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從宋代到朱元璋時代，經濟發展水平竟然一落千丈？

我以前比較過宋代與明代的平民工薪與物價水平：宋代一個五口之家的平民家庭，如果只有一名勞動力，家庭日收入為100~230文，日基本開支100文；明代一個五口之家的平民家庭，如果同樣只有一名勞動力，則日收入只有21文，日基本開支28文。

面對這樣兩組數據：我們應該會感到驚詫，從宋代到明代，中間相隔不過100年左右的時間，但不管是物價，還是勞動力價格，都發生了驚人的縮水，而且，如此低水平的物價與勞動力價格，在明代差不多持續了200年。這是怎麼一回事？

恐怕很難簡單地用改朝換代與戰亂破壞來解釋。明清易代之際，也是長年戰火燃燒，但勞動力平均價格卻不曾出現長時段的大起大伏，晚清馮桂芬說：「年來（咸豐初年以來），百物騰貴，……即如工匠一節，國初（清初）每工只銀二三分，今（晚清）增三四倍。」 可見清初的勞動力價格與明代相彷彿。

從宋代到明代，之所以發生了大規模、長時間的嚴重通縮，我們相信重要的原因在於，朱元璋建立的財稅制度、經濟體系、明中前期的市場規模、貨幣流量、商業化與市場化程度，都跟宋朝的大相徑庭。

一些研究明代經濟史的學者已經指出：「明王朝建國前後，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乾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於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明代經濟格局受朱元璋立國規模的影響至深，1500 年以前的明代財政體系亦被稱之為洪武型體系，其特色是反市場的勞役和實物交換制度。貨幣交換雖還存在，但始終備受打壓而完全不顯著」 。

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他治下的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農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鄉間不得有游手閑人，「其有不事生業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人們也不得擅自離開戶籍所在地，「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 ；鄉里最好不要有誘人作樂的酒店，「鄉社村保中無酒肆」，「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 ；首都南京雖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興建了十五間酒樓，以點綴太平盛世，「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 ，朝廷對於酒稅漠不關心、滿不在乎。

事實上，朱元璋似乎也不需要發達的工商業與貨幣化市場，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煉鐵工場，朱元璋稱「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 ；明政府也常年不鑄幣，整個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明代前期，全國有接近一半的地區成為「不行錢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貨幣的區域，民間交易只好採用實物貨幣，「雲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穀銀布，山西陝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 ；政府與財政都控制在最小規模，以實物稅與全民勞役方式維持政府的簡單運轉，連衙門辦公的「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征取」 。

在這樣的「洪武型體系」之下，我們很難想像社會經濟能夠獲得正常發展。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只有在突破了「洪武型體系」的束縛之後才可能出現。但終明一代，勞動力價格一直徘徊在「日薪三分銀」的水平線上下，即使在晚明，勞動力價格也未見明顯上升。從這個角度來看，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也許被今人高估了。

倒是晚清自洋務運動之後，從經濟生活的表現來看，跟宋代高度相似：國家致力於發展工商業，政府機構中成立眾多經濟部門，大批官辦企業興起，口岸對外開放，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大量人口流入城市，政府通過徵收工商稅、發行公債快速擴張財政，積極發行貨幣並試圖控制鑄幣權，工商稅比重開始超過農業稅，物價與勞動力價格也庶幾追上宋代的水平（馮桂芬的觀察可作為旁證：「國初每工只銀二三分，今增三四倍」），社會出現「高收入+高消費」的趨勢。

歷史學者將晚清時期出現的這種歷史性嬗變視為是近代化的表現，但我們如果拉寬歷史觀察的視界，便會發現，這樣的近代化轉型早在宋代就開始啟動了。只不過宋後歷史又發生了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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