的區域。」[5]這一概念並非張氏首創，之前已有不少中外學者涉獵。[6]過去學界對於文化區的探討，大多集中於形式文化區和功能文化區，又由於功能文化區關鍵在於發揮功能的機構，所以一般情況下，常人所提及的文化區域，基本是指形式文化區，即由「文化現象在地表分布不均衡而形成的區域。」[7]表面上看，純粹以文化特徵的空間分布為劃分指標的「形式文化區」看似客觀，實則不然，因為選取指標本身即是一件不免主觀的工作。而引入感覺文化區這一概念，意在通過時人的認同而復原文化區的大致劃分，或許更接近於當時的歷史事實。

實際上，從引入「感覺文化區」這一概念，便可看出張氏不落俗套的學術眼光和治學路徑。在他看來，前人常用來研討的「形式文化區」並非沒有意義，然主要還是一種思維求證的過程，其意義指向更多的是對今人而非古人。相反的，「感覺文化區」則是：「通過古人的認同而復原出來的，它本身就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結構性的一部分。曾經用於指導古人的日常生活，並深刻影響其對世界的認知。」[8]張氏既有心復原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若然還沿著形式文化區的分析路徑，怕也只是重複前人的老路，最多做得再細緻詳細些，不外乎又一例「學術內卷化」的產物而已，但引入「感覺文化區」這一概念，則無異於柳暗花明又一村，激活了研究的新面向。

乍看起來，其所強調的感覺文化區，似乎漫無邊際，但對於當時共享一套文化價值體系的感受者而言，卻基本有著相對穩定的感知理據。或許很難對其進行細緻地描述劃分，但總不會影響彼時的人們對於空間判讀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對感知的討論務必藉助於相關的地理意象[9]，意象資料又多集中見於文學作品、文人筆記等，這就不僅使得看似虛無縹緲的「感覺文化區」研究有了分析的抓手，更可以由此打通文學、歷史與地理的交融，而這也是作者一直所孜孜以求的學術理想。因此，在本章的研究中，作者通過對大量文學作品的分析，先討論了時人對於中華文化的空間想像，再分析他們感覺中的中華文明分布情況，並以山川為路徑，分析其內部具體的空間劃分。

誠然，以詩歌來定位當時不同地域的空間範圍和文化感知，從近代學科規範的角度言之，似乎多少有些隨意，加之文中所用詩歌，有不少是詩人們在諸如貶謫、流亡等特定語境下寫就而成，這就更加可能造成對某一區域文化感知的誤讀。還有學者曾指出，研究區域歷史文化地理「十分需要研究者對區域文化的切身體驗，」因為「相對於經濟而言, 文化這類事物往往量化更加困難, 許多東西也不是量化能解決的, 要靠研究者長期的心理和生理的感應, 才能對一些文化因子作出更貼切的評價和選擇。」[10]故而無論張氏對相關文學作品的解讀有多到位，如果沒有長時間的田野考察，不能親自體悟一番的話，恐也無法體味其真正的況意，但不管如何，「感覺文化區」的再發現與再運用，使得傳統歷史地理與文學研究之間，有了學科互濟的可能。在這一方面，筆者與張氏看法大體一致，即舉凡有一定張力的文史研究，幾乎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某一領域的所謂範式，「一個比較合適的態度應該是涉及什麼領域，就用相應的手段解決。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各學科的優勢，做出讓多方面讀者都感到有意思的學問。」[11]

二、文學地名的空間邏輯：一個不應忽視的問題

涉及地名，一般而言大致有兩種情況，其一便是通常意義上我們所談論的地域名稱，比如安徽、貴州等，即便有時人們會用一些簡稱或是俗稱（如皖、黔）來替代，但總不會影響人們對這一地方的具體認知；其二則不然，按照張氏的說法，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學的用法，如指代、影射、包舉等。很長時間以來，學界對文學作品中地名的考察不是沒有，但往往只聚焦具體地名的勘誤，卻忽視了古人對地名使用的規則，這就使得「看似簡單、明確的歷史地名，有時足以成為比較複雜」的問題。[12]因此，在第二章中，張氏圍繞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江漢」、「洞庭」兩個地名，開始討論地名與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在他看來，「地名所代表的不止是地表上孤立的點、線、面，他們之間還有內在的聯繫，有一種不以作者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空間邏輯。」[13]他先從杜詩出發，對「江漢」的基本含義進行討論，接著以此為核心，進一步分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的空間邏輯有哪些問題，最後則是對《柳毅傳》中所涉及的「洞庭」進行了一番考辯，不僅從學理上對仇兆鰲、浦起龍等杜詩研究者的「蓋棺定論」做出了挑戰，還回應了劉開揚、吳冠文、周紹良等學者關於「江漢」、「洞庭」看法的質疑。

