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太苦，媽媽要走了！

葉建民，男，1959年出生，學歷大專。少年得志，從過政，下過海，幾度沉浮，勵志不衰。近十幾年來，專註於傳統文產業的研究和實踐，現任浙江省國際美術交流協會執行秘書長，杭州西鈐文化藝術策劃有限公司董事長。

慈母程氏名春香，浙江壽昌鎮人，程氏舊時屬壽邑望族。母親的祖籍屬安徽績溪縣臨溪鎮蒲川村，在外高祖那一代便來壽邑經商置業，雲程發軔；時至外曾祖時，克紹箕裘，再建功立業。民國時外曾祖曾被公推壽昌縣署計政，曾任常山縣財政科長、吳興縣計政局主任歷時十幾年。當時壽昌縣的柴油機發電廠，便是外曾祖家置辦經營的，專為縣政府及壽邑望族供電，外曾祖父的經營才幹由此可見一斑；聽外婆說，在解放後城北碾米場一帶的徽派建築都是外公家的。我所能記得的，現在也只有另星碎片的印像了。

由於太平天國運動和抗日戰爭戰亂，特別是日冠軍機轟炸了外公家後，外公家家道中落，此後分家析產，時運不濟，解放後的土改，外公家只評了一個小地主成分，在唯成分論的那個年代，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到了媽媽求學的年紀時，外公盪盡私產，子女熬清受淡，日子十分清苦，聽媽媽說經常餓著肚子上學，穿著單褲過冬。那時候的媽媽就過苦日子了，還好外婆縮衣節食，外出幫工，東湊西借，勉強讓四、五子女念了書，媽媽算是讀完了高小，阿姨進了衛校。當時的媽媽也算是一個文藝青年，還進過文宣隊，有時候媽媽高興了，會給我們唱《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很是好聽。當時的女青年嫁給幹部和軍人是一種時尚，媽媽也就嫁給當時在縣政府工作的爸爸，阿咦也就嫁給了當海軍的姨夫。

自從媽媽嫁給了我爸爸後，應該說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人生。父親是放牛娃出生，但聽伯父說會拉二胡會唱戲，很愛學習，他會利用放牛的時間，努力識字，折根細棍子便在泥地上練字，思想積極上進，響應政府召開，在村裡年輕人中有威望，抗美援朝時期，帶頭應徵入伍都被部隊錄取了，地方上還是硬要了回來，把父親作為地方幹部培養了。父親先後擔任過區鄉領導，縣法院院長，縣農工部長等職務，媽媽在郵政代辦所工作還任接線員，我記憶中特別喜歡玩媽媽總機上的接電話插頭，貌似幫媽媽接電話。在媽媽和爸爸的短暫的婚姻里，生育了我們五兄妹，雖經國家三年自然災害，媽媽勤勞能幹，有空就挖地種菜，養雞養豬日子過得還滋潤。記得小時候拍的照片，兄弟個個穿著背帶小西裝，留著小分頭，還是挺洋氣的。

但好景不長。四清運動來臨，爸爸被派駐到現在建德更樓新市村搞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當時父親選一個當地最貧困的農家入住，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慎染上了鼠疫，現在叫出血熱、但當時臨床上還沒有這個概念，因為當時醫療水平有限，醫院誤當傷寒治療，最後不幸因公逝世，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傾刻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當時我們五兄妹，最大的哥哥才九歲，最小的妹妹在父親逝世後一天出生；母親一生的苦和難才真正開始了。父親逝世後因為母親正在坐產，為了避免母親的巨大精神打擊，領導要求所有的同事親戚朋友實行保秘，日久生疑，母親自己下床打電話給領導要父親，紙終究包不住火，母親知道了噩耗後徹底崩潰了。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母愛常常會激發出超出我們想像的能力。面對五個嗷嗷待哺孩子，母親選擇了堅強，她要把這上天的不公嚼出這世間的人生百味！她用一個弱女子的肩膀扛起了一個六口之家的千斤萬擔和所有的未來！是年母親三十三歲！

此時此刻，黨和政府申出關懷之手，我們五兄妹全部列入國家撫恤的對象，把母親的工作從基層調到壽昌鎮上的供銷合作社，因為我們兄妹在64年父親為響應國家精兵簡政的號召，戶口下放到了農村，領導也把我們兄妹的戶口從偏遠的大店口遷入了壽昌鎮的河南里村，以便於我們取得口糧。

