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西京地區的教育文化探析
女真建國後，仍因遼代舊稱，名大同為西京，為金朝五京之一，是我國北方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金代西京的教育文化繼承了隋唐漢文化，近百餘年間，西京地區又不斷受到女真草原文化與中原南宋文化的影響，其文化教育呈現多樣性、獨特性。正如楊啟光先生所言：人們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氛圍之中，總是在既定的從先輩繼承下來的條件里開始自己的文化創造和文化借鑒活動。本文試就遼代西京的文化教育發展情況作一簡略的概括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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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西京教育機構
女真族稱雄中原，建立大金國後，為了鞏固政權，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同時為了提高女真人的漢文化素養，金統治者將學校看作國之大政，風俗所在。故有「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
金統治者首先在西京大同府設立學官，教授諸部兒童學習女真文字。「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後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待學業結束，擇優錄取至上京，賜封官職。如著名的輔政大臣紇石烈良弼、納合椿年就是從學官中走出來的傑出的猛安謀克子弟。《金史》卷83《納合椿年傳》中記載：「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置女真字，立學官於西京（今山西大同），椿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侍御史，改監察御史」。由此可見，金統治者對本族人民教育十分重視。
此外，女真府學是西京地區又一重要的教育機構。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中都、上京、胡里改、婆速、咸平、泰州、臨潢、北京、西京等二十二處設置女真府學，其中西京路就有2處。府學置教授一員，尤以女真新進士為優，生員約有六百餘人。當然，生員來源設有規制，《金史》中記載：「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又定製，每謀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戶內無願學者，則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季月私試如漢生制。
除府學之外，統治者還參照中原傳統教育制度，興建各級學校。這一時期，書院制度在西京地區盛行。書院是我國中央集權制度特有的教育機構，是官府或私人藏書、教書以及治學的地方。至宋以後，隨著私學興盛，書院逐漸跳離官學圍牆，從國家圖書機關變成講學、修業之所，為古代教育注入新鮮血液。金代西京大同府的翠屏書院可謂名噪北國。翠屏書院坐落於渾源州南3.5公里的翠屏山上，是金代劉撝與右丞相蘇保衡告老還鄉後所建，二人均在此講學授業。翠屏書院是金代西京唯一有記載的書院，然由於史料匱乏，其規模如何，體制怎樣，現已無從得知。不過從金代渾源州進士世家、文人濟濟的盛況可管窺翠屏書院對當地教育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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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西京科舉盛況
教育機構發展的同時，科舉取士與日俱盛。金太宗天會二年（1124年），為了選拔人才，同時亦為了安撫歸附的人民，在燕雲地區首開科舉取士。《金史·選舉志》記載：「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起設也，始於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後又規定，「策論試官，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員、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員，律科，監試官一員，試律官二員，隸詞賦試院」。
在統治者的倡導下，西京地區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名流輩出。最富盛名的莫屬於渾源劉氏家族。劉氏在金朝五代共出進士九人，加上元初劉郁（劉祈弟），共十位進士。劉撝號南山翁，是金初天會二年（1124年）的詞賦進士。子劉汲、劉渭是天德三年（1151年）進士。孫劉品、劉儼、劉似前後恩賜及第，曾孫劉從益、劉從禹分別在大安元年（1209年）、正大七年（1230年）進士及第。劉從益子劉祈、劉郁同樣進士入仕。尤其是劉祈「文名滿天下」，為金末元初文壇領軍人物，對金元文學影響深遠。劉氏一門五代才子，此乃古今鮮有，因此，著名文學家趙秉文為劉氏書曰：「叢桂蟾窟」。
渾源雷氏，同樣是金代有名的進士世家。雷思是劉撝的岳父，皇統二年（1142年）中進士，官至同知北京轉運使。子雷淵，至寧元年（1213）及第，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金代西京科舉尤盛，入仕者多，除渾源劉氏、雷氏外，還有天鎮蘇保衡、武州虞仲文、大同康元弼、弘州李純甫43人進士及第者。由此可見，金代西京地區科舉取士十分興盛，特別是應州渾源，中進士者頗多，出現了不少進士世家，更有千古名流的文學大家，這種舉世盛況自古鮮有，可謂空前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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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學對傳統文化的影響
金代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遠影響。女真族策馬揚鞭，滅遼國，覆北宋，定北京為中都，以大同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疆域擴展到今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區域，雄踞中原。為了加強統治，金統治者因漢制，襲漢俗，實行科舉取士制度，同時刊刻頒印漢文典籍，供女真人學習、鑒閱。金政府推行漢制，重視教育，無疑為金朝文學發展開闢良好的政治環境，西京文學的繁榮即是典型範例。
金代西京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家是渾源劉祈與雷淵，此二人在璀璨的金代文壇上頗負盛名，是金代文學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們所著詩集及文集對後世影響頗深。
劉祈（1203--1250），字京叔，自號神川遁士，是渾源劉氏家族最傑出之人。金末戰亂，劉祈被困汴京（今開封），後歷經艱辛，由河南、山東輾轉兩千餘里回到故里,築室名「歸潛」以居。因感：「昔所興交遊，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於是開始寫《歸潛志》，意在「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
《歸潛志》內容涉及範圍廣，史料價值高，書中編著了金末百餘人物小傳，另附雜記遺事、金哀宗亡國始末、崔立謀亂及金盛衰原因等卷宗。此書與元好問《壬辰雜編》並稱為金代兩大史實著作，然元書已佚，獨此書尚存，故彌足珍貴。金代史官研究金朝史料後說：「凡《從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皆無足取」，而「劉京叔歸潛志郁與於元裕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獨有足微者焉」。
雷淵（1184--1231），字希顏，是金代宋詩派的代表性詩人。其詩文構思奇特、洒脫奔放、遒勁雄奇，在金代文壇獨樹一幟。元好問在《希顏輓詩》中，評價他為「中朝第一人」。除劉祈、雷淵外，西京地區還有李純甫、劉郁等文學大家。正如劉祈所言：「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參政子平弘州順聖人，梁參政甫應州山陰人，程參政輝蔚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余在南州時，嘗與交遊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元好問更言：「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
綜上所述，金代西京地區的教育文化極至巔峰，不僅有女真直學、西京府學、鄉學書院等這樣的教育機構，還出現了前所未有、後代莫及的科舉取士盛況，以至於出現了劉祈、雷淵、李純甫這樣的文學大家，這無疑為西京地區的教育文化事業的輝煌奠定基石。金代「晉北多士」的盛況一方面是金統治者大力提倡漢學的結果，另一方面是西京地區多民族融合下的產物，當時的西京是南北文士匯聚之地，是東西文化交匯之所，其文士輩出，詩學繁盛，是順理成章之事。因此，從金代傳世文學作品可見，西京文學在金代文學發展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是中國傳統文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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