在我看來，張氏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探究，很大程度上或許是受到譚其驤先生的影響。早在上世紀90年代，譚先生便曾提醒我們注意：「文化地理學研究，不能把目光僅僅局限在文化現象本身上，還必須與政治地理、經濟地理與自然地理密切結合起來。」[14]文學地名的解讀，如果僅從文學研究的視角考察，恐怕多少與具體的時空語境有所差異。實際上，文學研究雖素來重視對歷史地名的研究，但由於其目標在於讀通文學作品，如此實用性的解讀傾向，有時甚至會使研究者對歷史地名做出一些純邏輯上的推論。當然，這並非批評文學研究者不分青紅皂白，只是有時候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解釋自然也不盡相同而已，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便是此理。有意思的是，恰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里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啟蒙運動隨著歷史的進程，正在走向其對立面，在破除一個個神話迷思之後，啟蒙本身正成為一種新的神話。張氏試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文學地名的解讀做出新探索時，似乎也在有意無意間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完全程式化、客觀化。且不說如此追求「客觀」的解讀會不會曲解甚至誤解了文人學者的本意，僅憑文獻資料的審閱而不去具體的區域做一田野調查或是口述史訪談，怕也未必就能參悟地名變遷背後真正的文化肌理，這恐怕與其自身的學術旨趣有所齟齬。

此外，在本章的論述過程中，作者提及的兩點細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一是作者援引陳援庵先生的教誨，提醒我們注意：「老輩著書，常有本人刪去不用的材料，後輩不知，得到幾條資料，反以為是新發現，拿來寫成『某某書補』，又把作者原已刪去的資料給補上，就大可不必了。」[15]其二則是討論中古非寫實文學作品中的地名研究時，作者發現中國文人似乎不太喜歡純粹的虛構，在他看來，這並非由於古代文人沒有能力杜撰地名，可能更多的是一種思維傾向。畢竟，真實地名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直觀舞台，容易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因此，在做社會史研究時，中古小說可能是一些極好的材料。

三、文學意象與地理環境

中國傳統的治學路徑，素有文史不分家之說。然現代學科強調專業分野，講求精益求精。這就使得我們在接受科學訓練時，往往失去了前輩學人那種融會貫通之境界。既往對地理環境的研究，其實也不獨史地學者所專涉，文學研究者亦有所關注，但他們囿於自身學科視野所限，更多關注的是地理環境的人文方面，比如社會習俗、區域文化傳統等，即便注意到了自然環境，一般也只是對山水風光稍加探討，極少會從「環境的特點出發探討其對文學意向、創作思維所形成的影響」，與之相應的是，地理學者往往只「注意景觀評價，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行為決策，極少關注環境感應對於精神文化的作用。」[16]因此，在第三章中，作者以類型化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為切口，試圖在另一面勾連起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這樣的研究思路，與其說是「關於文學地理的一種嘗試」[17]，毋寧說是作者在學科互濟觀念影響下的一次學術返祖。

在作者看來，中國文學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存在著很多類型化的意象，這種意象可以在讀者和作者之間起到一種思維傳導的媒介作用，特別在中古文學中，類型化的地理意象更是不少。因此，在本章中，他選取了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學地理意象作為典型進行探討：其一是作為虛擬文學人物的巫山神女，其二是作為文化區域的瀟湘，其三是作為特定文學內涵的竹林寺傳說。細讀本章，不難發現張氏對於文學地理意象的研究嘗試，還是多少有別於傳統的文學史研究者：後者往往更重視從文學的角度探討某個文學意象的「意」，張氏則是偏重歷史地理學的視角，更在乎考察其中的「象」，特別是想「揭示其作為一種空間概念在歷史上的流變過程。」[18]