為了暫時減輕母親的壓力，姑姑大伯家把我們三兄弟接到了自己的鄉下寄養，當時四歲多的弟弟建國竟然跟著板車從十幾里外的周村姑姑家逃回了壽昌自己家裡，我也不慎跌入火盆燒壞了雙手，最後母親牙齒一咬，把我和弟弟全部接到自己身邊一起生活。

從此以後，她孑身一人，終身未嫁，走過五十餘年！當地許多年長的鄉親說，你媽媽要是在過去，是可以立牌坊的。自從她從父親去世的悲傷中走出來後，她已抱定二個信念和決心：不再婚，一定要堅強！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我的判斷。

繼父親去世後的一個更大打擊，是我哥哥建華的意外不幸。因為單靠媽媽一個人的工資和我們一點政府撫恤金，時值我們兄妹日漸長大，要吃要喝要穿要讀書，生活過得挺勉強的。為減輕媽媽的負擔，我們兄弟每個周末都要上山拾柴火。在71年的某個周末，我們三兄弟上山去撿柴火，哥哥為懸崖上的一根枯柴，跌落懸崖的谷底，那飄下去印像有時候會在我夢裡呈現。因為我們年幼無知，面對如此突發的情況，已茫然不知所措，多虧被附近砍柴的村民發現，背著我哥送到就近的部隊衛生所，部隊戰士馬上用擔架扛著哥哥從艾溪上飛奔壽昌第三人民醫院，但已無力回天。哥哥又走了！

這次災禍，對於母親來說，不亞於父親的過世。因為孩子已經是她全部的希望，一個鮮活的生命，怎麼可以在她面前說沒就沒了呢？

一個從小沒有父愛和管教的孩子是淘氣的，少更無知和魯莽，讓母親飽受了傷心、屈辱和無助。記得有一次，弟弟建國拿了母親商店裡的什麼東西，在母親單位里掀起了軒然大波，母親是一個非常器重名聲的人，在單位和同事的責難下，母親如入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窘境，領著我們兄弟從壽昌徒歩十幾里路投奔到姑姑家，希望有一個至親可以傾訴一腔的委屈。一路上，母親當著我們的面，用繩索自勒自己的頸脖，母親這樣的舉動讓我感到了世界末日日的來臨，在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了恐懼的陰影。

後來長大了漸漸明白，當時母親的這個舉動，並不是要去尋短，而是要告訴我們，做人不能做壞事，名聲比命重要，也是想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要我們記住她對我們的要求。

母親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最不能入眼的就是浪費。有一次我在家招待朋友，大家喝得很嗨，山公倒載，大家興盡而返，母親在幫我打掃戰場，待到半夜，母親哇哇的直吐驚醒了我，好生納悶，追問之下，她才吐露實情，她說這麼好的酒倒了多可惜，一句話讓我啼笑皆非。

小孩長身體，去年的衣服今年就穿不上，早上要趕學校，母親一急就把她的外套給我穿上，我高高興興地去了學校後發現，女同學對我指指點點，原來她們在笑我穿女人的衣服、這下我就不幹了，回家立馬脫下衣服扔了地上，母親笑著撿起衣服，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剪了一通，在家裡的蝴蝶牌縫綸機上踩了不知道幾個小時，第二天，母親把一件改好貼身的衣服給我穿上，我又高高興興去上學了。

母親是一輩子吃了二輩子的苦人，自己雖苦，但更識得別人家的苦。記得母親的店堂經常有一位刻瓷李姓老先生，在瓷碗瓷盤上刻了一手好字，刻一個碗幾分錢，特別是過年大家買年貨的時候，他會在店堂里從開門刻到關門，原來這位叫李翰林的老先生，原本就是一個教書匠，很有文才，因為＂黑五類＂被打回農村，子女多，吃口重，自己又無體力，母親給了他這麼一個補貼家用機會。若干年後，李翰林老先生被請到鎮政府來編寫地方志，才算用其所長，也開始過上安穩的日子，我們家裡女兒侄兒侄女的名字就是他給取的。

母親的日用商店算是壽昌老街上的旺鋪，商品的進出都要拉夫。但母親店裡的拉夫我總是很嫌嫉，因為他頭上長滿癬，我們當地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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