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冷戰勝利與西方文明的自我毀滅

原標題：王陶陶：冷戰勝利與西方文明的自我毀滅

問（網友）：陶陶，我是你的忠實聽眾。你前幾天講的《勝利的邊界》節目中，對勝利邊界這一問題，依然有些不理解。為何說徹底消滅敵人往往意味著勝利的過度，甚至勝利的災難？

答：這其實是一個挺哲學化的問題，需要一種哲學範疇的答案。

首先，什麼是「敵人」？什麼是「我們」？需要搞清楚才行。我們常常說「敵我敵我」，何謂「敵我」？

若是沒有敵人，就談不上「我們」？同樣，如果真的存在想像中的「我們」，那麼必然會有「敵人」至少潛在「敵人」的存在。「敵人」是一個相對於「我們」的概念，「我們」亦是如此。這實際上意味著，當「敵人」不存在後，「我們」也就不存在了。

就如同：沒有了蘇聯，沒有了納粹德國，沒有了肉眼可見的真正強敵，亨廷頓所言之「我們是誰？」（Who are we？）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困惑和風險。這足以威脅一個國家甚至文明的根本認同，並釀成不可預料之災禍。同樣，強敵迦太基一旦徹底滅亡，羅馬人就會自相殘殺，格拉古兄弟、馬略、蘇拉、龐培、凱撒、屋大維應運而生，直至羅馬共和的終結。

從這個意義上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有一個可控的敵人，要比沒有敵人或者有一個不可控的敵人要好。因此，極限勝利下強敵的灰飛煙滅並不意味著永久的和平，而是「自我」崩潰的前提。這是一個很有趣但真實存在的政治邏輯。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儘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範文子諫晉公言，《左傳》成公十六年，不久晉國陷入內亂，直至分崩離析

「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西晉大臣諫阻晉武帝南伐東吳，言論雖謬，但亦有其理，《資治通鑒》八十卷晉紀，十數年後，八王之亂直至五胡亂華

比如：假若資產階級被消滅殆盡了，那麼無產階級的認同就會消失；在今天的西方，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伊斯蘭極端主義越強大，他的真正敵人極右翼民族主義就會越昌隆。即「敵人」如果越清晰，「我們」就會越明顯，「敵人」如果越模糊，「我們」就會走向瓦解。

問：你說的哲理我有點懂了。不過能否從具體操作上講一講。

答：有一個成語叫「養寇自重」，我想你應該聽說過。

對於聰明的將帥來說，他必然能夠意識到，保留匪患的存在，就是保住自己權力的基礎。項羽若是不死，韓信必然依舊是漢王的股肱之臣；永曆帝的南明朝廷若是沒被剿滅，三藩也就談不上撤除；太平天國如果依然屹立，曾國藩總督江南五省的天大權力何至於被剝奪？

所以，崇禎的大將左良玉心領神會地放跑了巨寇張獻忠，奉旨剿叛的總理大臣袁世凱把真心剿滅辛亥革命軍的馮國璋換成磨洋工的段祺瑞。為什麼？因為，敵我是互生的，官匪是互依的。只有問題存在下去，那個能夠解決問題的傢伙才有可能擁有更大的權力。

極限勝利的危險，說得再通俗點就是：如果醫學徹底征服了疾病，那麼醫生就會滅亡；如果沒有小偷了，鎖匠就會餓死。理解了吧。

問：你這麼說，我理解了一些，那麼如何把握勝利的邊界呢？

答：我也說不上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問：那就具體事例進行一些分析吧？

答：我個人認為，敵我之間互利共生的現實，決定了幾乎一切敵我間都存在共同的利益。

比如，如果沒有薩達姆對伊朗的入侵，霍梅尼不可能藉助戰爭製造的緊張局勢，從而輕而易舉地掃蕩國內的反對者；同樣，今天的法國極右翼領袖瑪麗勒龐最應該感謝的就是該國的聖戰分子，若不是接二連三的大規模恐怖襲擊，這位極右翼領導人幾乎不可能迅速擁有今天的影響力。

