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評《越縵堂日記》

原標題：胡適評《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翁同龢、王闓運、葉昌熾所寫日記，都關係著幾十年朝章國故、學術人心，因而有晚清「四大日記」之稱。其中以李氏《越縵堂日記》的出版經過最為曲折，讀者對其書的毀譽也最多。以我所見，胡適所作的評價最得大體，比較公允。他肯定李氏長期堅持寫日記，讀書札記大多是好的，所載重大時事可補史傳。胡氏語簡，為之箋證。

一

李慈銘(1830～1894)從清咸豐四年(1854)開始寫日記，40餘年如一日。如因故中斷，則預記大略，得暇詳補。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自前月校書甚忙，至無暇寫日記，皆草草札記之邸抄面紙，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後補錄之」。初八日，「補錄日記」。初九日，「補錄前月日記訖」。十二日，「補寫是月日記訖」。有的也憑追憶補日記，不免恍惚。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日，補寫一月來日記，畢多彷彿，不能盡記矣」。李氏不時檢點舊日記，加以修飾。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終日閱舊日記，稍稍塗改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偶閱舊時日記，其中多有疵謬」。光緒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記檢一事，因將其中怒罵戲謔之語，盡塗去之。爾時狎比匪人，喜騁筆墨，近來偶一翻閱，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李氏也頗注意對日記的保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裝訂乙丑至今日記，共十五冊，分為兩函，今日標寫簽柎，頗極精整」。他的全部日記，凡72冊，分為8函，另有半冊。詳見《北平圖書館季刊》第6卷第5號載王重民《李越縵先生著述考》。

《越縵堂日記》的發表，幾經周折。先是稿本傳觀，繼而在期刊節登。直到民國九年，始由蔡元培等經理刻石影印其中的第2函至第7函，凡51冊。旋仍由蔡等經手，補印了第1函，凡13冊。以往學術界咸知《越縵堂日記》共64冊，即此兩次石印本的合計。至於其第八函8冊，則是至近年始發現並影印。

李氏常將日記給友好閱讀。如同治九年十月十五日，「作片致孫子宜，索還日記」。同治十年四月朔，「作書致周允臣，藉以近年日記兩冊」。六月初八日，「張牧臣來拜，以日記見還」。十月二十五日，「得朱鼎甫書，借日記」。「作書復鼎甫，藉以日記四冊」。光緒四年十月初十日，「得伯寅侍郎書，惠銀十兩，言昨見日記，知其乏絕，故復分廉，甚可感也」。伯寅，潘祖蔭。由此可見，在李氏生前，已有多人看到李氏的日記。

李慈銘歿後，文廷式曾見其《日記》。《聞塵偶記》云：「李蒓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於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慎也！然蒓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闓運，要遠過之。」善談掌故的徐一士，由此引出《李慈銘與王闓運》一文。據《一士類稿》言：「廷式嘗摘抄慈銘日記，間加批識」云云。

辛亥革命後，李氏《日記》曾經某些期刊節錄發表。王重民《李越縵先生著述考》著錄的《越縵堂日抄》2卷，《古學彙刊》本，即其中之一。王氏云：「《紹興公報》、《文藝雜誌》、《中國學報》相繼節刊，但僅數頁或數十頁，均不及《古學彙刊》為量之多。其開端十數條，為印本《日記》所無，疑錄自沈悅民所藏半冊內。」《中國學報》刊登李氏《日記》，頗受士林重視。《魯迅日記》：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廠購《中國學報》第二期一冊，四角。報中殊無善文，但以其有《越縵日記》，故買存之。」《藝風堂友朋書札》輯吳昌綬致繆荃孫書（六十）云：「近出《中國學報》，吾師見否？如要，可購以奉呈。」小註：「《越縵日記》不同，而亦有復見。」

繆荃孫曾托蔡元培等向李氏後人求《日記》全稿。並擬節抄刊行。上書輯元培致繆氏書云：「越縵先生日記，沈子培、樊雲門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時均未暇及此，今則想不復作此想矣。先生擬仿《竹汀日記鈔》例，節錄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尚在故鄉，容即函囑負篋赴滬，貢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間，則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後學之盛情，感佩者豈獨元培與李世兄而已哉！」據《蔡元培自述》，在李慈銘歿前一年，他在李氏京寓充西席教師。以故慈銘嗣子承侯，系蔡氏學生，即信中的「李世兄」。惟此事沒有達成。《藝風堂友朋書札》又輯吳重熹致繆荃孫書（十）云：「《蒓客日記》四冊送去。此為孫氏存本，孫氏無人，惟余內眷在閩，堅不出手，故假抄之。得方家理董成書，甚盛事也。樊山處者，亦當於家信中姑一問訊之。」樊增祥，字雲門，號樊山。亦李氏故人。由是在繆氏周圍又有人得見李氏《日記》的部分抄本。同書輯錄王秉恩致繆荃孫書（五）云：「《蒓老日記》向聞近於劉四。今讀之，學術純正，議論平實，異乎所聞。公為刊傳，甚盛事也。」但終未刊行。「劉四」，似指劉體智，劉秉章第四子。

直到民國八、九年，始由蔡元培、張元濟等經手，刻石影印，遵李氏遺願，先印同治二年至光緒十五年，凡51冊，6函。其詳具見於《張元濟日記》。民國八年六月三十日，「晤李璧臣，交《越縵堂日記》八冊」。璧臣，慈銘侄。八月三十日，「晨訪鶴庼於密采號，交出《越縵堂日記》六函，又李越縵照相一張，交劍丞保存」。鶴庼，蔡元培。夏敬觀，字劍丞，時佐張氏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年一月三十日，「鶴庼回信，《越縵堂日記》緣起可照改」。三月六日，「崔庼來信，言江西許季黻購《越縵堂日記》二十部」。許壽裳，字季黻。七月二十日，「約謝燕堂、翟孟舉、季臣，告知《越縵堂日記》無庸修潤，惟與原書不符者，稍加修飾」。以上略見該書交稿、預售、印刷諸事的經過。此書出版後，即在文化人中流通。《鄭孝胥日記》：辛酉（民國十年）六月初五日，「閱《李蒓客日記》」。初八日，「楊壽彤復送《越縵堂日記》來，凡六套，乃陳小石物，楊借觀之，復以轉借」。這6套就是第一次公之於世的第2函至第7函。

