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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建本版畫略論

原標題:宋元建本版畫略論



建陽的雕版印刷萌芽於五代、繁榮於兩宋。到南宋時,建陽已成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當時刻書作坊聚集的麻沙、崇化兩地被譽為「圖書之府」(宋·祝穆《方輿勝覽》卷11)。


宋代建本圖書已開始出現插圖,由於雕版印刷是將圖、文反刻在木版上,著墨後刷印在紙上,其原理與現代版畫創作是一樣的。因此,古代刻書業中的插圖製作實際上是現代版畫的濫觴。


建陽的版畫藝術與繪畫藝術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當北宋建陽著名畫僧惠崇繪出《春江小景》,令蘇東坡唱出「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這膾炙人口的詩句的時候;當黃齊(字思賢,建陽人,北宋皇祐進士,歷官兵部侍郎,工畫)寄興丹青,揮筆描出《風煙欲雨圖》,被收入《宣和畫譜》的時候;當建陽道士徐知常(字子中,能詩善畫;宣和中,除蕊珠殿侍晨)翻閱道家經藏,從中尋找繪製神仙故事的靈感的時候;當張、黃兩位書生,為鄉人新作聚星亭,畫荀子、陳寔佚事於屏間,而令朱文公嘆服的時候(朱熹《贈畫者張黃二生》,《朱文公文集》卷76), 建陽民間許多不知名的畫工 、刻工則在為建本圖書繪製插圖,雕刻上版,由宋至明,形成了中國版畫史上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大、傳世作品最多的畫派——建安畫派。


宋元建本版畫的主要特徵是上圖下文,以圖輔文,以文釋圖,圖文並茂。建本中率先使用插圖的,是建陽書坊中具有創新意識的刻書家們。

通常認為北宋嘉祐八年(1063)建安余氏靖安刻印的《古列女傳》是最早的建本版畫。此畫相傳為東晉著名畫家大司馬顧愷之所繪,故此書卷首標題有「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字樣。清徐康《前塵夢影錄》說:「繡像書籍以來,以宋槧列女傳為最精。」此《列女傳》的原刻本,今已無存,現存為清道光時期阮福的翻刻本,共分8篇,123則,圖也是123幅,上圖下文。


歷史上,最早將儒家經典配上版畫插圖,使文字古奧難解的典籍得以通俗化、以便讀者閱讀、加深理解和記憶的,是南宋時富於創新的建陽書坊。傳世的刻本還有《六經圖》,「纂圖互注」諸經諸子等。現代著名的古籍版本學家傅增湘先生曾有詩云:「纂圖互注出麻沙,瞿陸雙丁未足誇」(《雙鑒樓藏書雜詠》、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附錄一),說的就是這些刻本。


理學家朱熹在建陽講學著述期間,著有《周易本義》。在此書的宋代建陽刻本中,卷首冠有《河圖圖》《洛書圖》《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文王八卦次序圖》《文王八卦方點陣圖》《卦變圖》等易圖9幅,圖後附簡要說明。應該說,朱熹《周易本義》的插圖,其價值的重點在於其貫通天人的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上,或者說,是體現在學術上,而不是在藝術上。然而,正是通過這種圖說的方式,將王陽明所說的「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王陽明《別諸生》)的伏羲「先天之學」,以圖畫的方式簡潔完整地表達了出來。由於朱熹長期在建陽講學,並且在建陽書坊有過從事刻書的實踐,所以此舉對建本和建本版畫發展的影響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宋元以來的建版圖書,不僅是通俗讀物,即便是許多嚴謹的學術著作,甚至包括朱熹的經典著作《四書集注》等也有插圖,這與朱熹的採用和推廣是分不開的。


在朱熹之後, 建陽書坊出現了一批配上插圖的儒學典籍,在當時的出版界悄然颳起了一股「讀圖」旋風。在存世的宋代建本中, 僅以「纂圖互注」標題的就有《尚書》《周禮》《毛詩 》《禮記》諸經,以及《荀子》《老子道德經》《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毛詩舉要圖》和《毛詩圖譜》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中的《四詩傳授之圖》,以圖的形式將《魯詩》《齊詩》《韓詩》《毛詩》的師承和源流關係表現得明白無誤。


建本《六經圖》,將《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即所謂「六經」均配上插圖。但《六經圖》在流傳的過程中,大部分原刻本均逐漸散佚,惟獨還有《尚書圖》的原刻本,至今還完好地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為南宋紹熙年間(1190—1194年)建陽書坊刻本,原書一卷,白麻紙精印,有圖77幅。版式為上圖下文,圖上有題。《中國版刻圖錄》曾收其中「有虞氏韶樂器之圖」一幅。此書原為當代著名作家、藏書家黃裳所珍藏,後捐贈給國家圖書館。黃裳先生在其所撰《幾種版畫書》一文中,讚揚此書,「於此可見宋代的版畫就已有非常高的水平,工細簡直不下明代中葉的作品,自然更多些端嚴的氣勢」(《黃裳書話》,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2003年9月30日國家郵政部發行的《圖書藝術》特種郵票,其中《宋刻本周禮》是我國首枚以雕版印刷古籍圖書為主題的郵票。畫面的主體部分,採用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插圖本《周禮》書影。


