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文化的英國上尉，以25英鎊將《女史箴圖》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這次在英國再度見到《女史箴圖》，距離我第一次見到這幅畫，近七年過去了。我像見到老朋友一樣，卻依然是新鮮的感覺，依然是崇敬的心情。

畫《女史箴圖》的顧愷之，是中國繪畫史上最前端的一位著名畫家。他確立了中國繪畫審美的價值觀，確立了形神論，確立了中國美學的基礎。

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局部

第一次知道顧愷之，是在大學時期的美術史課程。因為南藝的前輩俞劍華、羅尗子、溫肇桐先生編著有《顧愷之研究資料》，這本1962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畫家資料集，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之前少有的研究古代畫家的專著。而我的導師溫肇桐教授畢生研究顧愷之，對我的影響極大。包括這本書的三位編著者在內，很多研究中國古代美術史或者學過中國古代美術史的畫家，都沒有機會看到原作，因為它深藏於大英博物館之中。那時候連出國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怎麼可能奢望能夠在大英博物館中看到《女史箴圖》？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得之於偶然。2011年9月19日,我作為國家博物館的一員前往大英博物館交流，那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和東方部主任司美茵女士說，這次來倫敦時間太緊了，否則會向你提一些要求，有的可能會讓你很為難。我沒有具體說什麼事情，下午如約在大英博物館見到她。她一見面就問我：「想看《女史箴圖》嗎？」

那當然！

就這樣，她領著我們在大英博物館大門右側一個巷子穿過，來到大英圍牆外面的書畫裝裱室。《女史箴圖》靜靜地平放在案子上，工作人員輕輕地捲起覆蓋在上面的宣紙而露出了尊榮，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我一直好奇，它在展廳中該是什麼樣的情況？

《女史箴圖》現在暫時不對公眾開放了。出於保護的要求，此前是每年展出八周，在一年中分三個時段展出，保證公眾能有機會看到。但這對於旅行到倫敦的中國公眾來說，能夠碰到展出的時間也是很不容易的。

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局部

關於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有很多故事。這好像是名畫共同的特點，如同現今分處海峽兩岸的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還弄出了「焚畫殉葬」的故事而成為歷史疑案。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原來收藏於紫禁城的建福宮花園內，慈禧太后因為寶愛而將其轉放於頤和園。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侵華，駐頤和園的英軍第一孟加拉騎兵團的約翰遜上尉將《女史箴圖》掠走。這個實在沒有太多知識的上尉在1902年回到倫敦後，因為看中了畫軸上的玉扣，而將《女史箴圖》拿到大英博物館請專家為玉扣估價，大英博物館繪畫部的管理員Sidney Colvin(1845-1927)　和他的助手　Laurence Binyon(1869-1943)卻看中了畫的價值，並以25英鎊從約翰遜上尉手中購得。為了這25英鎊，這位上尉在頤和園為獲得這幅畫也可以說是既壯了膽又費盡了心機，而始初的出發點則是看上了那玉扣，而不是畫本身。當時的25英鎊相當於現在1000多英鎊，合人民幣15000元左右，這一數字與舉世無雙、價值連城相應，則成了笑話。想想大英博物館能出25英鎊來買那原本不值錢的玉扣，也是不容易。

儘管約翰遜獲得《女史箴圖》的手段極不光彩，但大英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實在令人敬佩，如果不是他們，那《女史箴圖》或許在上尉賣了玉扣之後，就會成為上尉的垃圾，可能會付之一炬，想想都後怕。應該看到這一時期歐洲興起的收藏中國古董的熱潮，從一方面帶動了博物館對於中國文物的關注和研究，而因為博物館的關注，又從另一方面助推了社會對於中國文物的收藏。比如法國人格蘭迪迪艾爾(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就收藏了近6000件中國歷代陶瓷，其中許多來自晚晴內務部的古董拍賣會上。1894年，他將所藏悉數捐贈給法國政府，1945年後藏於吉美博物館。另一位米歇爾·卡爾曼(Michel Kalmann，1880-1974)也是以畢生精力收藏中國古代文物，涵蓋了中國歷代陶瓷，其中不乏官窯製品，形成了如今法國吉美博物館中的卡爾曼珍藏系列。這從一個方面也說明了博物館對於積累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博物館存在的必要性。

無疑，博物館的專業水準決定了文物的命運，當《女史箴圖》入藏大英博物館之後，大英博物館按照日本畫並請日本技師重新裝裱，將畫分為三段，使這幅畫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特別是去除了原畫中明清時期的文人題跋，使原本可以表現出流傳有序的遞藏與鑒賞過程出現了歷史斷層，破壞了它的學術關係和價值。顯然，大英博物館功過各半。

2013年夏天，大英博物館為了補過，邀請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討論如何修復《女史箴圖》，最終決定在原畫的基礎上進行加固，解決了此前存在的掉渣的問題，而這之中邀請中國的專家來操刀則是正確的選擇。

由此，才有了今天我眼前的《女史箴圖》。

作者為知名藝術評論家

編輯丨Jo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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