因此，在與敵人的戰爭中，一定要分清楚彼此的共同利益和衝突，這並不矛盾。這是理清勝利邊界、避免極限勝利的關鍵。

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美國與薩達姆的關係。作為世界現行秩序的維護者，美國與伊拉克曾經的獨裁者儘管看上去不共戴天，但實際上共享者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公然破壞了國際法，是致力於確保中東穩定的美國之地緣敵人；另一方面，薩達姆在國內鎮壓什葉派、庫爾德人，同時也遏制了伊朗在兩河流域的擴張，客觀上對中東的秩序起到了穩定的作用，與美國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

所以，在與薩達姆的戰爭中，美國要做的，就是懲罰薩達姆破壞中東穩定的行為——如入侵科威特，因為這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同時支持或者默許薩達姆穩定中東秩序的行為，如薩達姆對庫爾德人的殘酷鎮壓（庫爾德人的崛起將引發中東的動蕩），對什葉派的清理（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是伊朗擴張的跳板），因為薩達姆的這些作為，代替美國維持了中東的秩序，確保了美國的利益。

老布希所主導的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就是一位大政治家的高明手筆，分寸把握得滴水不漏。戰爭打擊了薩達姆破壞中東秩序的行為，如入侵科威特，但默許了薩達姆隨後屠殺庫爾德人和什葉派的作為，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確保了其中東穩定的總目標。同時，通過戰爭將薩達姆削弱成一個可控、穩定的敵人，不但遏制了伊朗的擴張，還迫使海灣各國如沙特、卡達、科威特等更加恭敬地屈膝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之下（因為他們恐懼薩達姆的入侵，只能更加服從美國）。這場戰爭就是一場有限的勝利，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完美勝利。

相反，2003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則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敗筆。戰爭摧毀了一個富裕、有形且能夠輕易被美國常規軍事力量懾服的獨裁者，製造了秩序的真空，從而為美國軍事力量無法威懾的無數叛亂分子崛起提供了條件——即可控的敵人被消滅了，釋放了不可控的敵人。同時，美國民主意識形態在伊拉克的推廣，製造了中東君主國對美國的離心傾向，而伊朗的勢力也順理成章地支配了伊拉克南部。從政治意義上來講，這場戰爭堪稱極限勝利，也催生了極限勝利的災難。

問：嗯，我感覺有點懂了。不過，我也喜歡看歷史，為何無法有這種深度一些的認知呢？陶陶能不能說點心得？

答：怎麼說呢，在我眼裡，歷史並不是咬文嚼字的經書，也不是衡量是非的道德工具，而是政治大道之合，能夠從中了解人性。

我小時候比較欽佩那些大豪傑讀書的方式，特別想學到其中的神髓。希魔曾經說過，「他從歐洲的歷史中學到了人類的膚淺」，當時只是感覺很拽，可是也搞不清到底為什麼。

可是當我經歷了街頭的邊緣生活，在基層見慣了農民的狡詐和淳樸之後，我不得不承認，人性是不變的。屌絲永遠喜歡美女，知識分子永遠自戀相輕，窮人總會嫉妒仇恨富人，人類總認為自己獨一無二。而革命與統治不就是圍繞著這些心態么？

所以，從人性的角度看歷史，多一些閱歷就會有真正的體會。象牙塔里做不了政治的大學問，古往今來的大政治家或許不通文墨，但經歷鮮有簡單的，為何？經歷越複雜，起伏越跌宕，對人性的洞察才會越清晰，歷史同樣如此。

問：哈哈，算了，我覺得當前生活還不錯，不想嘗試。既然你這麼自詡了解革命政治，能不能用一句話概況一些古今中外革命的精髓。

答：這很難啊。怎麼說呢？

哈哈，有了！

「劫富濟貧的好漢們，最後都發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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