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給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宮崎市定解讀〈史記〉》是日本京都學派著名歷史學家宮崎市定研讀《史記》六十年所成的一部返璞之作，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馬遷的人格與經歷、《史記》的結構與風格之後，宮崎市定讀出了《史記》中展現的古代中國是一個市民社會，民眾的主體，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本文摘編自該書的第六章《列傳——古代市民社會的人們》。
中國古代的自由人
在中國，古代封建制的基礎是都市國家。如果無視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態，就無法理解中國古代史。即便上流階層被封建制束縛是無可奈何的命運，但還有無視這一壓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將自由作為信條的，這在中國古代也不例外，只不過在中國找不到表示自由的詞語。
孔子所說的「仁」，有時候翻譯成「自由」最為通順。《論語》中有：「為仁由己，不由人。」 （原文為「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譯者注。）這句話可以理解為，不受他人的影響、引誘、脅迫，完全自由的人所做的行為自然就可以稱為「仁」。值得注意的是，這裡不說「為善」，而是說「為仁」。
商紂王肆意施行暴政，朝廷上下陷入恐懼時，微子因屢屢勸諫不聽而離開朝廷，箕子因勸諫遭到紂王的憎恨，結果淪為奴隸，比干強行勸諫卻招來殺身之禍。孔子在《論語》中稱讚他們：殷有三仁。這三人都是不畏強權，勇於遵從自己信念的自由人。孔子不說他們是忠臣，卻用「仁」來形容他們，這一點值得注意。
司馬遷以孔子之徒自居。在武帝的強權下，他敢於為搭救戰敗投降匈奴的李陵而勸諫武帝，這就是基於自由人意志的行為。如果視作挽救武帝的失政，那是忠的行為，如果視作解救友人的悲慘命運，那是信的行為。但這樣的分析只會違背司馬遷的心境，與其從武帝、李陵的角度思考司馬遷當時的行動，不如說更應該讚揚他自身的決斷和勇氣。那麼，究竟是什麼讓他做了這樣的決斷呢？那就是不為他人動搖的自由人的驕傲。
列傳七十卷是《史記》中司馬遷最嘔心瀝血寫成的部分，他努力描繪出以都市國家為基礎的古代市民社會中交錯的人際關係。由於他是孔子的弟子，在敘述人物時往往帶有褒貶，但這不是後世道學者們所輕易下達的教科書式的判斷。
司馬遷手頭的資料里收集了大量的前代名士，要說其中他最尊敬怎樣的人物，那就是完全的自由人。不屈服任何權威，不敗給任何誘惑，依據自己信念行動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也正是孔子所說的「仁人」。
《伯夷列傳》
《史記》列傳之首是《伯夷列傳》。伯夷是誰呢？據說他和末弟叔齊都是遼東地區孤竹國君的兒子。父親喜愛叔齊，有意傳位給他，於是父親死後伯夷就試圖把國家讓給叔齊，但叔齊不願接受，又讓給了伯夷。伯夷為遵守父親的意志而出奔國外，叔齊也隨之離開了孤竹國，國人無奈之下擁立了次子。伯夷、叔齊聽說周文王是聖人，仰慕他的德行而棲身於周。適逢文王去世後武王繼位，武王一改父親的防禦政策，起兵討伐殷商的紂王。和平主義的伯夷、叔齊堅決反對，出征時拉著韁繩勸諫道：「父親去世後葬禮尚未完備，此時出征無法稱為孝行。以臣下的身份誅殺君主，這不能稱為仁者。」 武王的隨從認為這是不遜之言，把刀架在他們脖子上，幸得太公望及時制止，把他們帶離了現場。武王順利打敗殷商，誅殺了紂王，天下進入周朝。但兩人心中無法釋然，作為最小的抵抗，他們發誓不吃周朝耕地上生長的穀物。兩人隱居到洛邑西方的首陽山上，以自然生長的薇菜為食。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薇菜采盡後，兩人就餓死了。關於兩人的行為，後世有種種議論。《論語》中孔子也和子貢討論過這個問題：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司馬遷引用這一問答來表達滿腔的敬意，他恐怕是這樣理解上文後半段的：
曰：「怨乎？（沒有迷茫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尋求自由而獲得自由，這是出自信念的行為，有什麼迷茫的呢？）」