此插圖本《周禮》即南宋建陽刻本,現僅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收藏,為海內孤本。曾歷經張敦仁、汪喜孫、李盛鐸等名家所遞藏。原書有圖36幅,郵品所選,為其中兩幅。右圖《水地法圖》,描繪的是以水平之法量地,使四方皆平,以營造國都或城郭,文見《周禮·考工記》。左圖《天子玉路圖》,描繪的是周王朝時以美玉裝飾的皇帝專車。路,通「輅」。《周禮·春官》載:「王之五路,一曰玉路。」是說皇帝的專車有五種,其中最尊貴的是「玉路」。圖中描繪的是周天子乘「玉路」出行,前呼後擁的情景。線條流暢,形象生動(參拙文《建陽書坊與插圖本〈周禮〉》,《集郵》雜誌2003年第一期)。郵票設計家對此書的評價是,「該書刻印精美,圖文並茂,是一部體現中國宋代版畫藝術和雕版印刷水平的代表作。」 朱熹在建陽講學時,可能曾經見到過此建本《周禮》,他說:「書坊印得《六經》,前有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概也是」(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8)。


刻印於紹定五年(1232)前後的宗教類圖書《天竺靈簽》,現存5至52簽,每簽一圖,是現存建本中較早的有人物形象插圖的刻本。圖中人物表情和形體動作均栩栩如生,被鄭振鐸先生譽為是早期版畫創作中的「一部傑作」(《中國版畫叢刊》)。


南宋建陽書坊中許多刻工也能刊刻版畫插圖。這一時期的建本《妙法蓮華經》,也是一部宗教類古籍圖書。鄭振鐸先生《中國版刻史圖錄》收其中《序品》《藥草喻品第五》《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扉頁畫》三幅版畫。圖中分別署有「范刁」、「范生刁」 、「建安范生刊」字樣。「刁」是雕字的俗寫,建安指的是古建安郡(今建甌、建陽一帶),說明此范生是閩北人氏,建安范生即此書版畫的刻工。這便是宋代建陽惟一知名的版畫家。所謂「知名」,只是僅知其名,外加幾幅傳世的版畫作品,如此而已。由於刻工都是個體的手工工匠,除了常年受雇於某些書坊主的固定刻工之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均居無定所,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屬於那種幾把刻刀、刮刀、木槌、平鏨,一個工具箱就可以闖蕩四方,受雇遠近的臨時工人。正是這種流動性,促使各地書坊之間的版畫刻印技藝得到相互交流,從而也促進了刻書業的發展。


元代是建陽刻書業持續發展的時期,也是建本版畫插圖製作的發展期。這一時期建本版畫的內容比宋代有所擴大,版畫插圖的技藝也有提高,出現了中國出版史、小說史,尤其在版畫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巨作——《全相平話五種》。

在版式上,《全相平話五種》均為上圖下文,連環畫式。插圖占版面約三分之一,每一全頁一圖,即所謂合頁連圖,每圖均有小標題,主要人物標出人名,計288幅插圖。插圖的連續性很強,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連環畫。故有人認為,此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連環畫。此外,五種平話均有帶插圖的封面,版式也是上圖下文式。如《全相三國志平話》的封面,上繪《三顧茅廬圖》,圖上端題「建安虞氏新刊」,圖下題書名《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國志平話》。


受版式的限制,要在狹長的畫面中,表現龐大的歷史事件,這就要求版畫的設計與製作有高度的概括性,版畫家要像一個高明的導演一樣,在狹小有限的空間中導演出一部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來。《平話五種》的版畫作者較好地處理了這一矛盾。如「赤壁鏖兵」的插圖,僅用士兵五六人,戰船一二隻,加上岸邊「孔明祭風」仗劍作法念念有詞,江上「黃蓋放火」火借風勢、勢不可擋,就把火燒赤壁波瀾壯闊的戰鬥場面很好地表現出來了。


《全相平話五種》的版畫插圖,運用洗鍊的手法,表現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和戰爭場面,人物形象鮮明,場景的處理與人物形象交相輝映,使故事情節得到生動的表現。圖版的製作也極為精麗,線條流暢,疏密有致,在黑白分明的對比之中,較好地體現了版畫創作的辯證思維。因此,《全相平話五種》的版畫是建本圖書的插圖創作走向成熟期的力作,也是元代建本版畫的代表性作品。