對《日記》的第1函，蔡氏遵李氏之意擬整理後印行，後聽錢玄同之勸，也將原稿刻石影印，以免擱置。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云：「《越縵堂日記》，近有補印十三冊，《蒓客日記》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於世間。」此已是民國二十五年事。

二

胡適也是最早閱《越縵堂日記》的一個。《胡適的日記》：民國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看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第三冊。這部書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記的重要原因。」五月四日，「下午，專補作日記。日記實在費時不少。古往今來日記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真不容易。怪不得作日記能持久的人真少。」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連日病中看《李慈銘日記》，更覺得此書價值之高。他的讀書札記大部分是好的。他記時事也有許多地方可補歷史，如41頁39以下，記光緒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銀號的倒閉，因敘主者胡光墉的歷史，並記恭親王奕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虧倒，皆可補史傳。」胡適這段對《越縵堂日記》的批識，發人深思。

按其時已是中法戰爭爆發的前夜。阜康號擠兌事件，正是列強入侵、內政腐敗交織相摩所引起的火花。有識之士，從此可覘中國民族危機的深重。胡適未引《越縵堂日記》有關全文，茲為補錄：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鋪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墉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有大賑事，非囑光墉，若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累賞御書。營大宅於杭城中，連互數坊，皆規禁篽，參西法而為之，屢毀屢造。所畜良賤婦女以數百，多出劫奪。亦頗為小惠，置葯肆，設善局，施棺衣，為饘粥。時出微利以餌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店遍於南北。阜康之號，杭州、上海、寧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爭寄重貲為奇贏。前日之晡，忽天津電報言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聞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亦有寒士得數百金托權子母為生命者同歸於盡。今日聞內城錢鋪曰：「四大恆」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故矣！

查《翁同龢日記》云：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京都阜康銀號，大賈也，昨夜閉門矣，其票存不可勝計，而圓通觀粥捐公項六千兩亦在內，奈何奈何！」兩部《日記》相比，顯然李優於翁，敢揭時弊。

對胡光墉破產案，清廷責令浙江巡撫劉秉章負責清理，將其財產分償債務。以故秉章之子體智所著《異辭錄》，頗追記此事內幕。茲節引與《越縵堂日記》相印證。「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營圍寇於金陵，江浙遍處不安，道路阻滯。光墉於其間操奇贏，使銀價旦夕輕重，遂以致富。王壯愍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餉，接濟大營毋匱。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則借外債，尤非光墉弗克舉。迭經保案，賞頭品銜翎，三代封典，儼然顯宦，特旨賞布政司銜，賞黃馬褂，尤為異數矣。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錢肆，其子店遍於南北，富名震乎內外，金以為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貲財，動輒巨萬，尤足壯其聲勢。江浙絲繭，向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墉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操縱。農民咸利賴之。國庫支黜有時，常通有無，頗恃以為緩急之計。」但「未久，光墉以破產聞。先是，關外軍需，咸經光墉之肆。頻年外洋絲市不振，光墉雖多智，在同光時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能譯者，每昧外情；且海陸運輸利權久失，彼能來，我不能往，財貨山積，一有朽腐，盡喪其貲，於是不得已而賤售，西語謂之『拍賣』。遂露窘狀。上海道邵小村觀察本有應繳西餉，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於是存款巨萬的協辦大學士文煜等紛紛出手，向劉秉章請託，索胡光墉的財產，作為抵償。結果文煜獲得了胡慶余葯肆之半，這是一塊肥肉。但據《異辭錄》說，有一行腳僧人以500銀元存於杭州胡氏開設的典肆，苦苦索求，只得到了一些婦女衣服，折價作抵。那僧人痛哭而去。由此可見，阜康號的倒閉事件，進一步暴露了當時的腐政。一事牽引全局。《越縵堂日記》所記時政甚多，如楊乃武冤獄翻案等，而胡適獨舉斯例，謂可補史傳，足征卓識。

李慈銘畢生勤學，涉獵四部，多留批識。金梁《瓜圃叢刊敘錄》內有《越縵堂書目跋》，謂嘗見李氏遺書800餘種於其後人處，註明手校本90餘種，手批本100餘種，手跋本50餘種，手序記本5種，手抄補本5種，校勘記、勘誤記各1種。對這些讀書心得，《越縵堂日記》有所節錄，然而不免瑜瑕並見，前賢多糾李氏疏誤。如唐釋道世，字玄惲，避太宗（李世民）諱，以字行。「《宋高僧傳》始回復為道世，而著明其稱字之由焉。《越縵堂日記》十六冊謂『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諱，殊不可解，蓋未見《宋高僧傳》也。」見《陳援庵先生全集》第9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3《法苑珠林》條。又如書商以文秉撰《甲乙事案》冒顧炎武《聖安本記》印行，雖二者大有分別，但李慈銘不能辨，誤以為前者是顧炎武少年所為，猶不脫明人學究氣，以之寫入《越縵堂日記》。見《朱希祖先生文集》（六）所輯《抄本〈甲乙事案〉跋》。以故胡適謂《日記》所錄讀書札記大多是好的，留有餘地，這是合乎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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