自由是社會環境問題，更是個人信念的問題。別人給予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為給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司馬遷的人生觀
司馬遷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通常天道沒有偏愛，往往幫助善良之人，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伯夷、叔齊不是善人嗎？他們的生活方式無可非議，卻無法免於餓死。孔子門下有七十位高徒，其中被稱讚好學的只有顏回，但他卻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早早去世。相反，作為大盜的盜跖犯下無數殺人罪行，率領手下數千人橫行無忌，最後卻能安然地迎接死亡。
讓我們聽聽孔子是怎麼說的：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不同的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的標準，各自的目的是不同的。）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如果富貴是一生的目的，那我願意做一個揮鞭引導權力者的下級官員。既然不願做這樣的事，就好好珍惜自己的自由。）
孔子還接著說道，冬天到來後才能知道常綠樹和其他樹的區別。即便世間腐敗透頂，只要不受其污染就是真正的廉士。那麼我們的生活方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相信人類是不滅的吧。
人類有各種定義的方法，如果以肉體為重就是生物學的人類，如果以所持物品為重就是社會性的人類，這些都會隨著人的死去而消亡。最本質的定義方法是歷史性的人類，雖死不滅的人類就是其中之一。不滅的人類之所以能夠雖死猶生，就是因為他的名聲。
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名不是貼在身體上的名片，而是人類本身，至少是和人類本身是密不可分的。名和實不應分開，因為人和人相知不是依靠肉體，而是只能通過名聲。特別是對於歷史人物來說，名聲就是一切，人是通過名聲來獲得不滅的。司馬遷基於這樣的想法，堅信人類是不滅的。
不過，這也是有條件的。司馬遷接著補充道，首先必須結識志趣相投之人。伯夷和叔齊是賢人，這一開始就是事實，此後經過孔子的頌揚而進一步知名。顏回雖然篤學，但也是通過進入孔子門下，其生活態度才成為世間的模範。雖然也有不少超脫世間、隱居在山間堅守孤獨自由的人，但他們中也有幸運和不幸運，很多人的名聲是被後世遺忘的。那麼，混跡市民之間而獨善其身、為社會服務的人，是否就能夠揚名後世呢？這也不一定，需要有孔子那樣的偉人給予提攜。
因此，司馬遷的立場是一分為二的。其一是遵守孔子的教誨，從後世尋求知己，因此他的行動不能辱沒他作為儒家學徒的身份，司馬遷對此是抱有自信的。在李陵事件中，他不向武帝的權威屈服，基於信念向天子勸諫，展示出不為外界所動的自由人的驕傲。即便面對周武王這樣的大聖人，伯夷、叔齊也能夠堂堂正正地指出其過錯，而司馬遷在他們面前也毫不遜色。結果如何是無所謂的，那是個人無力改變的命運。但後世一旦有孔子那樣的聖人出現，必定會認同自己的做法並給予讚揚。
司馬遷認為，與自己一樣遭受不幸的賢人不計其數，特別是到了近代常常為他們嘆息：「若至近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這正是在說他自己，「時然後出言」就是在必要的時候發言。「非公正不發憤」是指委婉的說法不足於震耳，這裡用雙重否定表達肯定的意思，其實就是：「公正發憤。」也就是說，應該發憤的時候就要有發憤的自由。這正是直面李陵事件時司馬遷的立場。
司馬遷還有另一個立場，那就是繼承孔子，成為像孔子那樣的歷史學家。他作為歷史學家竭盡所能地搜集材料，不問岩穴之士和閭巷之人，凡嘉言善行都必須加以網羅而傳諸後世。幸而以伯夷、叔齊為代表，列傳中這樣的資料十分豐富，這是足以令中國感到驕傲的事實，歷史學家可謂三生有幸。
