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越建越好，讀書人卻沒了，先生也沒有了
高曉松回到母校清華大學辦演講，他很認真，講他看到的世界，理解的生活。
講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
他講得很用心，也很博學。
座位上的年輕校友很呆雞。
講座結束了，一個女孩提問：「高老師，你覺得我是應該去國企還是外企？」
高曉松脾氣很好，但那一刻他很尷尬，也很無語。
「我準備了很久的演講，不是為了給你解答這個問題的！」
「你可以去問成功的商人，他們比我更擅長。」
從此以後，他決定再也不去大學講課。
也不願意去大學當客座教授。
他說：「現在的教育，只教出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老師沒有風骨，學生不再求知！」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飄飄。
蔡元培正式就職北大校長，在就職演說上：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大學生要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蔡元培
梁漱溟
上課會哭的先生——梁啟超
據梁啟超的學生梁實秋回憶：「先生的講課，講到精彩處，便成為表演，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
聽他講到他最喜歡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
情緒轉好又『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每當講過，先生必大汗淋漓，狀極愉快。
聽過他講課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見《梁實秋作品精選》書）
1929年，梁啟超久病不愈，吃了很多葯都不見好轉。
學生謝國楨勸他務必停止工作，多多休息，「否則即使扁鵲再生，也無能為力。」
梁卻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
後來謝國楨成為我國當代著名的明清史專家，著作等身。他生病後，也一直堅持看書工作，好友勸他要保重身體；
他卻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不求生命之榮華，不求生命之長遠。
只為活出人格，活出骨氣，活出血性。
林徽因，民國大才女，1937年，國家有難。
她和梁思成先生一路逃難，「如果國家淪陷，我就跳長江殉國。」
我溫柔如水，但是我也堅強如剛。
她可以和徐志摩談靈魂，也可以和金岳霖交流學術，和梁思成講一生的話題。
當梁思成問林徽因「為什麼是我」時，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會用一生來回答，你準備好了嗎？」
我要靈魂上的自由，也要識民族大義，捨生取義。
有貧困交加，但不卑微。有悲愴，但沒有鄙俗。
林徽因
陳寅恪到了西南聯大，每次教課恪守學術，對得起學問和良心。
「有一份史料，講一分話。」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
每回陳先生上《中國哲學史》，大哲學家馮友蘭就從教員休息室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先生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鞠個大躬，然後分開。
陳寅恪
日本空襲，狂人劉文典起身就往防空洞跑。
跑了一半，突然想起陳先生視力不好，怕有危險。
就立即冒著危險返回找陳先生。
劉文典的狷狂，世人皆知。他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
「陳寅恪值400大洋，我自己值40大洋，朱自清值4塊，沈從文最低，連4毛都不值！」
對學問尊敬，對知識敬畏。
這就是陳寅恪說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活成人樣。
常常聽人講文化。文化是什麼？是學歷，還是閱歷？
我覺得文化是修為，是讀書後，知道自己的淺薄。
過去人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多少人有出國留學的經歷。有些大字甚至不識幾個。可修為並不比大學裡鄙俗不堪的教授差。
五一期間，我出去走了走，路過一處小弄，窄而狹長。
只能過一個人，巷子那頭，有一個長者迎面走來。
我身旁挑貨的貨郎，放下擔子。在巷子這頭安靜地等對方緩緩通過。
那一刻，我對他肅然起敬，敬畏的程度並不比對一個俗不可耐的大學教授少。
錢理群先生說：我們的大學教育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大學應該培養人文素養高的人，道德品質好的人。不然讀了再多的書，走了再多的路，就像在電視上鼓吹的「大師」，極盡表演，但依舊還是文盲！
大學還在，讀書人沒有了，先生也沒有了···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當所有人都向「錢」看的時候，有些東西自然就倒退了。
新時代，願大師再現中華大地！
願聖賢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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