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蒲松齡的寫作指導老師？
《聊齋志異》
蒲松齡
《史記》和《聊齋志異》，除了都是用文言文寫作之外，其他似乎連八竿子都打不著。《史記》講的是正兒八經的歷史，《聊齋志異》講的是不入經史的神怪，前者多是帝王聖賢，或者史上有名有姓的非凡人物，基本上有事實依據，至少不會刻意虛構；而後者講的是名不見經傳的落魄書生，花仙鬼狐，荒誕不可信。
然而，凡是文化，不能光看表面現象，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文學，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其實內里卻有一條線索貫穿，《史記》和《聊齋志異》就是這麼有著內里聯繫的兩部書，甚至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源頭。
神似：都是兩本吐槽的書
中國古人著書寫文，或是為了記載歷史，以傳後世；或者懲惡揚善，勸誡世人；或者吟詠性情，歌頌美好……凡是文字，總有一個動機，而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動機就是「孤憤」。有著非凡抱負的文化人，對於時代的發展，總是有著前瞻精神的，一時不合流，就不免產生孤獨感、憤怒感，形諸文字，流傳後世。例如屈原，憤而作《離騷》，《離騷》本身就有牢騷之意，吐槽之意；再如《水滸》，被評為一部「怒書」，當中充滿正義之怒，善良之怒；而《紅樓夢》也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其實就是一種「孤憤」。
《史記》就是一部「孤憤」之書，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此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在司馬遷的眼裡，從《周易》到《詩經》，都是發憤之作，後來到了唐朝的韓愈手裡，就成了「不平則鳴」。秉著這個宗旨，司馬遷寫了《太史公書》，也就是《史記》，他說「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就是想把自己的發憤記錄下來，保存起來，流傳下去。
時代和個人認知的落差，形成了司馬遷的「孤憤」。因此，《史記》是一本充滿了情緒的奇書。
而《聊齋志異》，則是繼承了自古以來聖賢著書的「孤憤」精神。蒲松齡的一生，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平靜的，他早年貧困，雖然才華橫溢，但屢次參加科舉考試總是不上榜，不過，因為他夫妻兩個勤於生計，省吃儉用，加上有畢家扶持，蒲松齡晚年的時候家有些許良田和房屋，子孫滿堂，其實還算幸福。當然，這並不妨礙蒲松齡對時代的深刻觀察和獨特領悟，他也有他的「孤憤」，加上常年功名不得，「隨風盪墮，竟成藩溷之花」，自己好比落花隨風飄蕩，不幸墜在籬笆廁所卑微之地，有才不得其位，因此借狐仙花妖寄託自己訴說不得的情懷，因此寫就《聊齋志異》這本孤憤之書，「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而且從「孤憤」來看，和《報任安書》「聖賢發憤之作」是完全有傳承關係的，蒲松齡有意繼承太史公的意圖，極其明顯。更明顯的證據是，《史記》的點評主體是「太史公曰」，而《聊齋志異》的點評主體則是「異史氏曰」，以史家自許的動機躍然紙上。
當然，司馬遷的發憤也好，蒲松齡的孤憤也好，並非一種對什麼不滿、處處埋怨的精神狀態，它是一種充滿建設性、拓展性的精神，其中包含了對美好事物和人性的讚美，對歷史正能量的肯定，以及對時代的期許，而且這種讚美、肯定和期許是佔主要位置的，否則的話，《史記》和《聊齋志異》也不會流傳這麼廣，流傳這麼久，因為它契合了人們對於美好前景、美好心靈的預期和嚮往。
《史記》
司馬遷
形似：將項羽的氣魄用到一個落第書生身上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以記人為主要方式，一切材料、一切手法都圍繞人物展開和布局。加上有司馬遷的感情動機在裡面，也就是有作者主觀意思，這樣就決定了《史記》也是一部文學作品，甚至是一部戲劇作品，類似於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哈姆雷特》等作品。
《史記》刻畫人，用的是白描手法，扣住人物所處的特定環境及人物的個性、經歷、言行的突出之點，用簡潔的語言進行描寫，沒什麼枝蔓，主要集中在言行和神情上。事實勝於雄辯，我們還是來看例子吧。諸如《萬石君傳》，寫到漢朝的歷史人物石奮，他是劉邦的好友，也是劉邦的臣子，為人極其謹慎，一旦行為上有什麼小小的差錯，就嚇得誠惶誠恐，影響到一家人都如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有一回，石奮的長子石建上書奏事，結果發現馬字的尾巴少了一根，如果皇帝譴責下來，就死定了。那種戰戰兢兢、小心惶恐的神態通過幾句話就形象地表現了出來。
我們且拿《聊齋志異》里的一段來對照，《促織》里有這麼一段，成名的兒子對父親捉來的蟋蟀很好奇，忍不住打開玩耍，結果把用來上貢的蟋蟀弄死了，成名的妻子罵兒子耽誤父親的大事，災禍臨頭了，「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復算耳!兒涕而去。」成名妻子和兒子因為弄死蟋蟀的惶恐驚懼，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眼前，尤其是那句「死期至矣」，和石建的「死矣」，其口氣完全一樣的，雖然人物身份不同，虛實不同，但是心情是一樣的，性格是一樣，氣氛也是一樣的。
再如《史記》里的《項羽本紀》，和《聊齋志異》里的《葉生》，就能看出兩者的傳承關係。項羽兵敗垓下，帶著殘餘人馬突圍而出，他想到自己半生功業，不由得悲憤地說：「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我項羽今天失敗，不是因為不會打仗。寥寥一語，英雄末路的悲憤就很立體地突顯出來。而蒲松齡直接將這句話用到《聊齋》人物的身上，在《葉生》里，主人公葉生聰明而好學，但總是屢試不第，在經歷了諸多挫折之後，葉生悲憤地說：「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這完全就是項羽那句話的翻版，葉生雖然是一介書生而已，其悲憤卻和項羽的英雄末路完全是一回事，這其實是蒲松齡借《史記》抒發自己的「孤憤」，借司馬遷的筆寫葉生，寫自己。
再如《商三官》，寫民女為父親報仇，其鏗鏘凜然之風，完全是《刺客列傳》的翻版。
可見，《聊齋志異》是以寫史書的方法寫神話，抒發的情懷跟司馬遷是一致的。說司馬遷是蒲松齡的寫作指導老師，也不為過。
讀《史記》和《聊齋志異》的正確姿勢
任何民族的文化文學經典都是一脈相承的，前人的藝術手法、文學成就就保存在作品裡，把作品讀熟悉了，研究透了，古代聖賢的能量也就傳播給我們了。雖然我們今天不寫《史記》，也不是每個人都寫《史記》，也不寫《聊齋志異》，但是這兩部書的寫作精華，是可以運用到我們的寫作實踐當中去的。看上去似乎不搭邊，內里卻有很多可以吸收的營養。司馬遷寫項羽的筆法，蒲松齡寫葉生的技巧，我們也可以用來寫周邊的人物，變成我們的寫作本領。
讀《史記》，讀《聊齋志異》當如此，司馬遷和蒲松齡都可以是我們的寫作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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