當然，伯夷、叔齊的故事在今天看來難以直接作為歷史事實。雖然近年來萬里長城外的遼西地區出土了刻有孤竹、箕侯等文字的銅器，但這不能直接證明伯夷的實際存在和箕子朝鮮的建國。伯夷和叔齊逃離祖國，不如說是和吳太伯相同類型的讓國傳說之一，與堯、舜、禹的讓位傳說也是一脈相承的。這樣的故事進一步發展，就成了伯夷列傳開頭出現的許由的故事。堯本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但許由恥於自己被當作俗人，於是到潁水邊洗耳朵。巢父牽著牛走過，聽說此事後認為污染的河水不能飲用，於是牽著牛走去河流的上游。這樣的故事可能最早出自《老子》《莊子》等倡導無為的道家學說，但即便只是傳說，千百年來也一直溫暖著古代中國人的內心。如果只是個人的逸事，就不必神經質地追究其是否屬於真實的歷史了。
《太史公自序》
雖說著述《史記》的動機是繼承父親的遺囑，但不妨同時看作他個人揚名立身的開端。正當父親在洛陽失意，因病痛倒下時，司馬遷奉天子之命出使遙遠的巴蜀到雲南之地。但這是天子賞識其才能的證明，武帝身邊的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嚴助、終軍等人都曾出使邊疆而深得聖心。司馬遷也必定認為這是其成功之路的開端，期待能夠留在天子身邊參與顧問。
然而事與願違，與父親分別十年後，司馬遷因好友李陵之事遭到連坐，被處以死刑減一等的宮刑。李陵是名將李廣之孫，跟隨貳師將軍李廣利討伐匈奴，因戰敗後投降匈奴，其母親妻子都被處以死刑。當時司馬遷極力向天子辯護，卻被認為是在歪曲事實而受到審判。從司馬遷留下的隻言片語來看，這一事件中無論對李陵家族的處置，還是對司馬遷自身的裁決，似乎都有敵對勢力在暗中活動，他們左右著天子的意向，最終下達了有失公正的判決。換言之，這不僅是行動上的失敗，也是政治鬥爭的失敗。這樣的自覺使他越發消沉，已經無法以名家子孫的身份和所謂文學之士為伍，也無法繼承父親的遺訓，建立揚名後世的功業了。這份絕望的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處以宮刑後身體被毀固然也讓人悲痛，但身無所用，再沒看不到光明的前途才是最令人傷心的。但是他又想到，揚名後世不僅僅是在今生極盡榮華。於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寫道：
昔日，西伯文王被紂王囚禁在羑里，於是參透了《周易》。孔子在陳、蔡遇禍，於是創作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於是寫下《離騷》。左丘明變成盲人，於是編訂《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呂不韋遷蜀而留下《呂覽》，韓非子囚於秦而作《說難》《孤憤》。《詩經》三百篇大多是古代先人發憤時表達志向的。他們都有縈繞心中無法解開的東西，正和現在的我一樣。於是我思考過去和未來，編著從五帝以來到漢武帝獲白麟為止的歷史，從而寄託我的志向。
司馬遷在人生路途上遭遇的挫折促使他回顧過去，他將自身的譜系追溯到周宣王時期的司馬氏。對過去的無限熱愛進一步砥礪了他作為歷史學家的素養，特別是對遭遇不幸的名士極盡同情。古有伯夷、叔齊，中間有伍子胥，近來又有李陵的祖父李廣。他在《李將軍列傳》的最後寫道：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广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行文凄愴至極。司馬遷也曾下過獄，面對所謂刀筆之吏的審查受盡屈辱，心中對李廣的同情難以自禁。司馬遷還曾作賦哀嘆過士之不遇，他在文中嘆道：「天道微哉！」換言之，他已經看透了世態炎涼。
受過宮刑的司馬遷作為宦官在武帝宮中服務，他因文采出眾而獲得武帝的信任，被任命為中書令。但這樣的境遇並不像以前那麼充滿光輝，他的存在越是顯眼，其背後的陰影就越是濃厚。對現實充滿失望的司馬遷唯有傾心於修史事業之中，才能夠獲得心靈的寧靜。他所關心的只有過去和未來，只希望將來有一天自己的著作能夠停留在人們眼中，讓司馬遷在世人的心中獲得重生。司馬遷之所以能夠身臨其境般地熱情訴說過去，正是因為他回到了原本的自由人的立場，忘卻現在，一心只想為後世之人娓娓道來。
選自《宮崎市定解讀》，[日]宮崎市定 著，馬雲超 譯，楚塵文化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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