然而，也恰是如此，儘管張氏一再強調自己想要追求一種學科間的互濟與共融，但深受多年專業訓練的影響，他還是不自覺地陷入到了一種「矯枉過正」的狀態，即過於崇尚對文學意象的地理解釋，卻稀釋了那種文學作品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朦朧美感，想來這與其初衷也多少有些相悖吧。所以，有論者曾認為本章「堪稱歷史地理學家對一些文學意象的『祛魅』過程。」[19]不過，在我看來，這多少有些苛責。實際上，本章最後一部分對「竹林寺」和「桃花源」的討論著實有趣。這一選題的論述起初源於作者研究視角的轉換，即嘗試擺脫以前對於某一人物或者某個地域文學意象的探討，而是想「討論一個基於特定空間特徵的故事類型在文學作品中的擴展情況。」[20]這種研究視角的轉化，自然離不開作者長期以來對於文學問題的「旁觀」，因此才會在「介入」這些資料時發現，此前尚無人討論文學創作與佛教本土化的問題，進而才會從《須高僧傳》的分析開始，通過與《桃花源記》、《法苑珠林》等文本的對比，論證了中國對佛教的接受或許是能動且有創造性的，這就為長期以來只著眼於印度故事對中華本土的單向影響，提供了新的研究面向。

四、「禽言詩」：感知生態環境的另一種可能

第四章關於「禽言」詩的研究，無疑十分具有想像力。如果說前三章是將地理意象看成靜態概念而展開的討論，那麼這最後一章則是以鳥聲為中心，著重討論地理意象的動態變化。張氏觀察到，約在4-1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兩次具有突破性的發展。其一便是田園詩、山水詩的流行，其二則是自中唐以後禽言詩的逐漸興起。所謂藝術源於生活，這兩波文學風潮的流行，自也離不開當時社會歷史語境的浸潤。概而言之，主要還是北人南遷的原因。當然，山水田園詩可能更多源自詩人們對新地理景觀發現後的圖繪，而禽言詩則是一種生態感知的共鳴。不消說，相對於前者，生態感知的反饋過程無疑更加複雜。新的環境產生新的刺激，固有的文化背景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化和轉化新刺激的能力，這就需要「一個不斷對既有知識進行更新、顛覆、轉化的過程。其中既受制於環境本身，更受制於文化取向、知識背景等人文因素。」[21]中古以前直至唐代前期，中國文學中對於鳥聲的感知雖早有著墨，但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卻是人鳥關係的淡漠與疏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中唐以後，南遷的北方詩人才逐漸發現了鳥聲對環境的價值，並最終於北宋醞釀出較為成熟的禽言詩。

在張氏看來，「從『鳥言』到『禽言』，在文學上是寫作技法的變化；在地理上，則是環境感知從景觀到生態的楔入，而在觀念上，更是由食物鏈上的競爭者到生態系統上相互依存關係的轉變。」[22]通過對大量禽言詩的解讀，作者發現，從先秦至漢魏六朝，詩人們對鳥類基本上仍處在一種「無情可抒」的狀態。而中唐以後，或因避難或因貶謫，許多北方詩人不得不流遷南方，在這種苦悶孤寂的心境下，他們逐漸用聽覺感知環境，於是鳥聲的意義開始凸顯，醞釀至北宋，終於由自小與禽鳥相親的南方詩人寫出了成熟的禽言詩。因此，某種意義上而言，禽言詩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地理現象。作者也在論述的過程中，通過圖表的形式，為我們清晰地展示出了古代禽言詩的相關特點，如禽言詩人的空間分布情況、哪些禽鳥最被詩人所關注、它們又有哪些特殊意象等，同時也解決了圍繞錢鍾書先生對《宋詩選注》中就禽言一詩所做批註之學術公案，客觀上促進了一段學術史的書寫。

或許相關文史學者會覺得他在本章結尾的定論——「中國文學題材的演進史上，地理經驗堪稱第一等重要的原動力」，似有誇大地理學科的作用。[23]但縱觀文學史的發展，「從東晉逶迤至唐宋，由田園、山水以至於鳥聲，相當於從人工景觀、自然景觀而及與生態，認知程度由粗淺而精微。」[24]而這一切，又有哪一步不是因新鮮地理經驗而驅動完成的呢？然而，白璧微瑕的是，張氏在本章的論述中，忽略了北人南遷後對南方生態的感知，往往是以一種他者之眼的目光來看待和解讀，這就不免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誤解甚至曲解。未知是否可以單列一節南方本土詩人對於山水、禽言等生態環境的看法，並與北人做一長時段的對比？結論又是否會有所不同？