元代另一部頗值得一提的建本版畫,是現存最早的插圖本日用百科全書——《事林廣記》。這是由南宋崇安陳元靚所編的一部日用類書,成書於宋理宗端平間,但宋刻本今已不存,現存最早的是元至順間(1330—1333)建安椿庄書院刻本。全書共42卷,分為43類,每類皆配有精美的插圖。此書又有元後至元六年(1340)鄭氏積誠堂、元陳氏積善堂、元余氏西園精舍等刻本,卷數與椿庄書院本不盡相同。有的刻本則新增了一些元代民間日常生活知識方面的內容。

本書收集了宋代市民生活的各方面資料,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具備的知識。內容涉及天文、地理、節令、文藝、書道、軍陣、音樂、醫藥、倫理、宗教、衣食、植物等各個方面,是研究宋代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全書圖文並茂,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市民生活和文化娛樂等內容。如書中表現市民「投壺」、「蹴氣球」等活動的版畫,傳神而逼真。續集卷四載《棋局篇》,是現存較早的《棋經十三篇》全文,後附「棋篇路圖」、「長生圖」、「遇仙圖」等,也是較早的棋譜。地輿類中有《歷代國都圖》《歷代輿圖》,是現存較早的版刻地圖。卷六的三幅宋東京圖是現存最早的開封宮城圖,圖中詳盡地標出宮殿樓閣的位置,史料價值極高。農桑類中有《耕穫圖》《蠶織圖》,與南宋寧宗時樓鑰任於潛令期間,所作《耕織圖》,可能有某種關係。(宋·樓鑰《耕織圖後序》,載明曹昭《新增格古要論》卷13)續集文藝類中的《玩雙陸圖》,為元代人所增補。描繪兩位蒙古族官員對榻而坐,玩耍「雙陸」的遊戲。床後立著兩個侍者,一旁茶几上有杯盞茶茗,身後有畫著牡丹孔雀的屏風,一隻狗搖頭晃尾,似乎在邁著從主人那兒學來的「官步」。整個畫面構思精巧,筆墨簡潔,人物形象鮮明,很好地表現了元代蒙古貴族階層悠然閑適的生活。


此書後集卷三《先聖類》有《夫子杏壇之圖》,表現的是孔子率門下弟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情景。卷五《先賢類》有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等理學先賢的全身像,開了版畫人物圖像之先河。書中還以示意圖的方式列出了周、程和延平四賢,以及朱門中44位主要弟子的傳承關係,基本上表現出了朱熹「考亭學派」的主要陣容。


將書中的《先賢圖》和示意圖所列人物和朱熹的道統論相對照,可以看出,該書編者受到朱熹很深的影響,且主要受到朱熹《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朱文公文集》卷86)的影響。因為朱熹在此文中,提出了「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的道統觀。而《先賢圖》所列七位先賢,除朱熹外,正是周、二程、張載、邵雍和司馬光,即所謂「北宋六子」。其原因,與朱熹講學的地點就在考亭滄洲精舍,而精舍的所在地,就在建本的故鄉——建陽,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版式上,此書的某些插圖如《耕穫圖》《蠶織圖》等也開始擺脫了早期建本版畫的上圖下文的單一模式,使建本版畫從僅占版面的三分之一的狹小空間中掙脫出來,出現了全頁巨幅的形式,從而使版畫能表現更為廣闊的生活內容。在編撰體例、內容和版畫製作上,《事林廣記》開了元明間建陽書坊刊刻插圖本日用類書之先河。


元代建本版畫的知名畫家有吳俊甫和黃叔安兩位。他們都是服務於建安虞氏書坊的畫工。建安虞氏刻印的《全相平話五種》,其中《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後集》的版畫,題「樵川吳俊甫刊」,樵川是建陽鄰邑邵武的別稱,說明吳氏乃邵武人氏。虞氏刻本《秦並六國平話》的版畫,則題「黃叔安刊」。吳俊甫和黃叔安,是繼宋代「建安范生」之後,既能製圖,又能刊刻的畫工和刻工。


版畫插圖在刻本中的出現,增強了圖書的通俗性、趣味性,能增強讀者的理解和記憶,因此,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發展到明代,建陽書坊的刻本幾乎發展到無書不插圖的地步。在版式上,也從宋元時期的單一的上圖下文,發展出下文上圖、文中嵌圖、單面大圖、合頁連圖、月光版圖等多種版式;在版畫技藝上,也有了巨大的進步,從早期古樸的風格向綺麗轉變。以至到明萬曆間,建本版畫技藝發展到了巔峰,與其時的徽派版畫爭奇鬥豔,從而共同開創了鄭振鐸先生稱譽的「光芒萬丈的萬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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