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時，他考中榜眼；三十歲時，他的奏摺讓四位宰相罷官

北宋時期，國家富裕，名相輩出。雖然北宋的軍事能力一向令人詬病，但文臣治國理政的本事是一流的。這有賴於北宋自由的社會風氣和一波又一波優秀的宰相。在他們之中，韓琦的名氣可能不算是最為響亮的，但他文武全才，人生際遇的傳奇與任何名相相比都不遑多讓。

韓琦的出身很低微，父親雖然也是進士，而且當過泉州知府，但韓琦卻是他和婢女所生。更為悲慘的是，在韓琦年僅三歲的時候，父母親都過世了，他成為了一名孤兒。

從此他由哥哥們撫養長大，按理說是非常可憐的。但是，韓琦從小表現得出奇的成熟，不光自立自尊，還有大志向，性格穩重寡言，讀書刻苦，才學過人。（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努力就有回報，這句話古今亦然。韓琦很快就在科舉考試中嶄露頭角，二十歲的時候便斬獲了進士科榜眼，同榜之中就有比他大了九歲的包拯。

可能因為太過年輕，別的進士分配的工作往往是知縣起步，升遷也會很快。但韓琦卻是監丞起步，干過通判，從來沒有做過一地的最高長官，甚至在監管左藏庫這種不痛不癢的位置一干就是好幾年。很多人都為這個榜眼而鳴不平，但韓琦始終無怨無悔，不發一句牢騷。

老實的韓琦最終被宋仁宗發現，並迅速提拔他擔任了右司諫。言官就是要不怕得罪人，要大膽提意見。開始皇帝還怕他像守倉庫時那麼老實，不敢觸犯他人，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韓琦對於自己的利益時可以不聲張，但在該他發出聲音的時候，他從來不會沉默。

擔任右司諫的三年時間內，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

特別是在寶元元年時，韓琦的一封上疏引起了朝野的震動。此時，國家發生了許多災難，出現了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當時朝中的宰相是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是韓億、石中立。他們都不是奸臣，只不過面對如此極端的自然災難，卻束手無策。

在封建社會中，也許不貪污、不枉法也就是個好官了。然而，韓琦卻率先提出這四人庸碌無為，「罕所建明」，這也是犯錯。他向仁宗皇帝指出，大宋八十年的太平日子，都是祖先篳路襤褸，群臣殫精竭力作為，絕不能讓這些庸臣隨隨便便就斷送了。（坐付庸臣恣其毀壞）

這封奏疏就叫做《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奏疏所達不久，四人同時被免職，韓琦的名氣在京師震動，人人競相稱他「片紙落去四宰執」。

隨後，韓琦更是抨擊了「貨賂公行」、「因緣請託」的社會風氣，並指出官場上存在「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問題。他建議宋仁宗更要大膽一些，「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

這種直言敢諫的性格，影響了他的一生，甚至連當上宰相之後也沒有改變。北宋的文人一般都比較文弱，邊境有所衝突都希望能花錢消災，息事寧人。但韓琦一改宋廷之柔，表示對於西夏的挑釁應該堅決打擊。雖然因為沒有帶兵打仗，在好水川之戰吃了大虧。但他後來卧薪嘗膽，與范仲淹同心同德，屢立奇功，被人稱頌「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韓琦在宋仁宗時期，冒著絕大的風險，建議仁宗不能再拖延，立趙曙為繼承人，見到宋英宗身體不好，又勸立趙頊為太子。本來這種事情是犯忌諱的，別人都不願意惹禍上身，但韓琦就是敢作敢當。兩次議定接班人不久，皇帝都駕崩了，而大宋沒有遭遇政權交替的動蕩，他功不可沒。

當然，韓琦一直被人詬病人品不好。但是作為宰相來說，對得起黎民百姓，對得起皇恩浩蕩，對得起自己的俸祿，對得起從政時的理想，不畏權貴，體恤萬民，絲毫不將個人的榮辱和安危放在心上。這樣的能吏，這樣的賢相，對他還有什麼好苛求的呢？

參考資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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