五、餘論及若干斷想

有學者曾經感慨：「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實難以嚴格劃分；譬如地名, 它是文化地理的一個構成部分, 但卻追隨歷史而不斷改變。」[25]顯然，此言一語道破了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因當兼具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視野，也即本書作者張偉然教授所謂由歷史、文化、地理三個坐標軸構建而成的三維研究領域。縱觀全書，張氏試圖通過跨學科的視角，做出更加本土化的學術研究，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全書正文四章力圖闡釋的問題，可謂處處見微知著、「小題大做」，無不體現出其敏銳的學術眼光和別具一格的治學旨趣，此非經年積累之功不足以致。雖然在具體處理某些細節的時候，有些說法可能多少有些想當然或者隨意，但總體上不影響其立論。至於有論者質疑其史料來源多集中於文學素材，故而可信度是否應該大打折扣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本書書名既已明確其研究對象是「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可能不是史料的可信度問題，而是史料的覆蓋範圍問題，本書的史料多集中於詩歌，但詩歌畢竟只是是文學的一部分，倘若能有更多的文學素材作為研究資料，不知該書的立論是否依舊成立呢？

最後，作為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門外漢，筆者在門外駐足「旁觀」良久之後，也想嘗試「介入」門內，提出兩點不成熟的思考，以此求教於各位方家。未必切中肯絮，但也希望不至於太過離譜。首先，在研究旨趣上，歷史文化地理學既著眼於探究「歷史時期人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空間組合及其演變規律」，[26]那麼對人的關涉自是首要之義。畢竟，不是抽象的歷史過程，也不是被物化的地理研究，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和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也即整個生活方式，才應該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主旨。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7]或許，只有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人的生存狀態及其自由和解放的終極價值追求來考察，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上的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才能真正具有無窮的闡釋力，並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互濟共融。其次，在方法論上，竊以為中觀層面的區域研究，或許更適合歷史文化地理的探討。已有論者就此提出，區域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應當注意「加強斷代文化地理研究」、「關注人才的統計和指示意義問題」、「利用心理學和計量的方法分析個性特徵」、「移民籍貫的統計問題」等。[28]這些富有洞見的看法，大體已為我們釐清了這一領域的探索框架，我想略作補充的是，既往對經驗材料的分析，似乎過於注重「作者/文本」這一面向的考察，然而文化並不僅僅只是那些成為經典文獻的人與文所構成，普通大眾的生活方式與情感體驗，可能才是文化真正的精髓。因此，如果我們轉換一下研究視角，藉助閱讀史的方法，使得「作者/文本」與「閱讀/讀者」這兩個面向產生聯結，在「聆聽低音」之後，或許可以看到以前未曾關注的歷史景象。

參考文獻

[1][美]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像力》，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頁。

[2]黃旦：《歷史學的想像力：在事與敘之間》，《史學月刊》，2011年第2期，第15頁。

[3]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75頁。

[4]參見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前言第1頁，後記第375-376頁。

[5]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頁。

[6]參見Terry G. Jordan & Lester Rowntree:Human Mosaic.p.13王恩涌等《文化地理學》；第44頁；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學》，第226-230頁；唐曉峰：《文化地理學釋義》，第157-162頁等。

[7]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頁。

[8]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4頁。

[9]所謂意象，指的是客觀事物在人意識中的形象和估價，它是一種精神圖騰，一種被感知到的真實，是聯繫環境與人之間的媒介。詳見Brian Goodall:The Penguin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P.220

[10]藍勇：《對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學術研究》，2002年第1期，第90頁，

[11]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57頁。

[12]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37頁。

[13]同上。

[14]盧云：《漢晉文化地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序第3頁。

[15]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62頁。

[16]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08頁。

[17]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6頁。

[18]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7頁。

[19]《文學研究還是史學研究？——讀後》,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453306/

[20]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26頁。

[21]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前言第17頁。

[22]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前言第17-18頁。

[23]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14頁。

[24]同上。

[25]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3頁。

[26]毛曦：《歷史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第89頁。

[27]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頁。

[28]藍勇：《對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學術研究》，2002年第1期，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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